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兩到杭州，他給杭州留下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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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四年（1071年），蘇東坡因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中的流弊，遭到政敵的攻訐而被迫離開都城汴京，36歲的他帶著失意的悲涼和遠離政治鬥爭漩渦的輕鬆遠赴杭州擔任通判。

杭州是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外，另設二官輔佐之。官員公館位於鳳凰山頂，南見錢塘江，蘇東坡的官邸位於公館的北面，可俯瞰西湖。鳳凰山下，夾於西湖和錢塘江灣中間，自北而南的，正是杭州城。

擔任通判的蘇東坡與太守陳襄一見如故，二人配合默契，共同主持透過挖溝、換井壁，修補漏洞等措施，為杭州修復了六口水井，解決了杭州城吃水的問題。蘇東坡在《錢塘六井記》明確記載：“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圭辦其事。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於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

蘇東坡在杭州任判官，除去審問案件，並無重大任務。但判官的職責令他頗為不喜，因為監獄裡多是違犯王安石變法的良民，他們多被打得皮開肉綻，所犯的法條都是他所反對的，但那是法律，他無權更改。苦悶壓抑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情讓他儘量地逃向大自然，而自然美的絕佳處，杭州城處處皆是。乘舟遊覽西湖，於是就有了《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

西湖的詩情畫意，非蘇東坡的詩才不足以極其妙；蘇東坡的詩才，非遇西湖的詩情畫意不足以盡其美。蘇東坡與西湖是密不可分的，於是蘇東坡為西湖代言，西湖也為蘇東坡代言，一首《飲湖上初晴後雨》：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成了吟誦西湖山水的千古絕唱，足矣。

熙寧七年（1074年），39歲的蘇東坡帶著實現致君堯舜的理想與現實矛盾的糾結，結束了杭州通判的任期。

經過處於汴京政治漩渦中心蘇東坡的再三請求，為了君臣兩全，朝廷終於在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二十一日批准，任命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領軍浙西兼任杭州太守，管轄浙西路的六州郡，包括今天的江蘇部分在內。臨行前，皇帝賜予茶葉、銀盒、白馬、鍍金的鞍韉及金腰帶等物品。蘇東坡在七月到達杭州，此時，他的弟弟子由已經由戶部侍郎升任為吏部尚書賜翰林學士；那年冬季，弟子由以皇帝特使的身份出使契丹，往返四個月。

當蘇東坡再次來到他日思夜想的西湖時，他看到由於疏於治理，西湖已經荒草叢生，水光瀲灩早已不在，山雨空濛已非往昔。黃州的赤壁，讓蘇東坡看到了功名的虛無，面對西湖的一片破敗，此時的他更加務實，沒有了閒情雅緻，於是他向朝廷上了《乞開杭州西湖狀》的奏章：“熙寧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之間，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

為了疏浚西湖，恢復西湖往日的秀麗風光，擺在蘇東坡面前的困難重重。首先，治理西湖需要的大量經費從何而來？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兩萬五千方丈，需要二十萬天的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一方丈左右算，每一工五十五個錢，加上三升米，全部計劃需要三萬四千貫錢。他已經多方籌得一半經費，空缺的部分只得向朝廷申請予以解決。朝廷雖然批准了疏浚西湖的請求，但只給了100張度牒（度牒即僧人出家的身份憑證）作為經費。蘇東坡用這100張度牒，賣了一萬七千貫錢，帶領工人和船伕，開始了浩浩蕩蕩治理西湖的大工程。可是，棘手的問題緊接而至，疏浚出的大量西湖淤泥安置何處？這次，蘇東坡再次展現他作為藝術家構圖佈景的巧思，將這些淤泥用以建築湖上的長堤，長堤上栽種花木楊柳，建上小橋亭閣，這樣點染的自然之美構成了西湖十景中著名的“蘇堤春曉”和“蘇堤六橋”。蘇東坡的詩句“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捲蒼雲空。”也描述了這一美景。長堤貫通西湖的南北兩岸，也大大縮短了遊玩西湖的往返距離，更為便利。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使得西湖中的雜草不再滋生？蘇東坡又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即將岸邊的湖面租給民眾種植菱角，民眾若想種植菱角增加家庭收入，必須要將自己的地段定期拔草，同時官府將所得的租種費用和稅收收入用於湖堤的保養。蘇東坡在西湖中建造了三座小石塔，圍成一個水域，嚴禁民眾在此水域內種植菱角。小石塔後來逐漸演變為最著名的西湖美景“三潭印月”。

