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衛國、袁崑崙｜《朱子封事》的思想特色及其在中朝之影響

編者按

以程朱理學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朝鮮王朝的官方意識形態，也是其立國的思想綱維。因此，對朱子的推崇亦是題中應有之義。本文對《朱子封事》這一反映朱熹政治哲學理念的重要文字進行剖析，探討了這一重要著作傳入朝鮮併產生影響的過程，解讀了中朝之間政治文化狀況不同，亦闡釋出書籍與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對研究朱子學在朝鮮的傳播，中朝書籍交流史、史學交流史，都頗有裨益。

摘要

《朱子封事》是朱熹從 1162 年至 1195 年所作 6 篇封事的總稱，涉及南宋政治、文化和軍事等多方面內容，是朱熹哲學理念和政治思想結合的體現。從南宋至清，《朱子封事》成為理學家評價朱熹和議論時事的重要媒介。隨著朱子學在朝鮮王朝的傳播，《朱子封事》也受到朝鮮王朝君臣的重視，成為朝鮮王廷經筵的重要書籍；其也被朝鮮儒士廣泛研讀，成為明清之際朝鮮王朝宣揚“討復大義”的思想源泉。《朱子封事》在中國和朝鮮半島的傳播，同中有異，既源於朱子思想在中朝的重要影響，也反映出朱子學在朝鮮王朝的獨特性。

關鍵詞：《朱子封事》；朝鮮王朝；朱子學；中朝史學交流

作者簡介：孫衛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袁崑崙，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學術研究》2021年第4期。

所謂“封事”，指古代大臣上奏皇帝的密封奏章。大臣上奏，用皂囊封緘，以防洩密，因之得名而稱“封事”。封事起源很早，先秦主要用於奏報占卜結果，西漢成為一種秘密奏章制度。有宋一代，封事成為皇帝詔求直言、臣民上書言事的重要形式。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初登大位的宋孝宗詔求直言，朱熹應詔上《壬午應詔封事》，力陳“講帝王之學”“修攘之計”和固“本原之地”，此乃朱熹第一篇“封事”。至慶元元年（1195），30 多年間，朱熹先後作“封事”6 篇：《壬午應詔封事》《庚子應詔封事》《戊申封事》《己酉擬上封事》《甲寅擬上封事》《乙卯擬上封事》，合稱《朱子封事》，集中體現了朱熹的政治思想，頗受後人重視。傳入朝鮮後，成為朝鮮王廷經筵的重要篇章和儒家士子研讀的重要典籍。但它是如何傳入朝鮮半島，對於朝鮮王廷和社會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活有過怎樣的影響，學術界關注較少。筆者試就相關問題略作探討，以就教於方家。

一、《朱子封事》與南宋政治

南宋初年，儘管面臨金朝嚴重的軍事侵擾，高宗卻重用秦檜為宰相，力主和議，苟延殘喘。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即位，他對秦檜不滿，意欲抗金，即位之初，詔求直言。八月初，朱熹以封事上奏於孝宗，這是朱熹第一篇封事，史稱《壬午應詔封事》。直言：“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方切”，乃“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故提出三條建議：“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即勤講儒家聖人之學；“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反對與金議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即任賢修政。極言此“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頗合孝宗當時心意，孝宗遂召朱熹入朝奏對。孝宗初政，雖暫時改變對金求和政策，任命主戰派張浚為宰相，以圖北伐抗金，卻無有效舉措。但他並非真心抗金，故又以主和派史浩為參知政事，牽制主戰派。北伐失敗後，張浚病逝，隆興二年（1164），宋金和議達成。朱熹《壬午應詔封事》未見實效。

四庫全書本《晦庵集》卷十一

淳熙七年（1180）三月，孝宗“申敕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朱熹再次應詔作封事。他指出：“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三者總歸“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直言孝宗心不正，致綱紀不立，“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孝宗“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痛陳近習弄權，史稱《庚子應詔封事》。這是對孝宗理政近 20 年來一次大膽、激烈的批評。孝宗閱後非常生氣，憤言“是以我為妄也”！當時的孝宗已“變成一個最厭惡道學清議和正心誠意之說的皇帝，他把朱熹一班直諫敢言、鼓吹道德氣節的人斥為虛名之士”，試圖懲處朱熹。在周必大、趙汝愚等人勸諫下，他才強忍怒火，免於懲處，《庚子應詔封事》也就置於腦後。

