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用”的文學，是怎樣改變世界的？

文／柏琳

文學還能關心世界嗎？這是一個煞風景的問題。對於很多以文學為志業，或者靠文學“混飯”吃的人來說，這麼問似乎太刻薄了。但文學在當下的處境，可能就是如此尷尬。

出版這本面向當代世界文學的訪談錄《雙重時間》，我心裡有疑惑：好像談論“文學” 的部分不是很多？從內部看，這些與作家的對話不太聚焦文學本身，卻旁逸斜出，時常走神到社會問題和道德議題上去，言不盡意。從延伸的外圍看，那些關於歷史、社會問題的探討，囿於我本人有限的知識結構、“文學”這個

範域

光環的籠罩，也不能痛痛快快地說個夠。

這本訪談錄收錄了我過去5年作為文學記者所做的22篇文學訪談，涉及歐、亞、非及南北美洲大陸的22位當代首屈一指的作家。它們都曾刊發於不同的平臺，體例自由，篇幅不等，有的重心在對話，有的聚焦人物速寫，有的兩者兼備。大部分訪談都是面對面發生的，也有影片交流和郵件往來對話。每一場對話都會不同程度地聚焦作者當時完成的文學作品，並在此基礎上發散背後的社會議題。

做文學記者這些年，我時常懷疑自己的角色，受到一種“雙重困惑”的衝擊：作為對話者，究竟該關心文學本身，還是該關心文學關心的問題？在“文學與社會”這個議題上，二十世紀美國社會文化批評家、文學家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是我頗為敬重的前輩。在特里林看來，“文學生活除了可能提供良好的愉悅性以外，它還是文明所不可或缺的事物。”特里林對現代主義文學始終態度矛盾，他既同意現代文學對個體自由的要求，也對其摒棄傳統和忽視社會道德風尚的做法難以接受。真正令他感興趣的是，文學能做什麼？

因為對他而言，“文學的功能最終是能夠發現和判斷價值觀的社會和道德功能”。但是，他同樣不贊同那些認為文學應該擔負起“彌賽亞似的責任”

的

做過了頭的“社會派”，因為“文學無法拯救社會，也無法對社會進行直接的改革”。特里林認為，文學能做的，是提供一種“沉思性的體驗”，體驗自身受到限制的生活，體驗事物的真實屬性，而這恰恰就是“最重大的社會關懷”。

我把自己敬重的前人搬出來說話，似乎也有給自己“不像文學對話的對話”找一點支援理由的意思。不過，真讓自己回顧這些在不同時段、不同語境下做的文學訪談，找一找它們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還真是又沉重又揪心。

它們關乎二十世紀的許多場戰爭：一戰、二戰、冷戰、阿富汗戰爭、巴以衝突、南斯拉夫內戰、反恐戰爭。它們涉及二十世紀的許多種危機：切爾諾貝利事件的生態危機、歐洲難民潮、愛爾蘭金融危機、新民族主義思潮、全球化的“雙刃劍”。它們也關切著現代社會的個體困境：土耳其的世俗化程序、“柏林牆”倒塌之後德國社會的融合、冷戰結束後東歐各國的身份認同障礙、猶太人在世界各個角落的身份困惑、個體生活的原子化狀態、“流動”的一代人、“新移民”的生存處境、信仰問題在新世紀的嬗變、對於父輩記憶的處理方式……

用文學的方式“介入”社會，介入“附近”，乃至更遠的地方，這正是我真正想做的事。誠然，寫作內部的問題，文學的內部審美討論，都是同樣重要的藝術維度。當然有只想在文學作品中體驗超然於現實之外世界的作家和讀者，我們要充分尊重這種多樣性。但即使是超現實主義、未來主義、新小說派，也都有它們產生的社會土壤。即使是強烈專注於文學內部審美性的納博科夫、布羅茨基、米蘭·昆德拉，也都是從他們的那個環境中成熟起來的。

我要關注的，不是一個作家如何去闡述他已經成熟的技藝，我甚至認為，這是某種類似神秘主義的東西，作家無法言說，說了就不靈了。我要關注的，是他為什麼會成為這樣一個作家，他關心的世界是什麼樣的，這如何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而這恰恰就是文學和社會的關係，是一個作家如何開啟世界的千百種方式。

