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為何敗於清軍之手？本可榮華富貴，奈何功敗垂成

作為在明末清初叱吒風雲一時的闖王，李自成無疑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領袖的典型代表。

但也因為三大原因，造成李自成功敗垂成。

明朝末年，正值小冰河期的中國北方天災不斷，農業生產遭到巨大破壞，農民餓殍遍野，再加之關外滿洲異族的步步進逼，在遼東戰事的巨大消耗之下，

財政吃緊的明廷不得不向早已“皮骨已盡，救死不贍”、被壓榨到無以復加的農民加派三餉

，從而激起了更大的民憤。

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饑民王二殺死知縣張鬥耀，拉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

因崇禎帝裁撤驛站而“失業”的李自成，也加入到了起義大潮之中，

經過十餘年的艱苦奮戰，闖王李自成終於在汝州之戰後，一舉殲滅孫傳庭率領的明軍主力，隨即於崇禎十七年於西安建立大順政權，至三月攻陷京師，崇禎帝自縊殉國，為明王朝276年的統治畫上句號。

然而李自成進京後卻並沒有享受多久的帝王生活，反倒是在入關清軍的打擊之下倉皇逃出北京，之後僅僅過了一年的時間，大順政權土崩瓦解，李自成本人也兵敗身死，殞命湖北九宮山。

那麼是什麼讓推翻明王朝統治的李闖王，在清軍面前迅速崩潰？

李自成政權的“追贓助餉”政策

李自成大順軍攻佔京師之後，出於農民階級對官僚集團的天然仇恨，李自成很快就對投降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僚集團展開了清算。原本想靠出賣明王朝、投降李自成政權當上“新朝勳貴”的明朝降官們頓時榮華夢碎，不僅沒能等來李自成政權的高官厚祿，反倒是迎來了最冷酷無情的清算。

在李自成政權的“追贓助餉”政策之下

，非但以前依靠權力搜刮而來的民脂民膏，會被李軍“追贓”，就連卿卿性命也難保。

李自成的“追贓助餉”在解決了軍費問題，同時卻也大失“士心”，

讓降順的明朝官僚們大失所望，不是“傷懷故國”、心向江南的弘光朝廷，就是與清軍暗通款曲，希望透過關外的滿洲異族實現自己的“新朝勳貴夢”，保住自己的高官厚祿與榮華富貴。

李自成政權在華北地區的統治本就根基不穩

，失去官僚士大夫集團的支援之後自然更是風雨飄搖。

更為致命的是，駐守山海關的明將吳三桂及其父親吳襄，就是明朝官僚集團中的一員，李自成對明朝官僚集團的所作所為，在讓留在北京的明官失望的同時，也斷絕了招降吳三桂的任何可能性，

為吳三桂的降清與清軍的大舉入關埋下了伏筆。

農民軍的“流寇”思維

中國古代絕大多數農民戰爭的爆發，並非出於對自由平等的追求（事實上古代中國底層人民的專制思想一點也不比統治集團少，依靠農民戰爭建立起來的新王朝，往往會將君主專制推向一個新高峰），而僅僅是為了一個簡單的生存訴求-吃飽穿暖。

“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

這大概就是歷朝歷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的農民起義軍決定造反之時最原始的想法，起義的原始目的也就是透過搶奪官軍糧食來維持生存，因此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軍身上大多有著鮮明的“流寇”色彩。

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如此，在明末的苛捐雜稅與天災饑荒之下，爆發的明末農民戰爭更是如此。在明朝官軍的圍追堵截之下，無論是李闖王的大順軍，還是八大王的大西軍，都往往不願牢固佔領並經營一個地區，而是攻下即掠，掠完即走，幾乎每攻陷一個城池就會將其劫掠一空，然而放火焚燒，只給官軍留下一座空城。

譬如張獻忠攻陷明皇族祖籍地鳳陽之時，就曾縱兵大掠，在張軍的燒殺淫掠之下，中都鳳陽十室九空，後來張獻忠入川之後，更是讓曾經富庶的天府之國，淪為血流成河的人間地獄，人口從400萬銳減到9萬。

明末農民軍的“流寇”作風在讓經濟文化遭到極大破壞，百姓遭受兵燹之禍的同時也讓農民軍對其佔領區的統治極不穩固，難以長期固守。譬如李自成山海關兵敗之後其後方叛亂不斷，許多地方要麼“光復大明”，要麼主動向清軍投誠。在前方兵敗、後方難穩的情況之下，李自成政權的迅速崩潰，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

明末華北大鼠疫的影響

明朝後期，隨著生態環境與氣候的惡化，老鼠開始大量進入人類居住地，終於在崇禎六年（1633年）引發了鼠疫的大爆發。這場鼠疫起源於山西，最終蔓延至包括京師在內的幾乎整個華北，導致北京“街坊間小兒為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

1643年的8月到12月間，北京的死亡人數已超過全城總人口的五分之一，當李自成攻陷北京之時，李軍面對的只是一座“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的“鬼城”。

守城明軍的大量染疫是李自成大軍得以順利攻陷京師，將崇禎帝逼上煤山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李軍進城後自然也會不可避免地染上鼠疫，從而導致戰鬥力的下降。

以騎兵為主的清軍，卻因傳播鼠疫的跳蚤討厭馬味而逃過一劫

，能夠以較為完整的戰力對戰染疫的李自成大順軍。因此明末華北的大鼠疫導致戰力下降即使不是李自成兵敗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影響清順戰爭局勢走向的一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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