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高度繁榮的秘密：軍事問題轉化為財政問題，發展經濟交保護費

01

大宋可能積弱，但並不積貧

公元960年，趙匡胤黃袍加身，篡奪了五代時期最後一個朝代後周的皇位，建立了大宋。

從後周末代皇帝開始，再加上宋代頭兩位皇帝趙匡胤、趙光義，都心心念念地想要收復幽雲十六州，但始終沒有成功。

不過大宋倒是完成了後周沒有完成的工作，把中原其他地方給統一了。

在我們印象裡，大宋經常被欺負，誰都能打一下。

其實在大宋建立初期，不是大遼要南下，而是大宋要北伐。

最初，戰爭是大宋挑起的，後來雙方互有勝負，也都曾經深入對方腹地，不過誰都打不過誰，就定下了澶淵之盟，自此雙方修好百年。

雖然北方失地沒有收回來，但大宋卻發展起極為繁榮的經濟、社會和文化。

我們來看看大宋在經濟上有多富裕，跟大唐對比下更清楚。

在大唐的時候，城市裡的小商小販是不能隨便擺攤、開門店的，而是要依照政府的規定，在被四面牆圍起來的“坊”裡面。

這種情況下，貿易肯定是受到抑制的，社會自由度不會太大，人們也不能隨便遷徙。

像李白那邊遨遊天下到處作詩，那是有皇帝批文的，平常老百姓可不能這樣幹。

到了大宋，“坊”這種制度被取消了，老百姓的遷徙也變得自由了，人們可以隨便擺攤做生意，挑著炊餅到處走。

這意味著朝廷不再對社會進行緊密控制，民間貿易一下變得極為發達，老百姓也變得非常富裕。

武大郎光靠賣炊餅，就能住著二層小樓，還能養活一個全職太太，日子過得不是一般的好。

古代中國長期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地位非常低。

宋朝是唯一一個不長期實行抑商政策的朝代，儒生們也不以經商為恥。

如果考不上科舉，就經商去，能發財的話，也不算辱沒門楣。

宋朝還積極鼓勵海外貿易，工商業稅收和關稅收入成為政府財源中極為重要的部分。

這在古代王朝中是獨一份，其他王朝主要都是依靠農業稅。

02

宋代發達的第三產業

宋代發達的經濟催生了繁榮的第三產業。

各種酒館、戲樓、雜貨鋪，非常之多。

經濟當中也形成了很深入的分工。

社會中有養魚的，就分出來專門培育魚苗的行業。

有養花的，就分化出來專門培育花苗的行業。

這些魚、花之類的，都得是生活悠閒，有了閒情逸致的人才會去消費。

當時最大的消費群體並不是達官貴人，而是平民百姓，可見當時的民間社會有多繁榮。

各種新行業的出現，也就在社會中催生出大量的工匠。

工匠們規模大了，又發展起行會制度，就是現在的協會、社團之類的組織，形成一種發達的民間社會自治。

宋朝的海外貿易規模巨大，於是大宋的銅錢大量流向海外，竟然形成了從東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島，整個環中國海的龐大貨幣共同體。

貨幣大量外流，大宋的貨幣就不夠用了，於是又發行了各種紙幣，以及用食鹽做擔保的信用票據等等。

這些票據都可以作為交易工具流通，提供流動性，市場經濟因此很繁榮。

更厲害的是，

這些票據甚至還發展出了二級市場。

在北宋時期的開封，有100多家獲得了官方許可的商號在交易這些票據，通常還會有一個溢價。

這就是最初原型的債券交易市場啊。

一千年前的這種繁榮，在今天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

03

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宋代被許多人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儒學在東漢時代曾經發展到非常精緻的程度，但到了

魏晉時期，好多人就不再信奉儒家這一套了，開始談玄論道，就是所謂的玄學。

再加上佛教的大規模傳入，這是個一點都不比儒家差的、完整的宇宙觀世界觀體系，儒家就更加萎靡不振了。

到了宋朝，出現一批大儒，把儒家、佛家、道家給進行了有效的綜合。

儒家一下子發展到一個新高度，重新確定了中國的思想方向。

向後一直影響到清朝末年，對外則決定了朝鮮、越南、日本等儒家文化地區的思想氣質。

現在我們一直談論的儒學，其實就是宋朝發展起來的思想。

宋詞的發展，其文化高度就不用多說了，這是比肩唐詩的一個文學形式。

詞這種文學形式，最初是作為歌舞伎唱的小曲出現的。

最後能發展為一種偉大的文學形式，一定是以一種高度發達的民間社會和市民文化為前提的。

從這一點也能推想宋朝民間的發達和富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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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廣泛應用

