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概述:明朝滅亡,到底冤不冤?

公元1644年正月初八,李自成率領50萬大順軍,浩浩蕩蕩地從西安出發,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沿途頑抗的明軍。三

月十九日,大順軍攻進北京城。走投無路的崇禎帝吊死煤山,明朝宣告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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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自盡,明朝滅亡

同年四月初八,在攝政王多爾袞的主持下,6歲的順治帝在盛京(瀋陽)城中舉行了隆重的出征儀式,開啟了入關南下的征程。“代統大軍,往定中原”的多爾袞,在山海關與吳三桂聯合,擊潰大順軍。

狼狽的李自成,不得不被迫撤離北京,率軍返回大本營西安。

四月二十四日,清軍離開山海關西進。各地一路迎降,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有效抵抗。9天后的五月初二,清軍便兵不血刃地佔領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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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親王”多爾袞

五月初三,駐守江南的明朝官員們,擁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權。

不過,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彼時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既沒有出現三國鼎立,也沒有發生南北對峙的政局。

清軍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以摧枯拉朽之勢摧毀了大順和弘光兩個政權——李自成犧牲於湖北九宮山,弘光帝朱由裕則在南京成了清軍的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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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帝朱由崧(1607—1646)

《明史》認為,“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萬曆初期,由於張居正的改革,曾出現過一段短暫的中興局面,“邊陲寧謐,宇內晏然”。不過,張居正於萬曆十年(1582)病逝後,獨攬大權的萬曆皇帝開始放飛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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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皇帝朱翊鈞(1563—1620)

萬曆皇帝不上朝、不舉經筵、不參加祭祀、不批答奏疏、不任免官員,張居正苦心經營的成果,被他揮霍一空。

從萬曆二十四(1596)年起,他就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全國各地,以徵稅和開礦為名,搜刮民脂民膏。

萬曆元年,遼東總兵李成梁,曾在鴨綠江下游主持修築了寬甸六堡,“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 一堡經管一段遼東長城,迫近女真根據地,有效扼守了女真拓展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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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梁(1526—1615)

萬曆二十四年,打著“欽使”的招牌“受命開礦”、“徵稅遼東”的宦官高淮,“搜刮士民,取金至數十萬”,使得“山海關內外鹹被其毒”,遼東武備受到極大的削弱。

明廷的“蜜汁操作”,給了努爾哈赤崛起的良機。

等到萬曆三十三年(1605),李成梁再任遼東總兵時,不得不放棄寬甸六堡,盡遷當地六萬多戶軍民於內地。努爾哈赤沒費一兵一卒,“坐得青膠地數百里,益富強,輕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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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爾哈赤

萬曆四十四年(1616),努爾哈赤於赫圖阿拉稱帝,國號為金(史稱後金)。

三年後,八旗軍在薩爾滸戰役中完勝明軍,明軍的有生力量受到了毀滅性打擊。到了天啟元年(1621),八旗軍先後佔領瀋陽和瀋陽,控制住了遼河以東的廣袤地區。

為了消滅努爾哈赤,明廷“驟增遼餉三百萬”。不過,所有的軍費開支,都落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到崇禎時,居然“加派遼餉至九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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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的戰鬥力,根本無法與八旗軍抗衡

政局內憂外患,天災也“如期而至”。

歷史記載,“天啟辛酉,延安、慶陽、平涼旱,歲大飢”。按道理說,明朝的最優策略是先“安內”再“攘外”。

不過,明廷根本不顧百姓死活,催租逼糧如故。再加上各路官員借徵稅為名,中飽私囊。最終,中原大地烽煙四起,遍地起義。

諷刺的是,遼餉越徵越多,可女真勢力卻越來越強。

到了皇太極稱帝時,清朝的統治範圍,已經發展到了北至外興安嶺,東抵鄂霍次克海和庫葉島廣袤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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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努爾哈赤的崛起,明朝上下慌了手腳

天啟七年(1627年),朱由檢即皇帝位,改元崇禎。

在即位之初,便大力剷除閹黨,勤於政事,厲行節儉,平反冤獄。《明史》評價崇禎是“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以致身死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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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檢(1611—1644)

不過,與其說他“乏救亡之術”,倒不如說他“無愛民之心”。

實質上,他是一個反覆無常、剛愎自用,心理不太健康的皇帝。他在位17年,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不肯也不敢為其效命。

面對農民起義,他不僅拒絕了部分大臣花錢買米散給饑民的建議,還為了籌集鎮壓起義軍的兵餉,裁汰了陝西三邊的驛卒。驛卒李自成被裁,“走入高迎樣隊中,後遂以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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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

崇禎八年(1635),起義軍攻下了中都鳳陽(朱元璋老家),焚燬了明朝祖陵,崇禎迫不得已“下詔罪己”。

戶部尚書倪元璐上疏說:“陛下下罪己詔,非徒空言!今民最苦,莫若催科,未敢冀停加派,惟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通負,悉可改從折色。此於下誠益,於上無損。民之脫此,猶去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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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元璐(1594—1644)

