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滅於周武王的偷襲？國力的衰退、風氣的敗落才是主要原因

歷史圈經常興起翻案風，對於昏君的象徵：商紂王，就有這麼個說法：商朝滅亡，不是由於商紂王昏庸，而是由於周武王趁著商朝征討外族時偷襲得手才獲得勝利。

這個觀點是片面的，而且有偷換概念之嫌。

周武王透過牧野之戰一仗擊敗商朝，對兩大戰機的把握確實非常關鍵：

第一，“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在牧野之戰前，商紂王曾兩次投入大量國力人力遠征東南的外族東夷，雖然獲勝凱旋，但也元氣大傷；周武王抓住這個時機，在商朝最虛弱的時候給了它致命一擊；

第二，“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也就是說，在牧野之戰前，周人正面臨一場大型饑荒，而攻克殷都後形勢大為好轉。這極有可能在告訴我們，周武王抓住了周人對飢餓的恐懼，調動他們以搶糧食為目的攻打商朝，才爆發了強大的戰鬥力。

不過這並沒有什麼好指責的，政權間的更迭本就是押上國運的賭博，尋找最好的戰機、減少己方的代價，當然無可厚非。畢竟當初成湯滅夏，也是抓住了““夏德日衰””、曾經的邦國離心離德的機會，並且還利用宗教力量製造輿論、充分調動人們對夏王朝的反感，最終才扭轉雙方實力對比、達成了以弱勝強的壯舉。

歷史由勝利者書寫，因此，手段是否冠冕堂皇往往並不為人們關注，只要結果光明，過程的合理性自然隨之呼之欲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商朝取代夏朝、周朝滅掉商朝，之所以都被後世肯定，主要是因為這些更迭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以商朝的滅亡為例，這一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商紂王（帝辛）本人的一些做法只是加快了這一過程，制度、文化、經濟方面的問題才是主因。

我們常說商“王朝”，但這個政權的組織架構跟後世的封建王朝完全是兩碼事。

它並不是個組織嚴密、結構分明的政權，而是由無數個部落組成的鬆散聯合體。其中，“商人”這一群體被所有部落公認為當之無愧的老大，天下的共主自然就是商王。

商王室所在的地方，就是商朝的都城（被稱為“天邑商”）。這個都城在六百年裡遷徙了六次，但大致範圍一直集中於如今的河南省與山東省西部；其中最後的270年裡都固定在殷地，也就是近代在安陽發現的殷墟。

在商王室所在的都城之外，中原的廣袤土地被大大小小的部落佔據，他們中有的是商王朝分封出去的宗室或者功臣，有的是被商王朝用武力打得順從，當然也有些出於識時務而主動歸順。這些所有的部落，都是商王朝的“諸侯”。

但這些諸侯對商王朝並不都是忠心耿耿的。

其中那些由商王室分出去的部落，或者已經被他們同化的部族，都被統稱為“商人”，他們在文化、習俗等方面都差不多，凝聚力較強；

而其他那些距離較遠、跟商人在血緣上區別略大的，受商王室影響較小，在語言、習俗等方面都存在著差別，他們對商王室並不是隨時都俯首帖耳，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位於中原西邊的周人。

但不管關係親疏遠近，這些諸侯在理論上都受商王的指揮、控制；當然這一關係是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時不時會出現翻臉的情況，最終的解決辦法基本只有一個字：打。

這是對內。對外方面，在周邊還存在著一些在文明上更為落後的遊牧民族，他們時不時襲擾商王室以及旗下的諸侯，其中威脅最大的就是西北邊的鬼方，在大部分時期，商朝的對外作戰都是針對這個敵人。此外，在東南邊還散佈著東夷（夷方）等部族。

基於上述複雜情況，註定了商王朝的統治不可能安穩。雖然它持續了六百年，但其間經歷了多次興衰，“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在公元前13世紀的武丁中興之後，商朝的國力基本上處於逐漸下滑的態勢，控制力空前減弱，在帝辛（即商紂王）時期達到極致。至於主要原因，可以歸結為兩方面：

第一，戰爭消耗了商朝的國力，周人則趁機崛起。

周人興起於涇、渭流域，曾長期與鬼方交戰，後來遷徙到土地肥沃的岐山地區，逐漸開始繁盛。在後期，他們與商王室保持著通婚的關係，全面吸收了中原文明。

在商朝晚期，帝辛即位。據稱他“孔武有力，天資聰穎”，但為人過於剛愎自用、自視過高。他執政期間，一改以往商王朝主要對西北用兵的慣例，集中精力對付東南的夷方，曾兩次組織兵力鎮壓這一部族的叛亂。對於西邊逐漸強大的周人，則大體採取羈縻的手段籠絡，甚至將其首領姬歷、姬昌封為西伯，即西邊的諸侯之長。

但周人卻有著入主中原的企圖，姬昌在位期間，趁著商紂王無暇西顧，連續吞掉了四個諸侯國，實力進一步加強。此外，由於商王室國力逐漸消耗，大量諸侯國逐漸脫離其控制，轉而向蒸蒸日上的周人示好。《論語》稱，周文王姬昌時期，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已經具備了挑戰商王室這一曾經霸主的實力。

第二，除了對外戰爭外，商人日益敗壞的社會風氣也是商朝滅亡的主因。

對於商紂王的罪名，史書中有一句人盡皆知的一條：“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就是說他生活奢靡、貪好酒色。

但這其實不是商紂王一個人的問題，整個商朝統治集團（乃至各個階層）都存在著生活奢靡、酗酒成風的毛病。

在武丁之後，商朝的統治者“不知稼穡之艱難，惟耽樂之從”，他們沉迷於飲酒享樂，對國家大小事務並不怎麼上心。再加上他們一向迷信鬼神，“好事鬼神，鐘鳴鼎食”，消耗在祭祀上的財富不計其數，使原本就日漸頹敗的國力越發吃緊。

上行下效，到了商朝晚期，奢靡放縱的生活習氣幾乎擴散到全體商人部族，他們酗酒成風。從大量的考古發現來看，酒器確實是殷商墓葬的主要陪葬品；大盂鼎銘文上甚至直接：“我聞殷墜命，惟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肆於酒，故喪師。”即：殷之所以被擊敗，是因為他們的王室以及諸侯都酗酒成性。

喝酒誤事，古往今來都值得人們警惕。

當然了，商紂王種種錯誤決策也加快了商朝的滅亡。在這一方面，他跟後來的隋煬帝有些相似：智商極高，但情商堪憂。司馬遷說他“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也就是嫉妒臣子的才能，不但不聽諫言，甚至對大臣極盡摧殘排擠之能事。

他缺乏對局面的準確判斷。比如，周人曾投其所好，獻上了“美女奇物善馬”，不僅解救了周文王，甚至還獲得了象徵天子權力的弓矢斧鉞，幾乎由此得到了攻打其他諸侯國的官方權力。

當然了，商紂王的這些罪名也許是後世的“欲加之罪”，但他未能對周人的野心與勢頭保持警惕，反而將精力轉向東夷，無疑是一項重大失策。至於商朝國力的衰退、風氣的頹敗，則是任何古代政權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不可迴避的必然結局，只有改朝換代才能推到重來，開始新一輪的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