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放390名囚犯回家過年，約定來年問斬，最終返回了多少人？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

這句話出自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筆下，表達在對待小人和君子之時，應該採用不同策略的觀點。

小人和君子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經常一起出現的一對概念，是古代士大夫是禮法道德為標準對人進行的一種區分。君子道德高尚，品行高潔，所以應該施與信義，而相對的小人便是指品行不端，劣跡斑斑的人，對於這種人很難用道德教化，所以應該用刑罰使他們感到畏懼。

其實，歐陽修的這句議論是針對唐太宗縱囚一事有感而發

。貞觀年間，唐太宗在巡查牢獄之時，下令將三百多名死囚犯釋放，讓他們能夠回家與家人團聚，只是過年以後必須如期回到監獄。歐陽修對唐太宗的這一做法很不贊同，所以寫了《縱囚論》來發表自己的觀點。

那麼，唐太宗縱囚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01唐太宗縱囚

唐太宗縱囚一事，還得從貞觀六年說起。

按照唐朝的慣例，君王會不定期到監獄錄囚，也就是檢視囚犯的意思。主要目的就是看一看有沒有受冤屈的犯人和未能及時審判的案件。貞觀六年，也就是公元

633

年，唐太宗按照慣例在監獄檢視完畢之後，沒有發現含冤受屈的犯人。但是還沒等他高興，犯人又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

原來獄中有

390

名死刑犯，他們雖然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卻十分想念自己的家人，希望臨死之前能夠回家和自己的父母妻兒最後團聚一次。唐太宗聽見這些囚犯誠懇的請求，也覺得於心不忍，於是下令說你們可以回家探親，但是來年秋天行刑之前，你們必須回來。

君王下了令，刑獄立馬就放人，於是這390名死刑犯就這樣離開了監牢，回到了自己家中。但是人們心中都在猜測，這些逃出生天的死刑犯真的會如約回來嗎？畢竟回來就代表要被秋後問斬啦。

在生死麵前，又有多少人能夠守住與唐太宗的約定呢？

時間轉眼到了第二年秋天，死刑犯們一個個都回來了，但是，

一直到了約定的最後一天，回來的囚犯還只有

389

個，有一個人遲遲未歸！

刑獄官員透過點查名冊發現，未能如約回來的這個人叫徐福林，家就住在京畿附近的扶風。

這讓大家都非常氣憤，甚至連如約歸來的死囚犯都為這唯一一個失信的人感到不恥，正在這時，一個人乘著牛車慢慢地走近了大家。原來他就是徐福林，他並沒有違約，只是由於年紀老邁，在歸來的途中又生了一場病，所以才回來遲了。

唐太宗看到這個結果，也十分滿意，對於這些死刑犯能夠生命和信義之間選擇信義，全部如約迴轉刑獄的行為十分欣慰，

為了表示對他們守信的嘉獎，唐太宗直接下令赦免了他們的死罪。

總之，一群原本毫無生路的刑徒，因為信守承諾，所以竟然意外地死裡逃生了，也算得上是歷史上的一段佳話。後世史家也經常引用這段歷史，來表示對唐太宗的讚美。

不過，為什麼唐太宗可以輕鬆地赦免這些囚犯呢？這就要說到

中國古代法律

的特點了。

02德主刑輔的古代司法

其實，刑罰一直不是古代法律提倡的主流，在中華數千年的法律理論和實踐中，中國古代的司法形成了一個基本特點，那就是

德治為主，刑罰為輔

。

追根溯源，德治來源於儒家，也就是用禮儀道德去敦風化俗，以達到教化百姓的作用，而刑罰主要來源於法家，即以嚴刑峻法使民畏懼，不敢輕易去觸碰律條，以達到社會穩定的目的。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這兩種觀念並非割裂，而是一直相輔相成。

秦朝利用法家思想變法圖強，打敗東方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所以法家也一度成為秦朝的統治思想。然而，秦朝二世而亡，也說明了單依靠刑罰或許可以短時間內提高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卻難以長久。

漢武帝之後，儒家思想成為了思想界的主流，但是此時的儒家思想早已經不是先秦時期的儒家思想了。漢儒董仲舒、賈誼等人來吸收前代興亡的經驗教訓和前輩思想家的著書立論，提出了

“德刑並用”

的觀點。事實上，這是一種雜糅了儒法兩家思想的理論成果。

從那以後，德刑並用的觀點也漸漸成為了中國人的共識，自古流傳的俗諺

“法不外乎人情”

正是這種觀念在民間的體現。所以，唐太宗提出要將原本判處死刑的390名刑犯全部釋放之時，才沒有人跳出來反對，乃至後世史家也多用此事誇耀唐太宗的的德治和仁政。

當然，除了“德主刑輔”的法律觀念影響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

唐太宗是皇帝

。

古代的法律上約束百官，下約束萬民，卻管不了皇帝。皇帝凌駕於法律之上，或者說皇帝本人就是法律，皇帝說的話就是所有人都不能違背的金科玉律。所以，唐太宗縱囚才會被當成理所當然。

總之，由於德治和人治等傳統觀念的影響，歷代史家對於唐太宗縱囚的行為都是表示誇讚的，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之時，特意將這件事寫了進入，也是為了當作唐朝貞觀之治的一個例證。

然而，反對的聲音雖少，卻並非沒有，宋代的

歐陽修

便是其中一個。

03歐陽修與《縱囚論》

歐陽修是一代文學宗師，他的許多史論文章都有理有據，鞭辟入裡，令人信服。而《縱囚論》便是專門針對唐太宗縱囚一事而寫。

在文章中，歐陽修指出了縱囚一事的不合情理之處。他採用了傳統的小人君子觀念，認為捨生取義是很多君子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作奸犯科，以至被判處死刑的人又稱得上是小人中的小人。一群小人中的小人，做了君子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難道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當然，有人會說是這是唐太宗德行感化的結果。但是，事情發生在貞觀六年，唐太宗的仁政教化已經推行了六年都沒能感化這群人，他們依舊觸犯法律，犯下了死罪。現在透過一件事就能讓他們所有人棄惡從善，擁有高尚的道德，這合理嗎？

最後，歐陽修得出的結論是，

君王不應該為了沽名釣譽而去做一些違背情理的事情

。像縱囚這類事情，偶爾為之尚可，卻不能成為常態，如果成為了常態，所有罪大惡極之人都可以藉此免死，那麼法律的公義何在？

總之，歐陽修的這篇文章也是很多人對於唐太宗縱囚一事的共同看法，

透過釋放死囚來彰顯德行教化的作用，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敦風化俗的作用，但是同時也忽視了法律的威嚴。

總結

雖然唐太宗縱囚一事，一直以來褒多於貶，但是我們以現代人的目光卻不難發現其中最為恐怖的一點，那就是統治者對於司法的直接干預。司法是有其自身一整套程式的，但是封建帝王卻可以跳過這一套程式，直接決定囚犯的生死，這不能不讓人覺得不寒而慄。

唐太宗是明君，所以他干預司法，並沒有產生太大的惡果，甚至有好的作用。但是假如換成一個昏君呢？假如在牢獄釋放出來的是一群窮兇極惡之徒呢？這是很值得後人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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