不過,頭鐵的崇禎帝對“於上無損”的恤民之舉絲毫“不感冒”,繼續加派軍餉。

崇禎十年(1637),他批准了兵部尚書楊嗣昌增加遼餉280萬兩的提議;一年後,“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為盜矣”。

崇禎十三年(1640),李自成採納謀士李巖的主張,提出“迎闖王,不納糧”的口號,很快得到了廣大底層勞動人民的支援和響應。

坦誠地說,明朝的統治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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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軍的作戰裝備,也是一言難盡

甲申(1644)年初,關於三餉加派的問題,崇禎與大臣們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大學士蔣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

主張加派軍餉的崇禎,聽到“聚斂小人”一詞後大為光火,他先是質問“蔣德璟聚斂小人誰也?”又給自己找臺階,“朕非聚斂,但欲練兵耳。”

大學士蔣德璟也毫不含糊:“陛下豈肯聚斂。然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臣部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一經抽練,原額兵馬俱不問,並所抽亦未練,徒增餉七百餘萬,為民累耳。”

儘管崇禎“旋罷練餉”,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

不過,蔣德璟對明朝可謂忠心耿耿,南明隆武帝時候,他“痛哭不食吞金殉國”,可謂忠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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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德璟(1593-1646)

甲申(1644)年二月,崇禎帝為解決軍費不足問題,下令百官捐銀助餉。首輔大學士陳演“聲稱無錢”,僅魏藻德帶頭捐銀百兩,周皇后的父親周奎拿出一萬兩。走投無路的崇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在諸官、勳戚和太監身上,只湊了20萬兩。

李自成的大順軍,在攻佔北京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這些官員身上“追贓”。

諷刺的是,大學士陳演獻出銀四萬,金三千;在太監王之心家中搜出15萬兩;在外戚周奎家中搜出52萬兩。當然,跟皇家相比,這些大臣們的資產可謂“九牛一毛”。

大順軍進入皇宮,“括各庫銀共三千七百萬,金若干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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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作品中的周奎形象

此時的明朝,正如大順軍發表的檄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公侯皆食肉紋,而倚為腹心;宦官悉策糠犬永,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可以說,明朝早已人心喪盡,其滅亡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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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軍進北京,一路可謂勢如破竹

不過,進入北京的大順軍,並沒有抓緊有利的政治局面,建立和完善國家各項制度,鞏固政權,很快就全面腐化了。

李自成剛進城,未等登基就搬入皇宮,過起了帝王生活。其他的起義軍將領,個個將明朝權貴的府邸據為己有,還“殺其主,有其妻妾”,像這些房子的前主人一樣享受起來。

大順軍的軍官們,每日在皇宮裡大擺宴席,尋歡作樂,不理正事。他們還將皇宮的宮女們,當作戰利品進行瓜分。“自成與劉宗敏、李過諸賊分宮殯,有姿首者各三十人,牛金星、宋企效諸賊各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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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之墓

謀士李巖對李自成不等登基就住進皇宮,不分青紅皂白地追贓,大順士兵佔據城中民宅騷擾百姓等事,提出了全面的反對意見,告誡李自成“自愛其身”,否則“恐失民望”,但李自成未予理睬。

此時的大順軍,已經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

一直與明廷針鋒相對的清朝,對李自成的大順軍是非常重視的。

甲申年初,就曾專門派人送信給李自成,希望與大順軍“ 聯合作戰,並取中原”。當李自成攻佔北京的訊息傳到關外後:漢官范文程建議多爾袞入關,與大順軍爭奪天下;但很多滿族王公,一直對“入關”持保留態度。

實際上,能否佔領北京,范文程也沒有多大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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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騎兵

不過,駐紮在北京的大順軍的所作所為,很快就傳到了范文程的耳朵裡。

本來猶豫的他一下子變得“信心滿滿”,他提議道:“(李自成)雖擁眾百萬,橫行無憚,其敗道有三:逼殞其主,天怒矣;刑辱縉紳、拷掠財貨,士忿矣;掠民資、淫人婦、火人廬舍,民恨矣。備此三敗,行之以驕,可一戰破也。”

在范文程看來,“士忿”、“ 民恨”,為清軍人主中原創造了客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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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1597—1666)

范文程的建議,讓多爾袞下定了定鼎中原、統一天下的決心。他以奉命大將軍和睿親王的名義,釋出言簡義賅的佈告:“此次用兵,非同以往搶掠婦幼,蒐括民財,乃為救民滅賊,底定天下而來,爾不必逃離各鄉。農夫仍可耕田,商人仍可行商,切勿畏懼。凡歸降者,其財物秋毫不犯。”

