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門閥興起的影響

東漢後期，朝廷選拔人才的手段主要是察舉制和徵辟制，讀書之士子要獲得徵召，必須透過漢廷的一系列選拔。這種體制最終往往被一些大官僚、功臣所把持，他們基於個人政治利益需要，將人才依據門第、身份等劃分為各個等級。而門生、故吏為了功成名就，甚至不惜諂附、賄賂以求得以高中栓選。雙方的這種利益所依造成朝廷的選材流於形式，真正的賢才得不到任用，大地主、大官僚、大功臣等階層門生故吏滿天下，形成龐大的政治集團，形成了漢末特殊的現象。所謂門閥大族，就是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上具有這些特徵的家族。

西晉時期，門閥士族逐漸興盛。此時雖仍襲曹魏的九品中正制，但中正一般只關注被評定者的家世與官位，很少注意真才實學，以致於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西晉被少數民族攻滅後，在門閥士族的擁戴下，司馬睿南下建康稱帝建立東晉王朝。然而在統治階級內部，存在著北方士族與南方士族、士族中的上下層、皇室司馬氏與僑姓大族、各大族之間、中央與地方（揚州與荊州）等異常尖銳的矛盾。終東晉一朝，門閥士族在政治上居主導地位。桓玄曾一度推翻司馬氏統治，自立為帝，後兵敗身滅。這些士族出生的子弟，往往含著“金鑰匙”，在政治上他們不用科舉，一輩子衣食無憂，長大後就可以做大官；在經濟上，他們封山育林，佔據土地上的人口、湖泊等一切資源，自收自支，不需交稅。

魏晉是指東漢王朝覆滅，三國到兩晉的時期，也就是公元220-420年，也就是所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220-581）這段歷史的前一階段。“魏”指的是三國時期的曹魏，“晉”主要指的是司馬氏所建立的西晉與東晉兩朝。縱觀從曹魏的建立到東晉的偏安，門閥士族的影響力不可謂不巨大。東漢末年，門閥士族不用區分南北，都是大漢官員。三國時期，政局動盪，舊有秩序遭到破壞，門閥士族在戰亂中顛沛流離，分成了北方士族和南方士族，最終以北方的司馬家族統一而告終。

“五胡亂華”後，北方士族中的代表如關隴集團和山東集團受到強烈的衝擊和摧殘，於是被迫南下建康建立東晉王朝，北方士族與“土著居民”南方士族相互妥協融合，掌握了東晉的實際權力。門閥士族格局的變化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帶來非常深遠的影響。

西晉就有一批政治家、政論家對所謂的門閥士族政治體制給予堅決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尤以剛毅決絕之大臣劉毅所論最為透徹，他宣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幾乎就是士族政治的征討書。他上書並旗幟鮮明地表明觀點：“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

經歷了臭名昭著的“八王之亂”和鮮血淋漓的“五胡亂華”之後，西晉政權最終倒塌。作為它的繼任者，偏安一隅的東晉朝廷，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方面，不得不依靠自中原南遷計程車族（即所謂“僑姓”）以及南方士族的鼎力相助。司馬睿名義上是最高統治者，竟然捫心自問“寄人國土，心常懷慚”（《世說新語·言語》）。為了維持這種“共治”體制面的生存和發展，東晉朝廷必須對它所依賴的權力階層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安慰”。這樣一來，自古所謂的君權至上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逐漸演變為政出多門的“共和政治”，政治體制的多元化成為這一時期的最大變化。如琅琊王氏家族中的王導、王敦等人藉助淝水之戰的勝利一內一外從各方面控制了東晉政局，民間甚至出現了“王與馬，共天下”的童謠；再如穎川庾氏（庾亮）、譙國桓氏（桓溫）、陳郡謝氏（謝安），又先後控制朝廷中樞，這種皇權分化的現象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中國的經濟重心自古以來就在北方，從炎黃部落、春秋戰國，再到秦漢一統、三國歸晉，都無一例外地表明中國的古代歷史是北方先民所創造的光輝燦爛文化。然而，隨著漢末動盪和西晉流亡，北方長期陷入分裂和殺戮的血雨腥風之中，再加上戰亂等一系列因素影響，北方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發展逐漸趨於停滯。北方的漢族紛紛流亡南遷，少數民族不斷內侵。然而由於少數民族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落後致使北方的農業經濟屢次遭到嚴重破壞，尤其是過度開墾牧區又使得環境惡化，經濟發展舉步維艱。對比北方的戰亂頻仍，中國的南方則政局相對安定祥和，地域遼闊，經濟基礎較好。這一特定的安定環境下，門閥士族階層不思進取生活腐化，出現了高度自由思想化的，與儒家相對立的精神解放運動，即魏晉玄學。

魏晉時期是中國在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原因就在於當時社會基層的相對固化，整個社會活力缺乏，從春秋戰國以來的“任人唯賢”風氣大受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