淳熙十五年（1188）初，朱熹再次入朝奏事。六月初，“奏事延和殿”，被稱為“戊申延和奏札”，共 5 札，勸孝宗“正心誠意”，孝宗未見動心。十一月，朱熹以奏對之說有所未盡，“遂並具封事，投匭以進”，即《戊申封事》，這是朱熹諸篇封事中最為重要的一篇。《戊申封事》開篇即言：“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發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症，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在此情形下，須如扁鵲、華佗這樣的名醫，“授以神丹妙劑”“湔腸滌胃”，方能去病根，必須徹底改革才有希望。他認為最重要的無非是“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所謂天下之大本，在於孝宗之心；急務則有 6 條：“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希望孝宗能“次第施行”。《戊申封事》實際上是朱熹將儒家“正心誠意”之思想與南宋國家治理結合起來，而提出的一整套改革方案，“不僅是一次全方位的政治批判，也是一次全方位的文化反思”，他對南宋各種問題的批判，也“使封事變成了一次全方位的社會論戰”，而“朱熹的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在這裡是緊密地聯絡在一起”， 因此該篇可“稱得上南渡以來第一篇奏疏文字”，“作為理解朱熹文化思想真正秘密的一把鑰匙，以及當作朱熹活的靈魂來解剖”。史稱“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可見孝宗非常重視，馬上給朱熹升職，以表認同。

一年之後，孝宗禪位於其子趙惇，即宋光宗，朱熹《戊申封事》中的諸多措施也隨著孝宗退位而不了了之。光宗即位初，連下詔書，“詔內外臣僚陳時政闕失，四方獻歌頌者勿受”。朱熹“草奏疏欲再上封事，以為新政之助”。朱熹對光宗期望頗高，“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並提出 10條對策：“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奸、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歷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認為“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但因“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最終並未上呈，被稱為《己酉擬上封事》。

孝宗禪位後，並未完全放棄對朝政的干預，引發光宗不滿。紹熙五年（1194）五月，“趙眘病重，趙惇不朝重華宮問疾”，造成“過宮”風波，朝中震盪。朱熹因此“草成封事”，論講父子之道，希望光宗“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歡”，意在勸和。六月，趙眘卒，封事也未上呈，此為《甲寅擬上封事》。七月，發生宮廷政變，光宗被迫內禪於其子趙擴，即宋寧宗。趙汝愚因功升任右相，掌握朝野大權。得趙汝愚舉薦，朱熹被“召赴行在所奏事”。八月初，“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授朝請郎，賜紫金魚袋”。因此，朱熹得以“帝師”身份立朝 46 天，走向其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但隨著朝中權力鬥爭加劇，寧宗對朱子學心有所煩，認為“朱熹所言，多不可用”，遂免其侍講。次年二月，趙汝愚罷相，五月，朱熹“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明趙汝愚之冤”，但“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遂將奏稿焚燬。該篇封事即《乙卯擬上封事》，內容已無從得知。此後，朱熹遠離朝廷，回到福建建陽，著書講學。慶元二年（1196），發生“慶元黨禁”，道學被定為“偽學”，朱熹被指為逆黨黨魁，落職“罷祠”。慶元六年（1200）三月初，朱熹在黨禁中鬱鬱而終。

綜合而論，《朱子封事》有四個特點：第一，朱熹議論時事，總是貫徹其道學思想，宣揚其道學理念。透過儒家聖學教育，使皇帝成為“聖王”。從《壬午應詔封事》始，朱熹一直希望皇帝要正心誠意、勤修帝王之學，多次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16 字勸誡。該言出自古文《尚書·大禹謨》，相傳是堯、舜、禹禪位時相傳授之語，主張使“人心”合於“道心”，達到“聖王”標準，以此治國，被稱為“十六字心傳”， 寓意深刻，影響深遠，宋代理學家將其作為儒學道統的精髓，藉以標舉道統。特別在《戊申封事》中，朱熹以小注形式，詳細闡釋，認為此“大舜、孔子之言”， 希望孝宗多加省思。朱熹強調“正心”，要求皇帝摒棄私意，以天下為公，任賢修政。雖其意在維護南宋統治，但要求甚高，難免讓皇帝感覺有些空洞，可行性不強。同時帶有很強的說教意味，這對於喜歡歌功頌德的皇帝而言，難以接受。第二，《朱子封事》是朱熹將儒家“正心誠意”之學 說與南宋社會政治相結合的產物，希望以此解決現實問題，是研究朱熹政治思想的重要材料。因此，成為後代儒士借題發揮、申述政治理念的重要媒介。第三，6 篇《朱子封事》並沒有全部上呈皇帝，3 篇上呈，3 篇（自毀 1 篇）未呈，縱貫朱熹 30 多年從政生涯，完整體現了朱熹的治國之道，也是朱熹經世致用思想的體現。第四，6 篇《朱子封事》沒有一篇真正得到實踐，全都是“紙上談兵”。但對後人來說， 是否真正實施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他們表達思想的一個媒介，也是研究朱熹政治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

