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忽視了這方面工作，讓清朝差點亡了國

太平天國運動能夠發現到如此規模，並且如此迅速，縱然客觀原因多種多樣，但是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清政府的情報工作太差，沒有將起義扼殺在搖籃中。

平心而論，在太平天國起事後，清方在情報工作方面是很不得力的。

（圖）金田起義（jintian qiyi） 是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領導的廣西桂平縣武裝起義。

金田起義之初，北京的皇帝、軍機處也好，廣州的兩廣總督、桂林的廣西巡撫和提督也罷，都把所謂的“會匪滋擾”（主要是天地會各堂口的起事）和“來土爭鬥”（廣西土著稱“土人”，從廣東等地遷徙到廣西的客家人稱“來人”。他們在道光卅年至咸豐元年，即1850~1851年間曾爆發大規模械鬥，戰敗後的來人大批投入當時已開始團營、主要領袖幾乎都是“來人”的太平天國。）當成最危險的事，並從湖南、四川、貴州、雲南調遣綠營兵赴廣西助戰，派林則徐、李星沅、周天爵、向榮等有能力的文武官員主持此項事宜。但如此大的陣仗卻屢屢與周密準備“打江山”數年之久的金田起事者擦肩而過，視若無睹。等到終於驚覺這才是最大威脅時，對方卻已成燎原之勢，再難撲滅。

要進行平撫，關鍵是捕捉住帶頭人；要捕捉這個人，首先要弄清他是誰，什麼來歷。可在這方面清廷君臣也是一塌糊塗：太平無國起事一年多，他們還弄不清“大頭目”究竟是韋正（韋昌輝）、馮雲山、洪秀全還是胡以晄，好不容易知道“大頭目”姓洪名秀全，卻始終弄不清他原本姓什麼，有說姓朱的，有說姓鄭的，還有說姓焦的，就是沒幾個說他其實原本就姓洪的。

（圖）1851-1852年太平軍的進軍路線示意圖

有些情報明明是準確的，但清朝官員也莫辨虛實，比如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太平天國辛開元年）十一月，清廣東花縣知縣牟崇齡向兩廣總督徐廣縉報告，說自己查明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祖墳就在花縣。這個情報本來是對的，可接下來呢？這位縣太爺率領縣吏去刨洪秀全祖墳，抓捕洪氏族人，宣稱捕獲洪秀全親父洪國遊。而實際上洪國遊是洪秀全的祖父而非父親，且不論是其祖父洪國遊還是其生父洪鏡揚，此時他們都已去世（洪鏡揚死於道光廿八年底，即公元1848年年底至1849年年初之間），牟崇齡又何從“捕獲”？

向榮恐怕是1856年之前和太平天國打交道最久的一位清朝高階官員。可這位從廣西一路追到天京的欽差大臣，直到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國癸好三年）四月還信誓旦旦地上奏咸豐皇帝，說“實無其人”“或雲已故”，是刻了個木偶充數；1854年夏，他又硬著頭皮報告說“似有其人”。在當時頗有學問之名、曾追隨欽差大臣賽尚阿幕府、以善於製造火炮火藥名噪一時的山東人丁守存，則直到1856年還堅信洪秀全就是1852年（太平天國壬子二年，清咸豐二年）在永安州外被清軍抓獲、後被送往北京處死的“洪大全”。實為湖南興寧天地會招軍堂首領焦亮。焦亮實有其人，丁守存認定焦亮身份並無問題，問題在於他為了向“老闆”賽尚阿邀功，執拗地認為焦亮就是洪秀全，而一路打到天京的洪秀全是“真洪秀全”被抓後冒名頂替的傀儡。

（圖）太平天國 油畫

後來成就“中興大業”的曾國藩非常重視情報工作，不僅隨時隨地蒐集太平天國資訊，還專門成立了以六品銜湖北即補府經歷縣丞、甘泉（江寧府附郭縣）人張德堅為首的情報彙總班底，“月支取銀四十兩”，編纂出一套前文提到的用於分析“敵情”的“情報總集”——《賊情彙纂》。這部情報總集對當時湘軍和其他清軍將帥而言，據說起到了“開卷瞭然”的積極作用，至少不會犯類似向榮把“兩司馬”當作重要首領，在長江裡撈到一面“兩司馬黃旗”會興奮地上奏皇帝報捷這樣的笑話。

但這部《賊情彙纂》充其量也就只能算作“掃盲級”的情報資料，普及太平天國的一般情況尚勉強勝任，但作為軍事將帥的戰爭指導書，就顯得錯誤百出、荒唐可笑了。別的不說，照該書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太平天國甲寅四年）的說法，“偽左軍主將翼王石達開”是個“銅臭小兒，毫無知識”，“奉洪楊韋三賊如神明”的既膽小、又無能的窩囊廢，之所以被“屢委以軍事”，是因為對楊秀清盲信盲從。這樣的“情報”出爐後不到一年，張德堅的僱主曾國藩就被“毫無知識”的石達開打得兩次跳河自殺，後來更被包圍在南昌城裡一籌莫展。這位盡心盡力的“情報局主管”後來一直沒能獲得升遷，其煞費苦心維持的編纂班子，在江西期間也被解散，此後再未恢復過。很顯然，對湘軍的情報工作，曾國藩是不滿意的——儘管相較友軍，他們已算做得不錯的了。

天京事變時也一樣，如前文所述，城內發生如此重大事件，城外卻過了近一個月才知道個大概。

德興阿的那封最早奏報究竟發出於何日，目前已不得知，但奏報內容中提及的、開始知道“城裡出事”的日期，是咸豐六年八月廿五（公元1856年9月23日，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九月初六日，浙江巡撫何桂清奏稱“八月中旬後”開始探明，城中首領於咸豐六年七月廿二日（公元1856年8月22日，太平天國丙辰六年七月十六日）開始“閉城自相戕害”，楊秀清及其屬官被殺，“初聞之未敢深信，半月以來又接各營探報，皆稱確有是事”。

奕詝是咸豐六年九月十三日、十六日分別接到德興阿、何桂清奏報的。九月十三日當天，他下達上諭給兩江總督怡良，要求進一步“確探”，如果屬實，“正可乘此機會設法進兵”。十六日，他進一步催問怡良偵探情況，並稱“倘有機會可乘時不可失”。九月廿四日，怡良等彙報了天京事變的進一步情報，並對下一步行動方案提出了一些建議，十月初三日奕詝作出答覆。此後，奕詝又相繼向江南和春、江西曾國藩、湖北官文和胡林翼等釋出指示，稱雖探報情形不一，而其內亂當屬可信，要求各路清軍“乘其內亂，次第削平，兵餉可不加增，而成功庶幾有望”。

很顯然，清方在太平天國起事後的情報工作的忽視，以致難以及時得到太平軍的最新動態，間接致使太平起義成燎原之勢，威脅到清政府的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