說不好普通話的大灣區代表隊能走多遠？

作者 | 李婷

責編 | 李婷

圖編 | 莊溪瑞

最近芒果綜藝《披荊斬棘的哥哥》（下稱《哥哥》）火爆全網，其中最有看點的當屬陳小春領銜的

“大灣區代表隊”

。一方面，這一波港星的回憶殺，徹底籠絡住了70、80後的人心，畢竟他們誰不是聽著粵語歌、看著TVB上大的呢。另一方面，大灣區港星的無厘頭、以及夾雜著飄忽不定兒話音的

塑膠普通話

真真長在了90和00後的笑點上。

當然大灣區部落的成組也有賴於今年《哥哥》組團的新規。與《乘風破浪的姐姐》不同，《哥哥》基本屬於自由協商成組。

觀察哥哥們怎麼成團也是很有意思的，在專業考慮之外，老鄉關係也起了重要作用。

比如，大灣區香港代表隊，又比如布瑞吉和Gai的重慶代表隊（本來是想叫上同為重慶人的張晉的，但後來因為人數超了放棄）、還有李承鉉和James的美籍韓裔代表隊。

老鄉組隊最顯而易見的好處就是可以直接說！家！鄉！話。大灣區組隊成功後第一個反應就是：

“咱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說普通話了？”

彈幕及時飄過：好像在看港劇。而Gai和布瑞吉的重慶話，又可以一秒鐘把人拉入《瘋狂的石頭》的現實魔幻主義氛圍中。

要知道，廣東和川渝地區本就是我國方言傳承率最高、最熱愛說本地話的兩個地方了。

老鄉文化是我國人際關係差序格局中圈層文化的重要體現。

老鄉相認最常見的模式就是互飆幾句家鄉話，就像是接頭的暗號，彼此確認身份。

一方面，講方言的確能很快拉近彼此的距離，獲得老鄉間的幫助和扶持；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形成小團體，人為製造隔離圈，阻礙個人與外部更多的接觸和發展的機會。在人口流動越來越頻繁，港星也要頻頻北上的今天，

方言到底在個人發展中起到怎樣的作用？說不好普通話的大灣區能取得成功嗎？

今天我們就來“科學地“八卦一下。

#01

我國的方言分佈

古語有說：

“十里不同音。”

一句話已體現了我國方言種類繁多、系統複雜的特徵。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2012）的分類，漢語方言（不包括少數民族語系）可以在第一層次上劃分為

十大方言

，即官話、晉語、吳語、徽語、閩語、粵語、湘語、贛語、客家話和平話。這十大方言形成的歷史不一樣，大致沿著下圖的脈絡和時間演化。

圖1：現代漢語方言分化歷史層次示意圖（龔為綱 等，2013）

形成時間最早的是吳語

，主要是三國和兩晉時期（衣冠南渡），以及後來的兩宋之交大批北方移民進入吳地，歷代北方移民帶來的方言逐步演化成為現代吳語。

閩語

來自從吳地繼續南遷的漢人，到了唐宋時期作為有明顯特徵的方言正式確立起來。

湘語

起源於古楚語，

贛語

形成於唐代北方移民與古江西方言交匯，

客家話

在宋元之交經過贛語、閩西和粵北方言交融形成，而

粵語

則奠基於宋代漢人南下避難。

從方言發生學的角度來看，

除了官話，其他的狹義漢語方言基本都在兩宋以前形成，大部分是明清以前的移民形成

，位於我國南方（除了晉語），相對遭受戰亂較少，因此人口繁衍的歷史比較長，村莊的宗族結構比較穩定，傳統文化也相對比較深厚。

由此也不難理解，南方的方言區一般都有較強的生育數量和男孩偏好。

相比較來說，

官話的歷史最短

，主要是元明清時代的移民形成。大部分官話區都位於北方，經常遭受戰亂影響，村莊發育的時間較短，又離古代政治中心比較近，宗族勢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反而受官方的文化制度影響較大。

在官話下，又可以劃分出東北官話、北京官話、冀魯官話、膠遼官話、中原官話、蘭銀官話、江淮官話以及西南官話這些

二級方言區劃

。上面說到的川渝方言就是隸屬於西南官話的範疇，與粵語並不屬於同一個對比級別。

要區分一個地方的方言是不是官話，一個簡便的方法就是，

如果這個語言說慢一點就能聽懂五、六分，那麼它很有可能是屬於官話系統

，但是如果你非常仔細地聽，仍然一句話也聽不懂，那麼多半這個就是非官話的方言了。圖2展示了在地級市層面各地的一級方言、二級官話，以及少數民族區域分化。

圖2：我國地級市層面一級方言、二級官話以及少數民族區域分佈 （Li et al。 2020）

備註：Cantonese：粵語，Komese：贛語，Hakka：客家話，Tibetan：藏語區

總體而言，這些方言區還是連成片的

，

但同一省份內部也可能會有好幾種主要的方言，比如散裝的江蘇和安徽。當然在同一個地級市內部，也會存在多個主要方言並行的情況。特別的，如果進一步區分次級方言（共105種次方言），一些地級市，就會出現更復雜的混合情況，比如安徽的池州市和廣西的桂林市都各有5種主要次級方言。