這些文告先於清軍行動之前,被廣泛散發和張貼,效果非常顯著。

四月二十四日,清軍離山海關西進,到五月二日便兵不血刃的佔領了北京,幾乎沒有遇到任何實質性抵抗。

實際上,北方的漢族人民,對過往清軍人關大肆擄掠的野蠻形象記憶猶新。

因此,當弘光政權一成立,原來明朝的官員和普通百姓,就把希望都寄託在了弘光朝廷身上。

河南府推官陳潛夫,聯合副將劉洪起起兵,“擒南陽、開封諸偽官,潛夫露布傳送南都,朝中大喜,摧監軍御史巡按河南。”公淮安巡撫路振飛等官員,與徐州城中指揮王文明勾結,擒獲大順淮徐防禦使武慷,“檻車傳至南京,遂復徐州。”山東,河南等地的地主武裝“ 結寨自固,大者數萬,小亦千人,莫不引領以待官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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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軍入關之初的“三國局勢”

看到數目龐大的官民南下投靠弘光朝廷,多爾袞大為不解:“近見各官紛紛南下,有隱忍於流賊之時,反長往於清明之日,予所不解。”

其實答案很簡單,他們對立足未穩的清朝缺乏信心。

與之相對比的是,在南京弘光政權的朝廷之上,出現了“北京降賊諸臣皆南歸,蒙面求用”的場面。

可惜,弘光政權並沒有趁此大好形勢,出師北伐,反而把收復失地的希望寄託在和談上面,這讓聰明的多爾袞看清了其外強中乾的本質。

於是,多爾袞堂而皇之地致書史可法,要弘光政權“削號稱藩”,繳械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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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紀念館照片

弘光帝朱由崧即位前,就以“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而臭名昭著。

他受命於危急之中,對於中興大業的惟一舉措,是在六月初將他釋出的監國和即位詔書,頒佈給山東、河北軍民。

不過,他的私生活可謂“異彩紛呈”:他整日深居宮中,“惟漁幼女、飲火酒、雜伶官演戲為樂;修興寧宮,建慈禧殿,大工繁費,宴賞賜皆不以節,國用匣乏。”對國家大事置若罔聞,卻急不可待地忙著張羅自己的婚事,催促太監們為他速選宮女,弄得江南百姓有女之家紛紛為女擇婿,甚至“不擇配而過門。”

大年除夕夜,弘光帝在宮中悶悶不樂,太監韓贊周以為他在為國事憂慮,誰知得到的回答是:“非也,梨園殊少佳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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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南京故宮復原模型

弘光朝的大權,主要掌握在馬士英手裡。

歷史記載,他為人“貪鄙無遠略”。他率軍隊進入南京城後,以劉宗周、黃道周等為代表的正直大臣被迫辭官,史可法等人排擠出朝。與此同時,他起用閹黨阮大鋮挑起和東林黨的內訌,把朝政弄得亂七八糟。

馬士英還以軍費不足為由,公開賣官,中飽私囊。江南民謠曰:“中書隨地有, 都督滿街走; 監紀多如羊, 職方賊如狗。”

讓這樣的文官集團掌控朝野,其最終結局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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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士英(約1591—1646)

文官集團不靠譜,軍隊層面也沒好到哪兒去。

在軍事上,弘光朝廷主要依靠的,是駐紮在武昌的總兵左良玉和長江北部的高傑、劉澤清、劉良佐、黃得功四總兵的軍隊。

這些軍隊,要麼是大順軍的手下敗將,要麼是割據一方的封建軍閥。

別看戰鬥力不怎麼樣,軍紀那是相當的惡劣。譬如高傑的軍隊“殺人則積屍盈野,汙淫則辱及幼女”,劉澤清的軍隊“沿途殺劫,逼攻臨清。”

督師史可法考慮到高傑跋扈,便調派黃得功的軍隊駐守在儀真,“以牽制之”、高傑因此嫉恨黃得功。趁黃得功外出時,派伏兵中途欲殺害黃得功,結果沒有成功,雙方竟公然在揚州城外大戰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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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四部”概覽

弘光元年(1645)四月,駐在南京上游的左良玉為躲避大順軍,便以討伐馬士英為名,率軍順流東下。馬士英居然命令史可法,盡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兼程入援,以致淮防空虛。左良玉為黃得功所敗,嘔血而死,其子左夢庚率全軍投降清朝。

史可法奉命北返,只能揚州,繼續抵抗清軍的進攻。四月二十四日,清軍以紅衣大炮攻城。揚州城破,史可法欲自刎,被眾將攔住。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

被擒住後,史可法拒絕投降而被殺,揚州城遭遇了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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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史可法紀念館

清軍渡過幾乎無人防守的長江後,馬士英和弘光帝倉皇出逃,在南京投降的明軍超過了2萬人。

很快,弘光帝被清軍俘虜。“帝乘無幔小轝入城,首蒙緇素帕,身衣藍布袍,以油箑掩面,兩妃乘驢隨後,夾路百姓唾罵,有投瓦礫者。……帝嘻笑自若,但問馬士英奸臣何處爾。”

客觀地說,明朝(包括南明)能調動的人力物力最多,帶有一定革命性質的大順軍號召力最強。

但是,他們之所以被看似野蠻和落後的清朝迅速擊潰,原因無他——迅速的墮落,讓自己迅速失去了民心。

一句話,清朝之所以能順利入關,全靠“同行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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