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張居正改革的背景以及改革內容是什麼

張居正改革的背景

明中期社會矛盾進一步發展，嘉靖中期以後政府財政長年虧空，變本加厲催徵搜刮的結果，非但不能改變“匱乏之極”困境，反而愈發激化階級矛盾，陷入“神運鬼輸，亦難為謀”，瀕於崩潰的深刻危機之中。倘不採取有效措施補救，“元末之事可為殷鑑”，除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張居正改革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地主階級改革派力圖緩和矛盾變法自救的產物。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縣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進士，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入閣，次年上《陳六事疏》，提出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條改革方案，未被採納。隆慶六年，穆宗病故，繼位的神宗僅只10歲，內廷由慈聖皇太后主政，外廷由高拱為首輔。

不久張居正結納宦官馮保，排斥高拱，當上了內閣首輔。張居正遂以首輔的身份“任法獨斷，操持一切”，毅然在全國範圍發起一場力挽狂瀾的變法革新運動。使明王朝的統治一度出現中興的景象。

張居正改革的內容：

1、整頓吏治整頓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個重要內容，又是關係到整個變法革新能否啟動並取得成功的前提。

張居正認為“致理之遣，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確把“核吏治”當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開始就圍繞“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等方面，大刀闊斧進行整頓，以重新整理振舉“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的頹風。惟有加強集權，重詔令，振紀綱，方能“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暢行無阻。

張居正強調治理天下須“懸法於眾”，以法理政，堅持“刑賞予奪，秉持公道”，以振揚風紀，使天下信服。厲行整頓“嚴其約束”的結果，使得“九圍之人，兢兢輯志；慢肆之吏，凜凜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頓吏治的重要內容。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績制度。

張居正於萬曆元年（1573年）創設頒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責人”。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發文簿，分別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備註、交內閣查考。據其道途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登出。撫按稽遲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誤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實處。

明初定製，六部和六科均繞過內閣直接向皇帝負責，張居正行考成法加強了內閣事權，由內閣透過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撫按則聽命於六部。最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都由內閣控制，從而加強中央集權，使內閣成為變法的中樞。從內閣——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兩官；再以兩司察州、縣官。層層督察，從而形成一個從內閣到地方官逐級督察的嚴密的考核考績制度。為排除宦官干政，他還專門告誡馮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從組織機構上保證新法暢通。這種由三個機構互相監督定期稽核各級官僚政績施行賞罰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辦事功效。

張居正整頓吏治，務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顯成效，如傅維麟《明書》所讚揚的，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所有官員，百事惟謹，使政風大變，由於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稅，緩解了最吃緊的財政困難。張居正稱：“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

2、（邊防新政）整飭邊疆“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是張居正推行邊防新政的指導方針。

“內修守備”的重點是，加強北邊防務，提高軍事抗衡能力。為此相繼起用在東南抗倭立大功的譚綸、戚繼光、王祟古、方逢時、李成梁等著名邊將，主持薊鎮、宣府、大同、山西和遼東邊務。並在積極操練兵馬提高軍隊戰鬥力的同時，大力加固增設城防，修築明長城。

明長城不但在重點設防地段用磚石砌築，內填泥土石塊，十分堅固；而且形制結構也更趨完備合理。戚繼光於薊鎮邊垣建立1300餘座空心敵臺，“下發火炮，外擊敵賊，賊矢不能及，敵騎不敢近”。為提高長城防禦體系的整體實力，又於戰略要地加修雙城乃至多道城牆，增修遼東邊牆，加強對側翼、縱深和外圍間隙地帶的防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