總之，《朱子封事》之作，皆因其強烈的政治現實關懷，是其關心時局，並欲藉此勸誡君主，以求振興的產物。但朱熹所推崇的道學思想與當時的政治鬥爭、學術紛爭相互交織，他也是南宋孝宗、光宗 和寧宗時期政治鬥爭的一個焦點人物，尊奉道學者極力將其引進權力中心，反對者卻使盡一切手段把他 排斥於外。因此《朱子封事》雖因時局而作，卻是朱熹政治和哲學思想結合的體現。本文無意深究朱熹及其《朱子封事》背後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和學術爭論，僅透過對《朱子封事》與南宋政局關係的簡單梳理，探究《朱子封事》中朱熹的政治指向，分析其諸多措施難以在當時被實踐的原因，以便考察其對後世的影響。

二、《朱子封事》在元、明、清的傳播與影響

“封事”屬於秘密奏章，在上奏皇帝前，很難被看到。朱熹 6 篇封事中，只有《壬午應詔封事》曾交其師李侗（1093—1163）修訂。李侗認為“立意甚佳”，對封事中個別“少疑處”，提出修改建議，勸其“早發去為佳”。其他封事成稿之後，均未示人。誠如上文所論，《朱子封事》大多未受重視，因此在當時影響有限，但在後世卻越來越受重視，並傳到朝鮮半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嘉定十四年（1221），朱熹的女婿、門人黃幹（1152—1221）作《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認為《朱子封事》“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為之涕下”，“言顧切直”“詞旨痛切”，c 這是現今能看到的最早評判。黃震（1213—1281）在其《黃氏日鈔》中，說明了《壬寅應詔封事》《戊申封事》等 5 篇所作緣由，節錄相應內容，對孝宗時 3 封事評價頗詳，直觀反映了南宋後期朱熹《朱子封事》的影響，其曰：

按：先生上續孔、孟，講明帝王之學，遭值壽皇英明不世出之主，而三上封事，皆墮空言，其 言婉切明盡。蓋自漢至今能言治道之士，莫之能尚，而當時曾不聞有賞異之者。於是異端浸滛之患 為可畏，而先入之說為主，有非可旦夕解，或者潛藩輔德之舊，必有任其責者矣。

黃震，字東發，慶元府慈溪縣人，南宋末期儒學家，創立“東發學派”。其學雖宗朱熹，但對 程朱理學，他既是繼承者，又是修正者，著力闡發其思想。黃震對朱熹《朱子封事》評價頗高，認為其內容“婉切明盡”，從漢至今言治道者，“莫之能尚”。而“三上封事，皆墮空言”，則反映了朱熹封事在孝宗朝的命運。從學術理路來看，黃震於 1234 年“讀書於餘姚縣學，三年，又師從於王文貫於鄞縣學宮”。黃震主要接受官學教育，不像黃幹系朱熹弟子，他並無親炙的機會，因為他出生時，朱熹早已去世。其對朱熹《朱子封事》的評價，更能反映南宋末期尊崇理學者對《朱子封事》的態度。

從元朝始，《朱子封事》中有關篇章被單獨刊印，作為儒生閱讀的重要典籍。元時守中（？—1333） 任湖北道廉訪使期間，曾“刻朱子《戊申封事》於南陽書院，以教學者，士論翕然頌之”。後來，《朱子封事》鮮見單獨刊刻，被收錄於《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延祐二年（1315），程端禮《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成書，該書根據《朱子讀書法》編修而成，其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便是朱子“為學之道”，因此，是朱子理學教育思想的體現。朱子學在元代被定為官方哲學，由國子監頒發到郡縣，成為官方教學的規範，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學作文” 條將《陸宣公奏議》《朱子封事書疏》《宋名臣奏議》等列入“欲學策”之必讀書目。因此，朱熹《朱子封事》隨著朱子學的發展，傳播越來越廣。清人朱珪（1731—1807）稱，14 歲時，“早起入塾，先生已洛，誦朱文公《戊申封事》三遍”，則是朱熹《朱子封事》在儒學教學中真實的反映。