在技術層面，宋代的航海、造船、農藝等等技術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大發明當中，指南針、火藥、造紙都是宋代以前出現的，但它們直到宋朝，才獲得廣泛應用。

任何一種技術發明，要想能夠獲得廣泛應用，一定得以一個足夠大的市場為前提。

宋代發達的民間社會經濟，剛好就提供了這個龐大的市場。

指南針的應用，是因為宋朝有發達的海洋貿易。

火藥的應用，一方面是要對抗外敵，另一方面，則是民間對煙花炮竹的娛樂需求。

而造紙的應用，一方面是為了滿足知識傳播，另一方面，還有發展經濟所需要的紙質貨幣和票據，這就要求必須要有非常高技術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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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經濟繁榮的原因：把軍事問題轉化財政問題

大宋能夠發展得如此之富裕，而又進步、開放，有個至關重要的前提一一它擁有中國古代最高的社會自由度。

換句話說，就是朝廷對社會的壓制力是很小的，這樣民間的創造力才能充分釋放出來。

這也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大宋朝廷對於社會的動員與組織能力相對其他朝代而言也是最弱的。

如此之弱的社會動員和組織能力，對內倒是自由了，對外安全上怎麼辦呢？

大宋的北方是強大的大遼帝國，維持兩國和平只是一紙盟約。

面對強大的軍事壓力，按道理大宋應該惶惶不可終日，怎麼還能發展出如此高度繁榮的社會呢？

其實也好辦，只要有錢，花點錢就解決了。

在《草原部落，為什麼能征服中原，並建立“草原-中原”二元帝國》這篇文章裡，提到過，遊牧帝國南下無非是為了錢，只要錢到位，誰還打仗。

所以，大宋的安全，就從搞軍事，變成了搞錢。

而只要對內足夠自由，就能有足夠的錢。

也就是說，

大宋是把各種軍事問題都轉化成了財政問題。

實際上，這套打法首先是用在大宋內部。

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就是用錢搞定的。

趙匡胤請高階將領們喝酒，在酒宴上故意感慨，說不知道哪天又會有別人被麾下士兵擁立為皇帝，黃袍加身。

將領們一聽嚇得魂不附體，回家後紛紛交出兵權，趙匡胤則給了他們大筆的金錢田宅。

君臣相安無事，北宋成了歷史上少有的不殺功臣的朝代。

這就是大宋對內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

對外，大宋透過提供歲幣向大遼購買和平，相當於帝國對外以財政手段解決軍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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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和大遼，是唇亡齒寒的盟友關係

大宋交錢買平安，這打法對外能奏效，有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得有一個能夠長期做交易的對手，方案才能執行。

如果對手總是沒幾天就死了，那就任何方案都沒法落實了。

所以，

大宋送錢給大遼，其實也是在給大遼續命。

草原上還有時不時冒出來的無序的遊牧部落，大遼會定期地到草原上掃蕩一番，消滅這些可能構成威脅的部落。

大遼本來就是草原起家，做這種事情駕輕就熟。

這反過來讓大宋不用再頭疼什麼草原部落的問題。

在大遼那邊，因為有了幽雲十六州做長期的財政供給，又有了大宋的歲幣，已經有效地解決了自己的財政和治理問題，也就沒有多大興趣南侵。

因此，在1004年的澶淵之盟之後，宋遼兩國交好百餘年未曾發生戰爭。

如果大遼是個短命帝國，大宋必將面臨草原上各種無序力量的衝擊。

那麼大宋的選擇就很有限了。

或者會更早地亡國，或者要想不亡國，就得像後來的大明一樣，對社會進行高度控制，以便確保國家的動員力，應對北方的威助。

對社會嚴厲控制，就不會發展起富裕的社會和優雅的文化。

因為那都是基於和平的環境才能出現的。

從這個角度看，

大遼其實是幫大宋解決了北方的軍事威脅，而大宋則是幫大遼解決財政問題。

兩者是唇亡齒寒的盟友關係。

到了北宋末年，女真族崛起，北宋朝廷竟然昏庸到聯金抗遼，大遼滅亡了，北宋也跟著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