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統治者們非要抑制商業發展，財大氣粗的宋代還瞧不起商人麼？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興起商業的國家之一，《易經·繫辭》中最早記載了我國商人的活動：

“庖犧氏沒，神農氏作，列廛於國，日中為市，至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雖然我國商業興起的早，但商人在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是個特殊階層，社會地位並不高。自西漢以來，各王朝都在扶持農業打壓商業。尤其是漢武帝，制定了一系列抑商政策，“平準”物價，使商賈“無所謀其利”；鹽鐵專賣、手工業官營之制來制約工商業發展；禁止商賈之家佔有土地；規定商人另立戶籍，且地位低於普通農民；不準商人子弟涉足仕途，進入官場，加上“算緡令”和“告緡令”，使大批中等以上的商人破產，嚴重束縛了商業的發展與擴大。

“農之為本，商之為末”、“重本抑末”的經濟政策延續千年，導致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發展緩慢，商人一直都是社會底層人民。

不過，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陳橋兵變後，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宋代又是社會經濟空前繁榮的朝代，尤其是商業發展，尤為顯著，那麼在宋代，商人還是人人都瞧不起，看不上的底層人們嗎？

統治者為何執著於“抑商”？

其實，在早期的古代社會，商人地位並不低下。“重農抑商”的思想最早出現在戰國中後期，西周時期實行“工商食官”，一種政府佔有工商業者並進行壟斷性經營的制度。

春秋時期，“工商食官”制度開始鬆動，獨立的商人相繼出現，各諸侯國都開始重視商業發展，許多大商人還活躍在政治舞臺，比如：輔佐越王勾踐復國的范蠡、齊國國相管仲、齊國大夫鮑叔牙等，這些在政治上有卓越成就的人都曾是商人，在當時人們已經對商業有了粗淺認識，“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想要快速賺錢，還得發展商業，重視商人。

戰國中期，統治者們對工商業的政策又發生了變化，“重農抑商”的思想漸漸成為主流，這還得歸功於商鞅。商鞅覺得農業是“本業”，商業是“末業”，棄本求末之人皆是遊手好閒之徒，都應該罰去做奴隸！

“戮力本業，耕織至粟帛多者，復其中，事未力，怠而貧者舉以為孥”《史記》

也就是他，在變法時變著法兒的打壓商人，壓制商業發展。不許商人經營糧食生意，還要給商人加重稅，讓老百姓都覺得做商人沒前途，從而乖乖去種地，商鞅增加糧食生產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自此，商人的社會地位不斷下滑，到了戰國末年，韓非子甚至將工商稱為“五蠹”，農民透過自己的辛苦勞動收穫糧食，對社會對國家都有益處，而商人買進賣出，靠耍小聰明賺錢，就是社會的寄生蟲啊！經過法家幾代的人辛苦努力，“重農抑商”終於成了主流政策，一用就是千年。

商鞅、荀子、韓非子及各朝代統治者目標一致地降低商人社會地位，鼓勵農業，抑制商業並不是出於偏見，而是為了社會穩定，國家安康，經過深思熟慮後作出的重要決定。

農民種田辛苦勞作一年到頭賺不到幾個錢，而商人和手工業者賺的有多又輕鬆，封建社會中，農業生產者主要是可以轉行的佃農，農民看見商人賺錢“便且利也”，自然想轉行，這樣一來勢必會影響農業生產，大家都經商去了，誰種田啊？所以統治者們才會“重農抑商”，讓老百姓覺得商人是個苦職業，被人瞧不起稅又多。

商業發達的宋代商人地位還低麼？

宋朝建立前，是五十多年的分裂局面，經濟嚴重受損，北宋建立後並沒有等待經濟自然恢復，而是積極採取多種措施，農業、手工業、商業多方面入手，使經濟快速恢復。

首先，農業仍在宋代經濟發展的首位，改進農具，獎勵開墾荒地，農業得到很大發展。其次是手工業，指南針、造紙術、雕版印刷、火藥均已出現，航海、出版、紡織、礦冶等各種作坊規模越來越大。

農業、手工業的規模直超前代，商業發展勢必會成為新趨勢。農民有了餘糧，就有了專供出售的農作物，就有了收售糧食的商人。製造鐵藝、瓷器、布匹的手工業者自然需要尋找買家進行銷售。貿易越來越多，集市越來越大，甚至有些糧食物品已脫離產地，銷往其他城鎮。加上宋代坊市制度取消，大城市的商業活動愈發繁榮，商人的勢力不斷加強，地位也順著水漲船高。

最為顯著的是，宋朝商人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宋初，商人還如前代一樣禁止搞仕途，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商人參加科舉的禁令已有鬆動，據《宋會要》記載：

“工商異類，有奇才異行者，亦聽取解”

雖然要求有“奇才異行”才可入仕，但對於長期以來禁止商人入仕的觀念相比，宋代的商人已有了很大提升，至少在法律上提供商人有了入仕的依據，富商可以利用這一機會解除權利中心。

除了科舉考試，富商們還可以買官。宋朝冗兵、冗官，朝廷財政壓力極大，所以常透過賣官來籌集軍費和必要開支，商人有錢但沒地位，買官制度一出，錢就可以變成權，社會地位自然會提高。宋徽宗時買官達到高峰，一人買官還可蔭及子孫，“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

此外，宋代的知識分子們對商人的看法也有很大改變。一直以前商人都是被社會鄙視的群體，“無商不奸”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將社會階層分為“士、農、工、商”四種，“士”最尊貴，“商”最低賤。但在宋代的一些士大夫眼中，商人並不低賤，就如范仲淹在《四民詩》中問道“吾商則何罪，君子恥為鄰”，不少文人士大夫皆與范仲淹持相同觀點，在社會對商人觀念改革中起重要作用。

最後，從宋代商人稅的變化中也能看出商人社會地位的提升。宋初，為保護商業流通，商稅較輕，商業得以發展，經濟趨於穩定後，宋政府便不再減輕商稅，反而越加越重，畢竟商稅是國家重要的收入來源。加上宋代軍費俸祿等支出無度，政府壓力山大，商稅越來越重，強行分割商人利潤，商人也很頭大。

不過宋代重商稅的目的與前代不同，前代主要目的是保護農業，而宋代是依賴這筆錢來維持開支，“州郡財計，除民租外，全賴商稅”，這也從側面反映“商”對宋代有多重要。

總結

宋代雖然商業繁榮，但畢竟還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加上長期以來“重農抑商”思想的引導，社會對商人的偏見一時難以轉變，商人若想根本擺脫“賤者”的地位，還需要長時間努力。不過對比前代，宋代的商人可以入仕、可以大規模從事商業活動，“商稅”還承擔宋政府重要收入，商人的地位已有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