同時，隨著《朱子封事》被納入儒學教學書目中，對其評價也漸多。明清之際的理學家陸世儀（1611—1672）認為，“宋世有幾篇大文字，皆數萬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包括“蘇氏父子、王荊公及朱子諸封事”，而“ 《朱子封事》皆切實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清代著名理學家李紱（1675—1750）也認為，《朱子封事》與韓愈《原道》、歐陽修《本論》及陸九淵《輪對五札》，“原本於二帝三王之遺，而究極於內聖外王之旨，此誠大學之實功，而千聖百王所莫能違者”。與李紱同時代的朱荃（？—1750）在其策問中稱，“朱子《戊申封事》言急務者六，而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皆本以人主之心。此則大儒之言，體用兼備，明德新民，一以貫之，可與六經並傳，豈漢唐諸子之所能 及哉”。明清時期士人在科舉策問中引證《朱子封事》，給予很高評價，表明《朱子封事》因對君主正心誠意的要求及社會現實的剖析，具有很強的政治實效，故受到重視。

《朱子封事》在近代依然受到重視。曾國藩（1811—1872）在其讀書札記《求闕齋讀書錄》中， 論及《戊申封事》，認為“北宋之萬言書，以蘇東坡、王介甫（王安石）兩篇為最著；南宋之萬言書， 以公此篇及文信國（文天祥）對策為最著。文章則蘇、王較健，義理則公較精”。曾氏還將正文及朱熹自注、夾行文字字數統計，把內容分為四節，指出其文法優缺點，並抄錄《戊申封事》，進行評論、解釋。如對朱熹抨擊孝宗朝選任大臣陋習之語，曾氏認為“此等語實甚憨直，孝宗以其為賢者而優容之耳”。同時，與其他文集札記相比，如《東坡文集》，不僅包括曾氏上文稱讚的 “萬言書”，還有遊記、書信和詩詞等。但《朱子文集》札記，全是《戊申封事》內容，足見曾氏對該篇的重視。郭嵩燾（1818— 1891）在日記中稱：“讀《朱子封事》，慨然於王淮、鄭丙、陳賈、林慄之徒為後生淺學，轉相祖述以至於今，隳敗世教無窮已也”。j 王淮曾在孝宗時期擔任宰相達 7 年，政治上，他既不是堅定的主戰派，也非一味求和派。其與朱熹雖有交往，但卻屬反道學一派，鄭丙、陳賈、林慄亦如此。因此，王淮等對朱熹反對議和、積極抗金的策略，較為排斥。郭嵩燾在政治上也主張整頓吏治、振紀朝綱，與《朱子封事》的主張頗合。其讀《朱子封事》，意在借古喻今。同治三年（1864）七月，郭氏又讀該書，可惜未寫其心意。陳介祺（1813—1884）在給內閣學士宋晉（？—1874）函中，暢言時事，盛讚《朱子封事》：“善乎《朱子封事》之言，外攘必先內修也。言用兵必曰屯田也，內修以聖學為本，以政事為大。屯田以軍屯為急，以募屯為要”。對朱熹研究頗多的唐文治（1865—1954）在其《朱子學術精神論》中寫道：“讀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諸篇，浩然正大之氣，溢於楮墨之表”，因此，“特節錄於左，以興起吾人愛國之精神”。另在其《思辨錄札記》中寫道：“學者果有志於致君澤民，不可不讀《朱子封事》及《近思錄》第八卷”，其著《茹經堂奏疏》“第一卷，則仿《朱子封事》為之”， 使得《朱子封事》融入近現代的學術之中。

綜上所述，從南宋至晚清，《朱子封事》的傳播呈現出四個特徵：第一，隨著朱子文集在南宋刊刻、 傳播，《朱子封事》漸獲重視，受當時政治氛圍的影響，主要是對內容評價，在政治文化中的影響有限。第二，元代以後，朱子學被定為官方政治哲學，《朱子封事》被納入“欲學策”必讀之文，用於科舉策問， 成為元代以來儒生習讀的基本經典。第三，《朱子封事》體現了朱熹的政治思想，成為歷代儒士表達政治訴求的一個重要載體。特別是晚清內憂外患之際，曾國藩、郭嵩燾讀《朱子封事》，借古喻今；唐文治節錄《朱子封事》內容，“以興起吾人愛國之精神”。因此，隨著時代的變化，對於《朱子封事》的理解，常解常新，總是賦予其新的內涵。第四，《朱子封事》在元、明、清的影響，也限於文人士大夫文字之間，其對君主的鑑戒作用及其政治效能，較為有限。