那麼一個地區方言的複雜程度會影響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嗎？一個組織內部方言越複雜會影響組織表現嗎？

經濟學家還真認真研究過這些問題。

#02

方言多樣性與組織表現

有很多的文獻聚焦多樣性對大到地區經濟增長小到企業發展的影響。

大部分研究認為，多樣性對組織的發展既有抑制作用，又有促進作用。

抑制作用主要是透過提高經濟體內部的溝通成本、合作成本以及降低團隊的凝聚力產生效果。多樣化的內部構成可能使得資訊傳遞不通暢，破壞信任水平。而

促進機制

則強調多樣效能形成技術互補，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擁有不同的資訊集，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理解和解決各種難題，從而形成互補並帶來更高的產出。

在實際研究中發現，不同的多樣性產生的淨效應是不盡相同：

語言和種族多樣性大多會產生負的淨效應；而出生地和技術多樣性則會帶來正的淨效應。

針對中國方言的實證研究也呈現出一致性的結論。在控制了地區的地理地形、交通便利程度、宗教信仰、智慧財產權等因素之後，仍然發現一個地區方言越多樣，該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越慢。方言多樣性會透過影響技術傳播、人力資本積累以及社會信任等機制來阻礙經濟發展。

那麼回到《哥哥》節目中，就組隊策略來講，

大灣區代表隊內部方言單一，溝通成本很低，團隊信任度很高，在早期也能享受結構簡單的紅利。

但後期隨著團隊不斷合併加入其他地域成員，方言複雜性帶來溝通成本的上升是否會帶來節目組“喜聞樂見”的矛盾，我們拭目以待。

另外，再說一下林志炫團隊，他們本來能充分享有技術背景多樣性帶來的互補正向效應，

但

缺乏好的溝通協調能力

，反而放大了專業背景的反差，形成了不安定因素。

#03

方言與個體發展

上一部分在組織層面討論了方言的影響，

那麼就個體而言，方言會怎樣影響自身發展呢？

由於方言的碰撞一般會發生在遷移流動的過程中，就有文獻專門討論方言如何影響勞動力流動的。

一般人會認為個體都會傾向流入到方言環境相近的地方。

如下表所示，來自官話區的勞動力有68%的比例仍然流入官話區，相對而言流入粵語區的比例只有8%。同樣大灣區也有64%的勞動力在內部流動。

圖表來源：劉毓芸， 徐現祥， & 肖澤凱。 （2015）。 勞動力跨方言流動的倒u型模式

當然現實遠沒有這麼簡單。

理論上認為，方言對個體遷移流動同時存在認同效應和互補效應。

前者指個體更傾向於流入到語言相近的地區，以避免被偷、被騙等風險，同時擁有類似的方言作為身份認同的標識也更容易被流入地接納。而後者則表明，擁有不同方言意味著思想和技能上的多樣性，容易形成某種互補，使得勞動力在流入地更具異質性，獲得更高的工資、獎金等收入。

大灣區哥哥組隊北上淘金，某種意義上就是吃了互補效應的紅利。

那麼現實中這兩種效應怎麼發揮作用呢？實證研究發現，

勞動力跨方言流動會呈現出倒U型模式。

方言之間可以根據彼此的相似程度構建起方言距離指標，隨著跟流出地方言距離的上升，勞動力流入該地的可能性會先上升後下降。也就是說，個體都傾向與流入跟自己方言有一定反差，但是又不能差太遠的地方，以達到認同效應和互補效應的平衡。

這是不是很像

準備

填高考自願的你

，一定要離父母有一定距離，但是最好不要太遠哦。

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掌握好了流入地方言能增加流動人口的收入嗎？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線性關係，需要考慮普通話作為強勢語言的干預作用。有研究發現，當流動距離較小時，流動人口仍然處於熟人社會中，方言帶來的認同效應較為突出。

隨著掌握流入地方言的熟練程度，個體收入也會增加。

但是當流動距離增大時（跨省流動），普通話作為強勢語言的作用就變得更為突出了，方言的相對重要性就會下降，形成

倒U型

的關係。

回到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問題：說不好普通話的大灣區代表隊能走多遠？

如果說大灣區方言能給他們在一開始帶來互補效應，那麼隨著節目的深入，大灣區代表還是應該繼續講好普通話，好好溝通和團結更多隊友，才能走得更遠。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劉毓芸， 徐現祥， & 肖澤凱。 （2015）。 勞動力跨方言流動的倒u型模式。 經濟研究， v。50；No。577（10）， 136-148+164。

徐現祥， 劉毓芸， & 肖澤凱。 （2015）。 方言與經濟增長。 經濟學報（02）， 5-36。

王海霞， & 王欽池。 （2020）。 方言能力如何影響流動人口收入？ ——基於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資料。 人口與發展（2）， 23-35。

龔為綱， 段成榮， & 吳海龍。 （2013）。 中國農村生育轉變的型別與宗族文化的區域差異。 中國鄉村研究， 000（001）， 218-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