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內憂外患,崇禎帝召見內閣輔臣商議,為何無一人上前協助?

崇禎帝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經常被人稱為大明王朝的亡國之君。在公元1644年,也就是崇禎十七年的時候,明王朝在內憂外患之中。崇禎皇帝召見內閣輔臣時悲鳴:

“我不是亡國之君,你們都是亡國之臣。按說我對待你們文臣也不薄,群臣何無一人相從

等到這年的正月,李自成的百萬大軍把紫禁城圍得水洩不通,

崇禎皇帝親自敲鐘,請大臣們來朝計議,可沒一個大臣來報道

崇禎真成了孤家寡人

那麼,為什麼這些文臣不幫助皇帝,帝王和文臣之間又為何有如此之大的矛盾呢?

皇權與文臣集團的博弈

明朝行政治理的主體一文臣集團至死都沒一個人願意追隨崇禎,可見崇禎和文臣集團鬧得有多僵。從歷史上看,大約從漢朝起,封建政權就由皇權、宦官集團和文臣集團這麼幾股勢力相互制約掣肘,形成制衡。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外戚和藩鎮集團也是權力分享者。

大明王朝內憂外患,崇禎帝召見內閣輔臣商議,為何無一人上前協助?

在這種情況下,皇權為了實現對權力的完全操縱,勢必要和其他勢力展開博弈。這種博弈,有時是暗流湧動,有時則是赤裸裸的相互屠殺。而到了明朝,情況尤為特殊而且嚴重。

明代制約皇權思想產生

首先,因為這一時期,中國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中國向全世界供應大量商品,南方的工業化生產較為發達,民間自由貿易十分頻繁,市民社會已經成型。伴隨著經濟發展,傳統的儒家禮教已經越來越不被人待見,人民的思想越來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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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開始普遍地質疑以皇權為核心的整個封建禮教,出現了一大批像李贄這樣的反皇權思想家。在民間,以享樂為標誌的反禮教東姆行為也大行其道,這在馮夢龍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裡有著十分生動詳細的描繪。

伴隨著自由和民主思想的啟蒙,文臣集團開始出現了制約皇權的苗頭。內閣的勢力十分強大,有時甚至架空了皇權。滿肚子以王陽明心學為代表的新儒家理念的內閣首輔動輒對皇帝問責,使皇帝十分忌憚。

大明王朝內憂外患,崇禎帝召見內閣輔臣商議,為何無一人上前協助?

最明顯的例子是萬曆皇帝和內閣關於議立太子一事當時雙方產生了極大的分歧,萬曆皇帝十分厭惡文臣集對皇家事的指手畫腳,但又無法抗衡文臣集團的勢力,遂一反萬曆十五年之前的勤勉有為代之以懶惰荒淫,不理朝政達三十年之久,致使許多朝廷文官甚至終其一生都沒能一睹皇帝陛下的尊容。萬曆皇帝和文臣之間的聯絡全靠太監在中間傳遞。

可以說,從萬曆年間起,皇權和文臣集團結下了不可調和的樑子。而歷史的慣性,又將君權和文臣集團的這種根深蒂固的矛盾帶到了萬曆駕崩後的短暫的天啟和崇禎朝。天啟皇帝則完全倚重宦官集團來制衡文臣,逐步使以魏忠賢為代表的宦官勢力發展成為權傾天下的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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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集團勢力的膨脹

因為從小耳濡目睹了黨專權、尾大不掉的惡果,崇禎對宦官集團深惡痛絕。他登基後,又依靠文臣集團,在其支援下清除了宦官。隨即文臣集團的勢力開始自然膨脹,崇禎的君權又受到極大限制,每每使得自己的籌劃不能付諸實施,使得他

“有心殺賊,無力迴天”。

可以說,風雨飄搖之中,崇禎終其一生都在和文臣集團做著鬥爭。警如對清軍的作戰,群臣分為主戰派和主和派。崇禎重用了主戰派的代表人物武人集團的袁崇煥。雖然袁崇煥擁有崇禎賜給的尚方寶劍,但還是受到文臣集閉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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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臣集團偏重門第出身,而無視軍功的多寡,這樣導致了大批的武將心灰意冷,在戰場上無所作為。明朝幾次對清軍的巨大軍事行動最後都以失敗告終,同時更加削弱了明朝的武裝力量,使明朝最終在和農民軍的對決中完全敗北。

矛盾激化

眼看著文臣集無所作為,又專營自肥,崇禎失望透頂。初期,崇禎透過不斷問罪、換、制衡文臣來強化君權,但效果甚微。他轉而採用橫加殺戮的辦法威嚇文臣集,要他們以死為,盡心盡力地為殘明賣命。

崇被和文臣集團的鬥爭是十分殘酷的。他在位十七年間,大肆縱容錦衣衛活動,透過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殺了許多無辜的地方官吏和國家重臣。這也使文臣集團與帝王之間的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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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壓文臣集團導致宦官興起君權削弱

從崇在位期間對文臣的一系列打壓史實就可以看得出,對於文臣集團,他自始至終抱著不信任的態度。而文官集懾於他的權威,被迫合作;但內心深處,認為崇禎皇帝十分殘暴。這樣,崇禎朝時期的皇權和文臣集團就出現了一種非常奇怪的既相互仇視、相互算計,又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複雜關係,用離心離德形容點都不過分。

最終,鬥爭的結果是,崇禎皇帝被迫走上倚重宦官的老路,在全國的軍事和行政領域大量啟用宦官為監軍,使宦官集團的勢力再次膨脹,加重了對抗農民軍和滿清戰爭的不利態勢。同時黨集團和文臣集團相互把持朝政,惡性迴圈,事實上更加削弱了崇禎的君權。

大明王朝內憂外患,崇禎帝召見內閣輔臣商議,為何無一人上前協助?

文臣眼中的崇被嗜殺成性,其實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崇禎的猜忌心十分嚴重,這和他登基時深受閹黨和政敵的威脅,地位並不穩固、猶如危卵的君權狀況有關。應該說,崇被想加強中央集權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為時已晚,並且在當時“天地將傾”的動盪大背景下,反而加重了政治危機。

崇禎和文臣集團的鬥爭是十分明顯的。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看著崇禎的屍體,他的老對手李自成就感嘆說,

崇禎

皇帝本人並非昏君,但文臣集團卻以私利為先,不肯盡忠國家所以才導致了明朝的覆亡。

而清朝張廷玉主持編修的《明史》也有類似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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