三、《朱子封事》在朝鮮王朝的傳播與影響

古代朝鮮半島積極學習中國的優秀文化，高麗末年，儒士安晌將朱熹《四書集註》帶回高麗，朱熹著作逐漸在朝鮮半島傳播，其思想也漸被接受。朝鮮王朝以程朱理學作為立國基準，朱熹著作更是被奉為經典，為朝鮮儒士們世代研讀，成為朝鮮王朝性理學發展的基礎和思想源泉。朝鮮王朝早期所刻朱熹作品，包括經、史、子、集類著作，並沒有《朱子封事》單獨刊印的記載。這應與朝鮮王朝前期，朝鮮士人更多關注朱熹哲學思想，對其政論文字較為忽視有關。15 世紀末至 16 世紀初，《朱子大全》傳入朝鮮王朝，並被刊刻，《朱子封事》漸為人知。

檢視相關朝鮮史料，16 世紀初開始有《朱子封事》的記載，這與《朱子大全》傳入有關。朝鮮王朝中宗（1506—1544 年在位）時期，“宗室正叔襲爵為副正。丁丑（1517）年，私印《二程封事》《朱子封事》。進上曰：‘為治之要，無過於此，伏念留神采覽焉’。上嘉納之，賜書籍”。宗室正叔指李正叔（？—1521），朝鮮世宗李祹曾孫。當時其私自刻印《二程封事》和《朱子封事》，獻於中宗，獲得嘉獎，這是朝鮮王朝關於《朱子封事》較早的記載。1537年，中宗令校書館校印《朱子大全》，1543年刊刻，賜給眾臣。柳希春（1513—1577）於 1575 年參考其他版本，對《朱子大全》校勘重印。1635 年， 元斗杓（1593—1664）再校對《朱子大全》，並雕版印刷。朝鮮儒士不斷校正刊刻《朱子大全》，使得該書流傳日廣，《朱子封事》也因之影響越來越大，成為朝鮮王朝後期經筵的重要篇章。

英祖（1724—1776 年在位）推行“蕩平策”，試圖改變兩班政治的汙濁之風，《朱子封事》中所提省賦恤民、正綱紀、選大臣等措施，與其致治目標相符，因而成為經筵講論的物件。英祖二年（1726） 進講《宋鑑》時，經筵之臣指出朱熹“封事奏札中，帝王心法、治國規模，無不備具”，其所言“皆切於人主之身”，勸英祖“取入封事奏札所付之卷，置之左右而熟玩之”。四年三月，定經筵中進講《朱子封事》，命弘文館校正刊出，五月初，講論《朱子封事》。該次講論結束不久，經筵官認為“向日《朱子封事》進講時，一次所講，多至數十餘板，不免有務多之意”， 感覺過快，因而建議《東國通鑑》講畢，接著再講《朱子封事》，反覆講論，以求儘可能全面系統領會其治國理政的思想。英祖晚年，繼續多次反覆講論。同時，進講《節酌通編》《高麗史》等書籍時，英祖君臣經常會提及《朱子封事》，與朝鮮王朝現實問題聯絡起來。如進講《高麗史》時，侍講官李宗城認為“《朱子封事》中， 正心誠意之言，正為今日之可監矣”，勸英祖“大臣諸宰，日日引見，以何如則好，何如則不好，講論得失，以備不虞”，英祖贊其“以至誠事君之心”。可見，英祖透過經筵日講，反覆學習《朱子封事》的思想，作為其治國理政的理論指導。

正祖（1776—1800 年在位）作為朝鮮王朝有名的“學者型”君主，一生嗜讀朱子著作，其自言：“予自辨志以後，酷好朱子書，翻閱不釋於手，誦唸不絕於口，講究思索不忘乎心。”子著作種類繁多， 部帙龐大，正祖以“《語類》與《文集》終未有合成一書者”，“甚恨之”。他認為要解決“今日俗學之蔽，挽回澄治之道”，“惟在乎明正學，明正學之方，又在乎尊朱子”，因而特別強調“尊朱”的重要性，以為“尊朱所以尊經也，尊經所以尊王也”，把“尊朱”視同“尊王”。其抄選朱子著作，成《朱書百選》《朱子會選》《朱子書節約》《朱子選統》等書，他也特別重視《朱子封事》，並予以論評。如其讀《壬午應詔封事》中“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方切”，朱熹希望孝宗“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語時，認為此“為全篇之第一義”，“予所瞿瞿努力者，正在請事斯語”，“予當銳意”，勉勵儒臣“即起肅命，弘濟國事”。在御批世子侍講院贊善宋煥箕疏中，正祖也稱“予嘗讀《朱子封事》”，並將朱子之意“用作官箴”，以此勉勵宋煥箕，盡心教育世子。