於是，這本書以談話的方式，介入對當下世界真問題的認識與思考——全球化看似即時即刻的“分享”，帶來的卻是我們對世界的同質化與陌生化的理解。二十世紀為何有其獨特性？二十世紀的文學關心的問題，如何迴應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即便在全球化的當下，我們依舊封閉著自己的內心、阻隔著思想的交流，以致於衝突不斷。這些訪談的重點不在作品，而在於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生活的時代，尤其是當下這個急劇變化、日益複雜的時代。在與他人的對話中，我們至少能夠汲取些許營養來豐沛自身的價值觀。

對於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的訪談，可以說是貫穿這本對話錄

的

“靈魂”。就像奧茲先生說的那樣，如今的這個世界正在變成一場“誰比誰受傷害更多”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這是一種競技，而非一種對話，它會帶來逐漸失控的局面，而這是我們每個人都恐懼的。奧茲先生在文學世界中所講述的那些愛與黑暗的故事，是無數次卸下心防的對話，是一個又一個機會，讓在現實世界中遭遇傷痛和困惑的讀者，在文學中聆聽“敵人”，聆聽“另一個我”，它並不是解決現實悲劇的方法，但它一定是理解悲劇的開端。

奧茲先生2018年末去世後，他的長女範妮婭2019年來到中國，我有幸和她之間也有了一場漫長的對話。範妮婭用她的方式再次闡述了父親的文學“魔方”：“請讓我們講述彼此的故事，走入幽深的歷史隧道中，請讓我們深深地瞭解彼此，請讓我們用講故事的方式，治療狂熱。”

範妮婭提及，父親在接受癌症治療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只能坐輪椅，他的寫作有時候需要靠口述，但是他還是非常著急，他每天都起得很早，5點多鐘就起床。他女兒很困惑，就說爸爸你為什麼不好好地休息一下？他說，“範妮婭，我們要快，我們一定要快，我們要更快地寫，我們要更快地說，我們要告訴大家，外邊很危險，危險的人非常多。我們要告訴大家，要遠離這些危險的人，警惕他們，不要來傷害我們，所以我們要加快速度寫作。”就是這樣一段不斷語義重複的話，讓人非常感動。面對越來越無解的巴以衝突，越來越讓人恐懼的新民族主義勢力，越來越趨向倒退的世界，阿摩司·奧茲覺得自己有一份義務、一份責任，他必須要趕快加緊寫，儘管他的身體已經不支援他這麼做了。

這是一本在文學之外的“文學書”，因為文學不僅是文學，它涵蓋了更為深刻的東西，是作家認識自我和世界的法門。每一場對話，都從文學作品開始，以社會議題結束：馬丁·瓦爾澤認為，壞小說才會去改良社會，作家應該先描繪自己，建立自己與歷史的關聯；奧爾加·託卡爾丘克透過對“小寫”的私人生活的還原，關注波蘭民族文化和歷史紛爭；在時代洪流中，還原如此困難，以至於斯捷潘諾娃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場曠日持久的“記憶大戰”中，並質疑“後記憶”的語言；阿列克謝耶維奇書寫社會議題，但關注的卻是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愛與痛……每位作家，或從內部世界向外擴充套件，或從外部世界向內尋找，最終留下的痕跡，都是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至於書名“雙重時間”的寓意，也是雙重的：從內容層面講，書中收錄的作品，其重心都在於二十世紀從“二戰”到“冷戰”這個時段內的社會生活；從方法論上看，在這些當代作家身上，都存在一種“雙重時間”——“大時間”和“小時間”。“我們”在二十世紀大事件的河流中，被動接受了宏大的時間；同時，“我”用迥異的文學方法，主動把宏大的時間切碎，產生了“我”的“小時間”。

當下的每一個讀者，大多都經歷過二十世紀的一部分，這也許是一種幸運，也許是一種不幸，但無論如何，我們終究只能在歷史的河流裡徜徉。閱讀《雙重時間》，我把自己從作者的身份抽離出來，努力做好一個普通讀者該有的本分。我們永遠都不缺專業讀者，但是專業讀者讀作品對於他來說可能只是一種功課。而普通讀者呢，可能會因為一篇作品，找到某種寬慰、解脫，甚或是啟示。

所以，這是一本寫給普通讀者的文學書。我選擇相信普通讀者。十八世紀的文學批評家薩繆爾·約翰遜，寫過一篇小文章叫《普通讀者》，有一段話這樣寫：“我很高興與普通讀者們意見一致；因為，在所有那些微妙的高論和鴻博的教條之後，詩壇的榮譽桂冠，最終還得取決於未經文學偏見汙染的讀者們的常識。”是的，普通讀者是有常識的，為什麼要讀文學呢？因為我們依然想關心自己所在的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