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中的家族觀念：親先於君，孝先於忠，族權與皇權分庭抗禮

眾所周知，魏晉時期是世家大族逐漸掌握大權的時代，逐步形成了門閥政治。所謂“鐵打的世家，流水的皇室”，得勢的世家雖然不是皇室，卻比皇室更為顯貴，

他們幾乎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

因此，在思想文化領域，這一時期較為突出的就是人們的家族觀念。

這一點，在《世說新語》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家族觀念的發展

魏晉的家族觀念不是無根之水，相反，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脈絡。

東漢劉氏復興，成光武帝業，地主豪強居首功，光武告廟時也稱“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這其中幾分客套且不論，

總之其後地主豪強順應時勢發展起來。

地主豪強、世家大族、門閥士族是一個遞進的過程。

經濟上，他們的經濟基礎在於土地兼併，獲得大量為自己服務的依附農民。東漢荀悅說：“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

這樣的豪強剝削，東漢時期組成能夠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三國以來，特別是五胡亂華以後，出於聚族自保的需要，莊園又演變為塢堡，承擔一定的軍事職能。

莊園變為塢堡的同時，人們的依附關係也隨之發展。

中國古代民間最為牢靠的聯絡是血緣和地緣，莊園塢堡裡的服務者除了賣身的奴僕，不乏同鄉同族。但由於人與人之間經濟地位不同，

他們要謀生，後來不免與主家的關係發生變化，由自由人變為依附農民。

有依附關係的同鄉同族與奴僕固然對主家負有種種服務的義務，法律上更有從屬的關係，但這種聯絡不是單向的。地方勢力發展以來，地主與家鄉的聯絡也十分緊密，

鄉人對他的評價是彰顯他的道德的一種方式。

因此，地方豪強士紳往往也負有聚族的義務，常常資助族中鄉里的教育、經濟等，在災年還要承擔撫卹的責任。也因此，這種經濟剝削得以披上儒家的溫情外衣，

促進家族觀念的形成。

東漢時期宗法觀念將一無所有的農民與富貴的官員聯絡起來，

魏晉時期，這種家族觀念由於戰亂的外部威脅變得更有必要性。

政治上，他們把控了上升的渠道。東漢的選官制度是察舉制，名義上重在鄉人的評價，而在實踐中，上官因有“提攜之恩”，又挾恩圖報，不免使官員結黨營私、重視人脈，

官場因而烏煙瘴氣。

漢末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徵源流，慮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

初衷如此冠冕堂皇，最終也是 “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

相似的是，察舉制要求的人脈、九品中正制要求的家世、做官要求的才學，三者兼而有之者，只有世家大族——他們掌握著普通人難以企及的人才資源和教育資源。這就導致，官場之上，官員也十分重視“家族”。

官員之間有親戚關係，有聯姻關係，有師生關係是常事。

政治和經濟的現實使世家大族迅速壯大，家族觀念隨之發展，一直到中唐，人們還十分重視家門閥閱，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世說新語》中家族觀念的表現

《世說新語》中對魏晉的家族觀念有很多細節的描述。

在政治上，魏晉世人可算舉賢絲毫不避親。如“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問潁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荀慈明甚至為此辯護，說“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

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這就將舉薦親族抬高到春秋之義的高度，可見對這種舉薦家族子弟的行為，

魏晉世人是習以為常並且絲毫不以為恥的。

在教育上，魏晉世家也毫不吝惜。類似“謝太傅寒雪日內集”的場面在魏晉不是謝氏獨有。在魏晉世家，男子要通達世情，有名士之風，

女子也不囿於庭院之中，而以詠絮才為榮。

甚至這種對教育的重視蔓延到孩子身上，《世說新語》多出言語機警、通達世情的幼童，固然有比附的可能，也展示了魏晉高門的一種價值導向，即格外重視教育。

當然，世家並不全是溫情的，魏晉世家對寒門、庶族格外排斥。他們對家族、家世的強調往往指向了一條家世的鄙視鏈：上品士族歧視二三流的小世家，

世家歧視朝堂新貴，新貴歧視寒門。

如《方正》中有“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謝仁祖（尚），陳郡謝也，陶胡奴（範），侃子，兵家子也。