在經筵討論中，正祖稱頌《朱子封事》“勤勤懇懇，丁寧惻怛，有足以極一代之治化，開萬世之太平”！《戊申封事》“六條之指陳，一心之推演，尤為人主之龜鑑”。儒臣尤重視“正心”，勸正祖“於清燕之暇，益懋精一之工，先從難克處克”，則“百千萬事，無一不出於正，而兇孽漸消，言路漸開，自底於大公至正之域矣”；進而指出“十六字心傳”乃“二帝相傳之心法，千古聖學之祖宗”，《朱子封事》中“首尾陳達，不啻千言萬辭”，勸正祖修心。雖然“ 《封事》之言，固難盡施於今日，今日之弊，未必盡同於封事”，仍希望正祖“常常披覽，有若朱夫子敷陳於今日殿下之前”。同時，正祖用《朱子封事》之言，解決實際問題。英祖即位之初，儒士領袖趙德鄰（1658—1737）上疏陳數條措施， 第 10 條為“正名實以建極也”，建議英祖正君臣、昆弟、父子之名，則“天下之名實定，而萬事順其理”，實則從“正名”角度，維護英祖統治。但“李麟佐之亂”後，趙德鄰因疏中“正名”條受到指責，認為其另有所指，而被流放致死。正祖欲為趙德鄰平反，有人以“德鄰疏中，正名實（十）條，至於‘匪心倉卒’等句，誠是不道之言”為由反對。正祖以為此言乃“《朱子封事》中句語引用者，何必如是看之”，最終為其平反，恢復名譽。純祖（1800—1834 年在位）時期，《朱子封事》雖用於經筵，但朝鮮王朝進入勢道政治時代，君權削弱，封事很難付諸實施。此後經筵制度衰落，《朱子封事》漸不見於經筵記載。

《朱子封事》在朝鮮王朝儒士當中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朝鮮性理學最重要的兩位大師李滉（1501— 1570）和李珥（1536—1584）對《朱子封事》都非常重視。宣祖（1567—1608 年在位）元年，李滉因宮人干政一事，上疏請罷黜之，“上不從……因抄錄朱子上孝宗封事中，論宮禁一款以上之”。此後，李珥為朝鮮國王教育作《聖學輯要》，大段摘錄《朱子封事》，認為“朱子前後封事，陳當時之弊，而切中 今日之病，故詳錄焉”。因此，《朱子封事》作為鑑戒君主的書籍，受到朝鮮儒臣的關注。

1637年，在皇太極大兵壓境之下，朝鮮仁祖被迫簽訂南漢山城下之盟，成為清朝藩國。在朝鮮性理學主導下，朝鮮君臣尊奉“尊周思明”大旗，大力倡導“尊華攘夷”思想，成為朝鮮王朝後期的思想主流。因《朱子封事》倡導“攘夷”，頗合當時主流思想，在朝鮮王朝頗受重視。歷經兩次“胡亂”的李時明（1590—1674）疏稱：“吾東方今日事勢，與南宋時事偶合，雖其壓於氣數”，但“不能西向以爭大義，後生輩不可不知討賊復仇之為今日急務也”，常“袖出《朱子封事》，朗讀一遍，掩卷流涕者數矣”。李之濂（1628—1691）與友人書信中，盛讚《朱子封事》：“非但為經國之大法，格君之至論。辭約義博，體用全備”，且“參之時義，絕類今日”，並稱《朱子封事》“為治道之指南，建天地亙萬古而不悖者，莫此書若”。

倡導“尊周思明”理念的宋時烈（1607—1689）極其服膺朱熹學說，對《朱子封事》相當重視。宋時烈是朝鮮儒學史上地位僅次於李滉和李珥、唯一以子相稱的儒學大師。其生活於明末清初，清朝出兵朝鮮時，他曾“扈駕南漢”，雙方和議達成後，其“痛哭出城，即歸鄉里”，隱居不仕。明亡後，他大力倡導尊周思明、攘夷貶清，正與孝宗北伐計劃相合。孝宗“以掌令召時烈”，後“連拜進善、執義”，顯宗（1659—1674 年在位）朝“拜右相，至左議政”，權傾一時。因《朱子封事》中講“內修外攘”，積極抗金，與宋時烈對清主張相似，受到推崇。他不僅“完全襲用朱熹《封事》”，上封事於孝宗。讀朱子《戊申封事》後，還勸孝宗“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並“克崇德業，以副皇天誕命之心，先王付託之意”，早施“討復之義”。此後，又將《朱子封事》獻上，並上《進朱子封事奏札札疑札》，認為朱子《封事奏札》“精忠懇切，誠意感發”，其中辨賢邪、振紀綱、修軍政、御外侮等措施，“體用具備，理事相函……不拘束於淺近小利，不泥滯於迂闊空言，真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希望朝鮮孝宗吸取宋 孝宗“說而不繹，從而不改”的教訓，勿使“其盡誠納誨之忠，卒無其效”。朝鮮肅宗（1674—1720年在位）即位初，宋時烈因黨爭被流配，至六年又重回朝廷，並受到肅宗重用。其又將《朱子封事》校勘、 註解，上於肅宗。但肅宗時代，朝鮮黨爭尤甚，老論派與少論派相互傾軋，加之肅宗善於玩弄權術，使得朝局變化不斷，宋時烈也因黨爭於 1689 年被流配賜死。面對如此政局，樸世採（1631—1695）在經 筵中，認為“ 《朱子封事》則不但愛君憂國之意甚切，至於時勢規摹，尤與今日相近。臣前上經筵故事中亦嘗及之，願乞聖明深留睿念”，希望肅宗常讀。

