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上的愛情：在戰場聯姻模式下，清代女將的愛情觀是什麼樣的？

清代小說中的女將相比前代，不僅在描寫上更加成熟，在角色上更加進步，而且還有一些非常有趣的特色，其中關於婚戀和愛情觀的進化，充分體現了時代特色。

那麼清代小說中的女將，都有哪些特色“相親”方式，又都有哪些背後的文化含義呢？我們不妨一起來看看。

一．戰場上的愛情——強勢的女將婚姻

《楊家府演義》中穆桂英陣上招親的故事，首開戰場聯姻模式，傳為佳話，遂為後來小說所襲用，成為一種程式。

幾乎為所有女將的歷經，作者總是讓女將在戰場上，遭遇一位年輕英俊的少年將軍，於是在未交手之前就已對對方一見鍾情、墜入情網。之後二人聯姻，女將所率領的軍隊合併入男將陣營。

孫楷第先生認為，戰場聯姻模式“仍是才子佳人的苗裔”，他指出：

“自從明季以來，才子佳人的小說，隨著才子佳人的戲曲而發達。如《玉嬌梨》、《好述傳》一類的東西，作了又作，千篇一致，男為狀元，女為才女。後又稍變，改才子為英雄，而才女或照舊或又為女將。如薛丁山以能征慣戰之人，臨陣結親，實在好笑。”

的確，這兩種模式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相似性，但比之於才子佳人，戰場聯姻的男女主角畢竟換了場合，換了身份，其中所折射出的文化意蘊也就並非如此簡單。

首先，在戰場聯姻的模式中，多是女將主動提出聯姻。

與閨中弱女不同，戰場上的女將們大都不顧婚姻乃父母之命、媒如之言的訓誡，即便是有過一些心理鬥爭，面子上有些微顧慮，但最終都顧不了這許多，但求匹配，縱死也能瞑目。

如《平閩全傳》中的南閩女將金蓮小姐，在陣上見了楊文廣之子楊懷玉後，心思：

“此宋將生得這般俊秀，莫說我南閩無此人，今見他容貌，就是中原也罕得此儀表，若能會得與他結成鶯鳳，吾願足矣。”

後她將懷玉俘獲，幾經周折，終於如願。

又如《說唐三傳》中的竇仙童，在戰場上見了薛丁山之後，芳心大動，當即表示

“奴家竇仙童欲與將軍成就匹配，同往西涼認救聖駕，不知將軍意下如何？”

其他如樊梨花之於薛丁山，盛蘭英之於薛孝，屠爐公主之於羅通，八寶公主之於狄青，段紅玉之於狄龍，劉金錠之於高君保等等，無不如此。

而這些女將所思慕的男將，在最初時，卻都對女將的主動表白不以為然，他們因其出身將門，為天朝上國效命的正統身份而高踞於上，斥責女將不知廉恥，不肯與其成就婚姻。這一點卻更突出了女將們在婚戀上的主動與執著。

其次，女將的本領大都高於男將，常常是很輕鬆地將男將俘獲，然後迫使其同意成婚。婚後率眾歸降，壯大了男將一方的陣營。女將們大都從名師學習過仙法，法術高強。在被男將拒絕並出言羞辱之後，一怒之下將其擒獲，卻不打不殺，或是以武力脅迫，或是開出種種條件，迫使其回心轉意。

如《繡戈袍全傳》中，雲南的番邦女將鶯娜主動要放回漢將唐吉，條件之一即是兩人的婚配；《說唐三傳》中的竇仙童擒住薛丁山，直至與其成婚，方放其下山；金桃、銀杏公主通敵叛降，因為已與俘虜漢將劉氏兄弟私成匹配；《五虎平南演義》中的段紅玉兩擒兩放狄龍，只為狄龍詐許了婚姻；《羅通掃北》中的羅通，也在屠爐公主飛刀的逼迫下答應婚事。

再次，從某種意義上說，戰場聯姻具有和親的功用。

和親，“是中國古代兩個不同民族政權，尤其是中原王朝與邊疆少數民族政權，處理民族關係的一種重要方式”。以和親修兩族之好，化干戈為玉帛，用婚姻換和平，正是這種政治婚姻的目的與功用，所謂“成萬里之婚，翼定四方之業”是也。

戰場聯姻模式雖與統治者無關，實際上也起不到影響整個政治局勢的作用，但在小說世界中，其客觀上卻起到了一種與和親近似的軍事與外交作用。

這些女將，都是身處與男將敵對的陣營中，有些甚至就是番邦的公主，男將之所以最終同意與其成婚常常帶有很大的政治功利性：借得軍事援助，完成朝廷使命。聯姻完成之後，女將大都率眾歸降，原來劍拔弩張的對陣場面就這樣輕輕化解，不僅未損一兵一卒，反而壯大了陣容，為最後的勝利加上了至關重要的一個籌碼。

二．戰場聯姻模式下女將的忠孝觀與愛情觀

所謂忠、孝，是封建社會中備受推崇的倫理道德，是衡量一個人人品的基本標準。一般說來，不忠不孝之人是必然會遭到唾棄的。但是，戰場聯姻模式下的女將，她們的忠孝觀雖淡薄之至，卻得到了人們的諒解。