琅琊王氏的子弟連大將軍的兒子都看不上，而這種行為若干年後竟然被劉義慶編入“方正”，何其荒謬，卻成為魏晉的常態。

家族不僅有親，也有戚，因此，魏晉世人對家族聯姻也是很重視的。當然，這些政治聯姻最終目的是維護家族的利益，

實現親、戚的合作共贏。

如諸葛恢說“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裒兒婚”就表明，士族的聯姻目的在於通過後庭的結合達到前朝的結盟，

在政治上守望相助，提高自家的社會地位。

同時，士族的門第婚還特別講究等級，東晉初年，謝氏還不出彩，這時王氏為拉攏郗鑑，促成了王羲之與郗璿的結合，後來郗家落魄，王謝結合，王氏兄弟對郗家子也不禮遇了。

家族觀念的加強，一言以蔽之，就是家族中人一切以家族為重。《世說新語》記載，“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 ‘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魏晉時期的人們連細枝末節的名聲都要爭上一爭，以維護家族的聲譽和顏面。重點在於，這種維護家族的行為是下意識的、自發自覺的，

可見家族觀念對世人的影響。

家族觀念的影響

唐長孺先生在《魏晉南北朝的君父先後論》中提到一處記載：太子（曹丕）宴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時（邴）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勃然對曰：“父也！”

太子亦不復難之。唐先生的結論是，自晉以後，門閥制度的確立，促使孝道的實踐在社會上具有更大的經濟上與政治上的作用。

因此親先於君，孝先於忠的觀念得以形成。

這則記載是魏晉時期家族觀念形成的最好註解，為後世展現了一些耐人尋味的資訊。

上文已經提到，魏晉家族的前身是東漢地主豪強，家族的發展正是地方勢力與中央勢力的拉鋸，地方分權在魏晉發展到一個高峰，甚至衍化出魏晉封建說。

因此，魏晉家族觀念的影響之一，是地方封建勢力對抗中央集權的皇權。

西晉五十年的統一完全無法掩蓋此後數百年的割據混戰，人們發現專制皇權此時無力掌控局面，大宗族自發自保，其中有野心者發展成為一方霸主。

應當說，在那一時期，魏晉的幾個“諸侯”有可能發展為西歐式的典型封建的模式，然而，古代中國統一的土壤深厚，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作為一種過渡形態持續了很久。

雖然在這場拉鋸中四分五裂的華夏最終統一於隋，但魏晉時期分裂的社會現實及其發展出的家族觀念不容忽視。上文中邴原直言先父後君而曹丕不為難他，

也暗示了此時族權與皇權分庭抗禮的狀態。

其次，魏晉家族觀念還影響了政局。九品中正制實踐過程中“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這就放任了一批腹內原來草莽的世家大族子弟尸位素餐，

長此以往，政治晦暗，大權為奸邪所竊是必然的。

人們重視家族，一方面要舉薦族人（不辨賢愚），另一方面在各個家族之間也要爭權奪利。舉例來說，東晉時期的庾、王之爭既是家族搶奪政治優勢和地位，

也伴隨著權勢更替的血雨腥風。

東晉初年，司馬睿承諾王與馬共天下，王敦王導兄弟一文一武掌握著軍政大權，嗣皇帝忌憚王氏權威，著力打壓，竟只能依靠同為高門的庾氏。而以流民帥身份聞名的祖逖和郗鑑雖然也有些家世淵源，

由於相對支援皇權而且家世背景不深厚，最終卻只是默默無聞。

第三，魏晉的家族觀念也在亂世承擔起凝聚人心的作用，人們對忠孝有了新的理解，這些新的理解成為魏晉玄學的一部分，魏晉士人在時代的刺激下，發展出與兩漢經學大為不同的玄學，這其中正孕育著儒學的新發展。

這樣，當國家四分五裂的時候，家族使世人團結在了一起。

小結

從《世說新語》可以看出，經過數百年的醞釀，家族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世說新語》雖然只記錄了幾篇詼諧精悍的小故事，也傳達出家族為重的觀念。

“家國天下”以家為先的觀念，成為魏晉的時代特色，淵源有自，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