《朱子封事》不僅在朝鮮王朝政治中有較大影響，在朝鮮文人中也留下不少相關篇章。尹愭（1741—1826）曾作《讀〈朱子封事〉》一文：

餘讀《朱子封事》，未嘗不三複而嘆息也。蓋當朱子之時，運值艱否，柄歸權奸，天下之事已 至於不可為。而有若朱子之大賢，出於其間，苟使得君而行道，則宜若可以俗躋三代之盛，民蒙至 治之澤，宋不至於為宋而止。而乃使天高海闊之德，蠶絲牛毛之學，空老於山裡杞菊，尋行數墨之 間，卒不過留的一片苦心於若干封事而已，可勝惜哉……其愛君憂國之誠，救焚拯溺之意，直使讀 者流涕不自已……嗚呼！孔子不得位，而其功賢於堯、舜；朱子不遇時，而其功繼於孔、孟。然則 朱子之不幸，豈非天使之嘉惠後學而後學之幸歟？

讀《朱子封事》後，尹愭不僅為朱熹時運不濟的遭遇感到痛惜，更稱頌朱熹“愛君憂國之誠”，使“讀者流涕不自已”。認為若“君行其道”，則“宋不至於為宋而止”，可“躋三代之盛”。這種盛讚《朱子封事》的篇章，在 17、18 世紀的朝鮮王朝，非常普遍。朝鮮文集中，如尹宣舉（1610—1669）、樸世採（1631—1695）、尹拯（1629—1714）、尹推（1632—1707）、洪禹傳（1663—1728）等等，都有類似的文章，稱頌有加。

19 世紀中期以後，朝鮮王朝被迫開放國門。1876 年，與日本簽訂《江華條約》，朝鮮逐漸淪為日本殖民地。面對“外寇頻侵，邪說橫熾”之局，宋時烈九世孫宋秉璿（1836—1905）於 1881 年上《辛巳封事》，提出“懋聖學以盡心志”“斥倭和以絕邪教”等 8 條建議。但認為自己“見識短淺，文辭拙訥”，古人格君之言，盡見於《朱子封事》中，希望高宗（1863—1907 年在位）“燕閒之中，亟取其本篇（指《朱子封事》），熟復而詳味之”。次年，經筵官金洛鉉上疏，仍以《朱子封事》中所言勸高宗：“奮發乾剛，痛抑私謁，先行懲貪之政”，“更嚴緝盜之令，與臭載之罪，無或容恕於左右近習之言”，以此可“致太平之道”。

同時，《朱子封事》在朝鮮也常被刊刻。上文提及 16 世紀初，宗室李正叔將其私印成冊，17 世紀官方大規模刊印。據刻於崇禎九年（1636）的朝鮮王朝《書冊市準》載，“ 《朱子封事》，紙四卷”。f此後，成書於英祖年間的《完營冊板目錄》和正祖時期編纂的《西庫藏書錄》當中，都有《朱子封事》 的記載。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當中，《朱子封事》為 2 卷 6 篇，朝鮮王朝單獨刊刻的《朱子封事》則為 4 卷。孝宗時期 3 封事為卷 1，《己酉擬上封事》和《甲寅擬上封事》為卷 2，卷 3、卷 4 為朱熹《奏札》，因此，朝鮮王朝單獨刊刻的《朱子封事》，增加了兩卷朱熹的奏疏，擴大了版面，豐富了內容。

