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日本人的奇葩腦洞：用拼命工作來羞辱資本家

重讀美國人類學家本尼科迪特的《菊與刀》，裡面提到的一個例子頗為有趣，在這裡分享下，以饗各位讀者老爺。

一般而言，罷工是一種為了表示抗議而集體拒絕工作的行為，通常會造成企業生產的停止，在日本卻極為不同，二戰前日本人罷工的方式非常特別，效果也非常特別。

本尼科迪特提到，日本人罷工的方法是由工人佔領工廠，拼命工作從而增加產量。在三井財團一家煤礦的罷工中，工人們把管理人員全部趕出了礦井，自己則在礦井中不知疲倦加班加點的工作，將煤礦的日產量從原先的250噸一下子提高了620噸。在著名的足尾銅礦罷工事件中，銅礦的產量也相應地提高了。

為何要採取這種罷工方式呢？日本人認為，這樣可以使得管理層感到羞恥，從而促使它們作出讓步。

與他們的西方同行採取直接對抗的方式迫使資方讓步不同，日本人增加生產的罷工方式，與其說是羞辱管理者，不如說是在取悅資方，打個比方的話，就好像是小孩在撒嬌取悅父母。

這實在是一種很難讓人理解的思路，它一方面反映了日本獨特的“恥”文化，另一方面也說明，日本人在採取鬥爭的方式時是何等的謹小慎微。

日本古代農民起義的稀少是這一結論的另一項證明。

與我國週期性的改朝換代不同，日本天皇萬世一系，從未改易。在一千餘年的封建史，日本也始終是一個階級高度固化的社會。

公家始終是公家，武士始終是武士，農民始終是農民，賤民始終是賤民，各個階級各安其位，絕少有改換門庭的非分之想。

日本歷史上少有幾次農民起義，其原因全都是賦稅和徭役實在是過重，妨礙了正常的生產。一旦上層改弦易轍，稍稍減輕了農民負擔，他們便感天謝地，作鳥獸散，領頭的農民也往往欣然受戮。在他們看來，冒犯了上層的貴人，絕無生還的道理，哪怕他們只是為了生計。

日本人的逆來順受大概也可以解釋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快速崛起。

日本為何能短短數十年便能躋身列強之林？原因固然很多，在龍馬君看來，無非是壓榨底層農民而已。

在日本工業原始積累的階段，日本長時間保持低薪酬的政策。在經歷了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數次“米騷動”之後，日本又極力壓低農產品價格，低薪酬的日本工人因而得以苟延殘喘。然而，這一政策卻坑苦了老實巴交的日本農民，一整年的辛苦勞作所得卻極為有限，年景稍差，農民們便不得不賣兒賣女。

然而即便如此，日本的農民卻似乎也絕無怨言，只是默默承受。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拒絕施以有效的救濟，理由是不培養惰民。

這實在是一幅令人訝異的奇景。要是讓龍馬君來說，所謂的日本國民，就是一群對保護自己一無所知的人。

到了二戰之後，麥克阿瑟領導下的駐日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對日本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改造，麥克阿瑟返國之時，日本人對他感恩戴德。這其實是有道理的，某種程度上說，是麥克阿瑟教會了日本人如何自我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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