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國倒塌，殉喪者有幾人？

王朝的覆滅，總伴隨著數不清的悲歡離合，一個時代的落幕也總是有人無法接受，而選擇跟隨這個時代一同死去。

1927年6月2日，五十一歲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王國維突然在頤和園的魚藻軒跳水自殺了，這個事件立即震驚了全國。

王國維的自殺似乎和清朝的滅亡沒有什麼關係，但由於各種原因，人們仍然喜歡把他的死因和大清國倒塌聯絡在一起。

（王國維。圖片來源於網路）

北京的《順天時報》就以《繼屈平投江之後王國維投昆明湖自殺》為題，報道他“為勝國遜帝抱悲觀無愧於忠，赴頤和園以死自了傷心千古”。

他的一些朋友，例如，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也持這種觀點，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殉清”。

溥儀因此特賞兩千元作為王國維的喪葬費，並賜諡號曰忠愨”。《清史稿》甚至還為王國維立了個“忠義傳”。

（溥儀。圖片來源於網路）

其實這件事在學術界是有爭議的，我們先把它放在一邊，來看看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殉清”。

中國曆代王朝，在其壽命即將終結之時，總有遺老孤忠、文人學士等為之身殉，演出一番壯烈。

但翻閱史料，很難找出一個王爺或大臣為之上吊服毒，抹脖自盡；沒有一個都督或總兵為之飲彈身亡。

《清史稿》最後一章《忠義十》裡記錄的，也只有直隸青縣諸生張傳楷，山東益都人孫方楷，福建龍溪人王乘龍，江蘇江陰人趙彝鼎，江蘇高淳諸生施偉等八人。

難怪當時有一首《海上光復竹枝詞》寫道：“試觀督撫將軍輩，死者寥寥遁者多。”

明末，是另外一種樣子。

朱由檢性格上有缺陷，猜忌懷疑、刻薄寡恩；政策大失誤，諸如措置失當、用人多變等，以至於錯殺良將，自毀長城，加速了明亡的步伐。

（崇禎皇帝。圖片來源於網路）

就是這樣的一個末帝，在明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他在煤山自縊身亡。隨之而痛哭失聲者，悲憤莫名者，倉惶出逃者，以死殉國者無數，偌大的京城一幅末日景象。其中那些慘絕人寰的死節場面，令人不忍卒讀。

武昌起義不經意間就搖撼了一個有二百六十七年根基的王朝，從武昌城的槍聲開始，由零星的烽火升騰為燎原之勢，而一潰千里。

武漢光復，十八省次第響應，時人目睹，投降於革軍的王朝軍隊，降時互唱革命歌，聲情壯烈。這是開啟中國“獲得新生，前途光輝燦爛”（蔣夢麟語）的一個年份。

伴隨辛亥的成功，我們還看到，天潢貴胄、封疆大吏和一群士夫文人的一路奔逃，沒有幾個拿著朝廷俸祿的男兒願意與王朝共存亡，湖廣總督瑞瀓率先棄城逃跑，其他各地像湖南巡撫餘誠格這樣選擇逃走的居多。

（湖北軍政府成立。圖片來源於網路）

就是京城中，真心想和大清共命運的王公貴族也幾乎沒有。

長沙易幟之際，長沙知縣沈瀛誓死不降，壯烈殉清。

蘇州文人葉昌熾在報紙上看到長沙知縣沈瀛“罵敵不屈，死事甚烈”，感慨系之，鄭重寫在日記中。

鄭孝胥在上海《民立報》看到有關《沈瀛之愚忠》報道，深為感動，將這則報道詳細抄在當天日記中，並寫下《哀沈瀛》詩一首。

（長沙知縣沈瀛。圖片來源於網路）

堂堂的大清國，像沈瀛這樣一心求死的漢人知縣只有一個，可惜！可嘆！可悲！

滿人中則有一個載穆。

與歷代遺民在朝代更替之際遭遇的慘烈境況不同，清末遺民面臨著一個更為複雜的社會環境。

第一，西式思想東進，使得傳統思想的影響逐漸縮小。清朝在很多人眼裡是個異族建立的王朝，清末遺民的成分涇渭分明，朝廷的決策之士包括滿洲貴族和漢族官員。

辛亥革命者們在新政府釋出大量討伐清政府統治者的檄文中，公然使用“犬羊之性”、“蕞爾東胡”、“逆胡”等誣衊性語言，甚至赤裸裸地威脅：“又爾蒙回藏人，受我華之卵育者二百餘年，尺布粒粟，何非資於我大國……爾蒙人之歸化於漢土者，乃蹀足謦欬，與外蒙響應，軍政府則大選將士，深入爾阻，犁爾庭，掃爾閭，絕爾種族，築爾屍以為京觀。”（《中華民國軍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

這種強化“種族”分離的論調，使漢族官員不再為“異族”賣命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替“異族”守節已不再有任何合理的道德基礎，否則將會被視為“異族奴僕”的危險。

西進的革命思想也對滿族人起到十分大的衝擊，為王朝守節將會被嘲諷為“封建餘孽”。

第二，政權更迭太快。從武昌新軍起義到隆裕太后在紫禁城養心殿宣告清帝退位，短短一百二十六天裡，就完成了政權的更迭。

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

惲毓鼎在京浩嘆：“自來亡國無如是之速者。”

沒有曠日持久的抵抗，也就缺乏生死之間的絕對考驗。是以，發生在辛亥年的殉義和殉節事件並不多見。

辛亥遺民的尷尬，也正是由如此倉促的歷史情境所決定。

按照“回到歷史現場”的時髦說法，辛亥年其實並不存在一個絕對勝利的革命場面。各方力量均在遷延和觀望，其中也包括日後成為遜清遺民的這些人。

而且，這場革命可以說是一場“不流血”的溫和革命，本來反對革命的各地立憲派紳商多順風駛舵，轉向共和，把他們控制的省諮議局變為鼓動獨立的機關。

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棄職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擁護獨立。

有的地方乾脆在舊衙門前掛上一塊革命軍政府的牌子，清朝的官吏搖身一變，就成了革命軍政府的大員。

後來做了遺老的易順鼎就感慨，前明之亡“有聲有色、如荼而如火”，前清之亡則“無聲無色、如土如塵”。字面的意思是說，較之甲申年的慘烈，辛亥年顯得過於平靜了。

這些清遺民在民國繼續享受著很好的待遇，哪裡還想著以身“殉國”呢。

第三，清末，朝廷逐漸失去人心。這或許對清朝覆滅是最致命的。

如為了消弭革命，拉攏資產階級，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

頒佈《欽定憲法大綱》，規定大清帝國萬世一系，同時宣佈預備立憲以9年為期。宣統時期，攝政王載灃採取集權措施，積極推行由皇族獨攬國家大權的政策，滿洲親貴和漢族官僚之間的矛盾加深，立憲派分享政權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數人拋棄立憲的幻想，對革命活動開始表示同情。

其時，人們早已淡忘了腦後曾經拖著辮子的時代，那些曾做過大清王朝的臣民，如今又成為中華民國的百姓，照舊吃他的炸醬麵，喝他的二鍋頭。

正如聞一多詩《死水》所寫：“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這個王朝如此迅速地不得人心，才是真正的悲劇。

再談清遺民“殉”與“不殉”的複雜故事時，所要提示的，我們已不能從單一層面來考慮，還得迴歸時代大背景，不要被單一化思考遮蔽了豐富內容的歷史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