綜上所述，《朱子封事》在朝鮮王朝的傳播，有四個特點：第一，從英祖至純祖時代，《朱子封事》成為國王經筵日講的重要書籍。經筵討論中，君臣將《朱子封事》與朝鮮王朝現實問題聯絡起來，用以解決實際問題。同時，儒臣特別重視《朱子封事》中“正心”之說，勸誡國王修心。第二，《朱子封事》 主張積極抗金，宣揚“攘夷”思想，符合朝鮮王朝對清心態，成為朝鮮儒士“討復大義”的思想源泉。同時，《朱子封事》也成為朝鮮文人理解和盛讚朱熹的重要媒介。第三，19 世紀中期以後，面對內憂外患之局，因《朱子封事》主張以改革促振興，成為朝鮮儒士倡改革、致太平的重要憑藉。第四，朝鮮王朝將《朱子封事》刊印，並加入朱熹《奏札》內容，豐富其內容。總之，與元、明、清相比，《朱子封事》 在朝鮮王朝更受重視，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四、結語

《朱子封事》所作，源於朱熹強烈的現實關懷，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因當時政治環境、 學術爭論等因素，在南宋不受重視。朱熹去世後，《朱子封事》隨著朱熹文集的刊刻而流傳，在元、明、清三朝產生了一定影響。同時，隨著朱子學在朝鮮半島的發展，朱熹著作在朝鮮王朝的刊刻，《朱子封事》日漸受到朝鮮君臣重視，被單獨刊刻。可以看出，《朱子封事》在中朝的影響，同中有異。

首先，《朱子封事》在中朝都受到應有關注。隨著朱熹文集的刊刻與流傳，《朱子封事》漸為人知。從南宋後期至晚清，《朱子封事》不斷被閱讀，並納入郡縣儒學教學之中，成為士子“欲學策”的參考。因此，從某種意義來說，《朱子封事》對元、明、清之際的科舉策論及政論奏疏都有一定影響。晚清時期，《朱子封事》更受關注，曾國藩、郭嵩燾以此借古喻今，唐文治將其節錄，模仿上疏，乃《朱子封事》在內憂外患情況下現實價值的體現，更是晚清士大夫對現狀不滿以圖自強的反映。《朱子封事》 在朝鮮王朝亦然，尤其是李滉、李珥和宋時烈都重視《朱子封事》的鑑戒作用。孝宗之後，顯宗、肅宗相繼即位，但朝鮮王朝內部的政治、社會問題一直沒有解決，黨爭尤其嚴重。《朱子封事》所涉及的 除黨爭、振綱紀和太子培養等問題，在朝鮮王朝同樣存在，因此，受到英祖、正祖重視，併成為經筵日講的書籍，他們將《朱子封事》中的政治理念付諸實踐，以解決現實困難。高宗時期，面對內憂外患之局，《朱子封事》又被儒士重視，成為倡改革、促太平的重要指導。

其次，與宋、元、明、清不同，《朱子封事》不僅受到朝鮮儒士關注，在英正時代也受到君臣重視。《朱子封事》既集中體現了朱熹的政治主張，也是其道德哲學和政治思想結合的體現，針對物件為最高統治者，帶有強烈的說教、批評意味，很難被元、明、清皇帝所接受。朝鮮王朝卻不同，儒臣藉此勸誡國王，而且從英祖到純祖時代，該書不斷被用於經筵。同時，還將朱熹 5 篇《封事》與《奏札》合併刊刻，成《朱子封事》4 卷。這既是朱子學在朝鮮王朝重要影響的反映，也是中朝之間政治文化狀況不同的體現。朱子學在元代被定為官方哲學後，對明、清政治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但中國朱子學者更多的是擁護和維持現存的統治秩序。朝鮮王朝則不同，“李朝五百年來，朱子學始終佔統治地位，朝鮮朱子學深融於朝鮮文化之靈魂和血脈之中，成其傳統文化之主流”，但“朝鮮朱子學者反保守， 倡改革”，朱子學在朝鮮王朝成為改革現狀的工具。英正時代，振綱紀、平黨爭，實現復興，成為當時目標，這與《朱子封事》中諸多訴求相合，成為英祖和正祖君臣改革現實的思想依據。

《朱子封事》之成，具有鮮明的政治指向，其目的是透過君主閱讀去影響其政治行為和實踐。但書 籍對政治的影響，從來都不是單向的自我表達，更在於站在權力頂端的君主，透過對書籍的閱讀，去理 解其中的為政舉措，將其付諸實踐。因此，書籍與政治之間，是雙向互動的關係。《朱子封事》在中朝之間的際遇，是中朝不同政治文化狀況下，書籍與政治互動關係的一個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