蘇東坡熱愛著自己締造的美和一切受他庇護的民眾。他溫情地注視著人世間，把自視清高的理想主義置換為溫暖的人間情懷，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千年之後一提到蘇東坡，在中國總會引起親切敬佩的微笑。

太府的官衙位於杭州中心，但蘇東坡卻喜歡在較為詩意的地方辦公。他常常在壽星院辦公，因為那裡景色如畫，看公文不在寒碧軒，就在雨奇堂，雨奇堂即從蘇東坡的詩篇“山色空濛雨亦奇”而得名的。有時，蘇東坡辦公的地方更遠，是離杭州城十里或十五里以外的山裡，有時竟將辦公桌直接搬到西湖邊上。據《梁溪漫志》記載：“至冷泉亭外，則據案判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辯訟，談笑而辦。”伴著杭州城的湖光山色或西湖的煙波浩渺之氣，蘇東坡談笑間就將一天的公事辦完了。落日餘霞，蘇東坡騎馬回家，街道旁總是擁簇著想一睹大名鼎鼎的蘇才子芳容的民眾。

蘇東坡辦案子總是將法理與人情結合來辦。宋代的史料筆記《春渚紀聞》裡就記載這樣一個有趣案件：“一綢緞商將一個扇子商訴至衙門，原來扇子商曾經向原告綢緞商借了大約價值兩萬錢的綢緞用來做扇子，約定還錢的時間到了，但扇子商並沒有還錢，於是綢緞商將扇子商告上衙門。蘇東坡查明案情得知：扇子商最近由於父親去世，花了一大筆錢進行安葬；再加上雖然夏天到了，但天氣總是在下雨，天氣涼爽導致做出的扇子一直賣不出去，所以無法如期還錢。該怎麼辦呢？若判扇商限期還錢，無疑會逼得他家破人亡，可若不判給綢緞商公正，綢緞商一家人也要正常生活呀。蘇東坡思來想去，想出一能兩全其美的辦法。蘇東坡給扇子商說，要幫他賣扇子還錢，吩咐扇子商回家取二十把扇子來。扇子取來，蘇東坡拿起判筆，在扇子上畫上石頭，畫上枯木，畫上竹子，畫上蘭花，不一會兒，二十把扇面上就有精美的圖案。蘇東坡囑咐扇子商說，將扇子拿到你家門外，一把扇子至少能賣一千錢。果不其然，扇子商拿出一賣，此時哪裡還是在賣扇子，分明是眾人在搶扇子，很快兩萬錢就湊齊了，欠款終於還上了。”

透過蘇東坡判案，可以看出他這個地方官具有很鮮明的文學個性和藝術氣質，與那些嚴峻刑法的酷吏相比，蘇東坡似乎有點兒以情代法，但恰恰是蘇東坡的做法反映出他深切地關懷民生疾苦，為百姓根本利益著想的為官之道。

杭州城有五十萬人，杭州位於錢塘江口，是水陸會集的地方，時常有疫病流行。有些歷經證明確實有效的藥方，蘇東坡便公佈於眾。但他對這種零星的、毫無組織的幫助病人的辦法，頗為不滿。於是，蘇東坡從公款裡撥出兩千緡，自己又捐出五十兩黃金，在杭州城組建了一家名為“安樂坊”的醫院，主辦此醫院的道士，朝廷酬以紫袍和金錢，兩年內治療了上千個病人。後來，醫院遷至西湖邊上，改名為安濟坊，蘇東坡離開杭州後，醫院還照常為人看病。

元祐六年（1091年）蘇東坡重新受到朝廷重用，他被調離杭州。臨行前，他寫下《八聲甘州》，這既是對友人參寥子的辭別，又是對杭州的辭別：

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杭州像是蘇東坡的第二故鄉，不只是基於杭州的山美水美，也不只是基於杭州的市井繁華與宏壯廟宇，而是基於他與杭州人的親切融洽，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過的。杭州人感念蘇東坡，不單是因為他主政杭州造福民眾，不單是他給西湖添加了蘇堤春曉這道濃墨重彩的美景，更重要的是他給西湖的山水賦予了那麼多的靈性。杭州贏得了蘇東坡的心，蘇東坡也贏得了杭州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