當愛情與忠孝觀發生矛盾時，女將們往往乾脆放棄忠與孝，義無反顧地選擇與意中人結合。

可以說，對愛情的嚮往與追求，是她們決定自己行為的最主要依據。

《羅通掃北》中的屠爐公主，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她本是北番垂相的女兒，同時也是北番國主的義女，地位尊貴，深受器重。可當她一旦得到了羅通的許婚，就毫不猶豫地背叛了自己的邦國，欺騙國主與父親，倒戈幫助唐軍，致使唐軍轉敗為勝而北番一敗塗地，只能乞和投降。

雖然，屠爐公主的被判帶有棄暗投明的色彩，但是所謂“兩軍交戰，各為其主”，屠爐公主如此不顧生父與義父死活的行為實在是有悖漢族禮教倡揚的忠孝。羅通在取得掃北的勝利之後，當即怒斥了她的不忠不孝：

“賤稗！你身在番邦，食君之祿，不圖君之恩，反在沙場不顧羞恥，假敗荒山，私自說親，站辱宗親，就為不孝；大開關門，誘引我邦人馬，衝端番營，暗為國喊，豈非不忠！”

屠爐公主聞言旋即自殺，然而，她的自殺卻並非是出於對自己不忠不孝行徑的羞愧，而是因為熱切的期盼突然幻滅，看透了羅通的無情無義憤而自刎的。

公主一聽此言，不覺怒從心起，眼內紛紛落淚，說：

“早曉得羅通是個無義之輩，我不心向於他鄭，如今反成話柄，到來反駁我不忠不孝。罷了！”叫聲：“羅通！你當真不納我麼？”羅通說；“我邦絕色才子卻也甚多。經不得你看中了一個，也為內應，這座錦繡江山送在你手裡了。”

公主聽見暗想：他這些言語，分明羞辱我了。那裡受得起這般慚言惡語，難在陽間為人！

“唆！羅通阿，羅通！我命在你手中喪了，死在陰司，決不清靜，少不得有日與你索命。”

把寶劍抽在手中，往頸上一個青鋒過嶺，頭落塵埃。可惜一員情義女將，一命歸天去了。

顯然，這位女將絲毫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有何不妥之處，她根本沒將忠孝二字放在心上，一心看重的只是心上人的情與義。

對此，寫書人卻並非像羅通那般絕情，而是將其稱為情義女將，對她的死報以同情惋惜的嘆息。

為何女將們的叛國背父行為，得到了人們的諒解甚至肯定？

首先，棄暗投明，歸順華夏大國，自然是原因之一，“叛親族自擇夫家，在宗法制強固，家族意識濃郁的中國古代社會里，是一種反傳統反文化的大膽舉動，一般要有一層更高的倫理價值來召喚，才能在一種倫理轉換中得到肯定認同。”

顯然，在這些小說中，靠的是“大義滅親”的善惡之“義”來完成的這種感召。

男將所在的漢家陣營總是代表正義的一方，而女將們或為山寇，或為異邦野民，所代表的總是倒行逆施的一方。

正是“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女將們在勸說自己的父母歸降時，也常拿出“君不臣逃外國”作為自己行事的正當理論依據。

其次不得不說，從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中，繼承下來的反禮教傳統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女將們敢作敢為，不受傳統觀念的束縛，大膽而執著的追求自己渴慕的愛情，這種行為契合了晚明以來個體思想解放的潮流，具有廣泛的民俗心理基礎。

再次，女將們大都並非漢族女子，蠻夷之邦，風化未開，不懂倫常。因此，她們的忠孝觀淡薄也是異邦風氣所至，於是，大漢民族大可以帶著一種文化優越感，寬容地諒解她們的過失。

而且，她們一心思慕漢將的舉動，也極大程度地滿足了華夏民族的自尊心與虛榮心。

這些傾慕漢將的異族女將，只是小說家們於精神漫遊之中，藝術化地掩蓋民族自卑心理與男性自卑心理的產物。漢族雖可以其文化優越感而傲視周邊少數民族，然而，戰場上的失勢卻屢屢刺痛漢人的心。

滿人的入關，清朝的建立，再一次沉重打擊了漢族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於是轉而到小說中去尋求一種心理補償。

將“女性”性這一傳統社會下，不可更改的弱勢性加諸到番族身上，使其女將對我漢族男將一見之下萬分傾心，執意要結為婚配。以對方女將的“雌伏”來完成戰爭的勝利，從而滿足了一種大漢族主義的虛榮心。可以說，這是一種頗有些“阿Q的精神勝利法”。

參考資料

【1】寧俊紅：《<水滸>女性形象漫說一兼談<水滸>的話語》

【2】劉祖斌：《<水滸>女性形象淺議》，《江漢大學學報》

【3】曾良：《評<楊家府演義>嶄新的婦女觀》

【4】齊裕餛：《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

【5】寧宗一等：《中國小說學通論》

【6】《宗教民俗文獻與小說母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