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實行戊戌變法，日本為何會支援，而不是希望中國繼續衰弱

1894年是傳統天干地支的甲午年，也是中國歷史上屈辱的一年！

01戊戌變法緣起

這一年爆發了著名甲午中日戰爭，最終清政府以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而戰敗告終。

甲午戰敗

甲午戰爭的失利大大地刺激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戰後列強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使得了中國的部分統治階層和知識分子幡然覺醒。

02清政府實行變法

1898年正月，康有為向清政府上奏《應詔統籌全域性折》。六月，光緒頒佈了“明定國是詔”，清政府決定採用鼓勵工商、廢除八股、興辦京師大學堂、尋用人才等一系列政策，開始了內政上以學習日本為榜樣，外交上聯合英日以拒沙俄的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

此後，康有為甚至向光緒大膽提議留下來華訪問的伊藤博文為宰相或為維新指導顧問。

03戊戌變法在日本反響

戊戌變法算是中國統治階層真正向近代社會全面轉型的開端，這對於當時的日本亞洲主義者和中日同盟論者來說，是一件多麼令人振奮、牽動神經、看到希望的大事件。的確，在戊戌變法之初，日本國內各界人士對此事普遍持支援、歡迎態度。

《日本》的報刊負責人——陸羯南認為，戊戌變法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日本應當抓住此次機會刺激誘導清政府進行制度上的革新。

國權主義者——德富蘇峰主辦的《國民新聞》也認為： “促使中國人的覺醒確實是我國朝野上下人士的一大責任”，日本政府應當獲取清政府的信任，使往後中國之所有改革事業都依賴於日本。

德富蘇峰

伊藤博文所控制的《東京日日新聞》建言日本政府對清政府的改革“宜儘量支援指點”。甚至連鼓吹“脫亞論”的福澤諭吉所主持的《時事新報》也認為，變法是中國邁入文明之門的重要之事，而“以日本為師”對中國的改革是最為有利。

福澤諭吉

04戊戌變法過激論

然而，1898年九月發生的戊戌政變，使得清政府的維新事業夭折。於是日本國內的輿論風向馬上逆轉，戊戌變法“過激論”成為當時日本人的普遍看法。

1898年十一月，剛從清國考察回來的伊藤博文接受了憲政黨的邀請，在眾多內閣重臣參加的會談中提出了對戊戌變法遭遇失敗的看法。

伊藤博文

他認為清國的改革、改良無論如何也是必須進行的，但是他並不認可清政府改革的方案和順序，彼之大國對數千年所傳承下來的政治文化制度進行有效改革，絕不是隻在一朝一夕就能夠順利完成的。

後來做過袁世凱子嗣家教的有賀長雄也曾在《外交時報》上發文指出戊戌變法的“過激”，同時他分析了清政府下一步改革的可能途徑。

有賀長雄

他認為經過戊戌政變的一月後，事態已經漸漸明瞭。清國皇帝過分著急改革，採納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之奏議，頻行急進之政，故招來慈禧太后等保守勢力反對。

這是政府內部紛爭，既不是國民之氣勢所動而生此變化，也不是由外國勢力耍陰險手段而起。

九月的政變雖然失敗，但是清國的革新從今以後必將作為世界之一大問題存在，並構成影響列強在遠東外交政策的一大要素，如同土耳其革新問題影響列強在東歐的外交政策一樣。他指出：

中國革新不僅是為了清國，對於遠東之將來亦屬必要。

中國國民現在雖然缺乏國民團結力，但此種團結力量的要素，即在人種、歷史、文字、習慣上的一致性是充分存在的。

十分繁盛的社會生活中極易釀生建立在新基礎上的國家團結，因此中國絕不是沒有革新的希望，問題唯在順序方法。

我國與中國不僅國土相鄰，而且人種、歷史、文字、習慣相近，加之甲午戰爭引發了列國干涉的端緒，這種責任使我國具有了誘導其進行安全革新的義務，這是滿天下都無異議的。

……中國革新有三途。一為中央政府著手而後波及一般國民，二為從地方著手而後波及中央。從地方著手又有兩途，一為地方人民首先興起運動；一為地方官吏發起形成革新趨勢。

有賀認為，由人民發起革新運動是最危險的，因為民間起事會招致中央政府的鎮壓，從而引發國家的戰亂，中央政府倘若不能快速平息，就會出現藉助外國勢力鎮壓太平軍時的情況，而革新勢力也會藉助外國勢力來對抗中央政府，結果將出現比不革新更糟糕的情況。

戊戌六君子

康有為等人採取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方法，雖然好過前者，但容易遇到了守舊勢力的強烈反抗。因此，清國最穩妥的改革途徑是“由地方上有勢力的官吏做起並波及影響上下”。（此後的辛亥革命類此）

結果

戊戌變法失敗後，“日清提攜”的論調在日本急速退潮，持亞洲主義者開始調整對華策略，甚至轉而主張與列強共同瓜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