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與清朝的松錦大決戰，洪承疇的13萬軍隊，為何全軍覆沒？

自1618年撫、清第一次戰爭開始，直到1644年清軍入關，明朝與清朝（後金政權）之間的大小戰役多達百餘次，其中薩爾滸戰役和松錦之戰最受學者所關注，這也是明清統帥最為重視的兩次大戰，清朝還在在原戰場上刻碑紀念，也就是著名的《薩爾滸山之戰書事》和《太宗皇帝大破明師於松山之戰書事文》之碑。

這兩次大戰是明清（後金政權）在關外的兩次戰略性的大決戰，對明清的興亡具有不可估量的深遠意義。

薩爾滸戰役是公認的清朝（後金政權）崛起之戰。

這場戰役之後的23年又爆發了松錦大戰，這場大決戰後僅過兩年，清軍十餘萬進關，實現了皇太極的遺願，開始統一天下的帝業。

乾隆帝在《書事文》中寫道：“敬憶我太宗大破明師十三萬，擒洪承疇，式廓皇圖，永定帝業。”

為此，乾隆帝最後總結薩爾滸戰役和松錦之戰兩次大戰的意義時這樣寫道：“太祖一戰而王基開，太宗一戰而帝業定。”

這兩大戰役是清朝發展史上的兩座里程碑，它們真正反映了清朝歷史上兩次大轉折。

薩爾滸與松山的決戰關係到清朝興亡的命運是不言而喻的。

同樣，它們對於明朝的興亡亦是生死攸關。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也有某些明顯的差異。

松山與薩爾滸兩次戰役的結局都是清（後金）軍全勝，明軍慘敗。

下面咱們分析一下松錦之戰，明軍犯的錯誤。

首先，松錦之戰都是因為明朝朝廷催戰導致失策，輕率冒進而致使明軍完全失敗。

在薩爾滸戰役之前，清軍（後金）攻佔了撫順、清河，明朝集結大軍進行征討。如果準備得充分些，不急於速戰，採取穩步推進之策，當不至於失敗得那麼快、那麼慘。但情況正好相反，明朝的閣輔樞臣急忙調兵遣將，又匆匆忙忙令其出關，以速戰速決為快。

楊鎬剛受命，他們就以“師久餉匱”為名，累累“發紅旗，日趣鎬進兵”，極力催戰。清朝（後金）文武百官上至努爾哈赤、皇太極都喜歡運動戰和戰役進攻的速決戰。

這是由於他們國家經濟落後，財用不足，不能支援軍隊曠日持久的相持。

另一原因是，清軍的特長是飛騎衝擊，以箭矢為主要武器，速決戰和運動戰最能發揮它的優勢。

所以明朝那種力圖速戰速決正中清軍的下懷，給其戰勝明軍創造了客觀條件。

熊廷弼經略遼東地區的時候，沉痛地總結了撫、清和薩爾滸失敗的教訓：“令箭催而張帥（總兵張承胤，戰死於撫順附近）殞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臣何敢復蹈前軌！”

誰料23年後的松錦之戰，明朝又“重蹈覆轍”，招致全軍在松杏一帶覆沒。

用兵打仗，一要兵齊，二要餉足，三要等待時機，三者俱備是勝利的基本條件。

洪承疇率大軍增援錦州之初，曾與祖大壽配合，採取以守為戰的“持久之策”，把清軍拖住，使其欲戰不能，欲罷不能，等到清軍糧餉不足，士兵將吏懈怠的時候，給予重重一擊，則未必不會成功，至少可以肯定不至失敗得那麼快，那麼慘。

從一開始，洪承疇就認為：“行間兵數，多多益善，敢曰不善！但兵行糧從，所費浩大，必先算糧芻只支一年，然後會兵各陣，庶無飢餓。”

以後，他又提醒崇禎帝和兵部，明朝大軍集中一地，轉輸艱難，供不應求，是很危險的。

但洪承疇這些意見未被採納，諸如陳新甲、張若麒、馬紹愉等一再重複以前所謂“師老財匱”的老調，不管主客觀條件，一味催洪承疇等進戰、速戰。

他們又說通崇禎帝下令“刻期進兵”，不許遷延。

洪承疇只好先率六萬大軍到松山，後繼部隊也一起湧到松山，這十三萬大軍所需的糧食、馬料怎能迅速運到松山？

洪承疇只預備了三天的軍糧，這就迫使他必須同清軍速戰以決勝負，大有“滅此朝食”之概。

皇太極和他的謀臣看準了明軍的致命弱點，採取斷糧道而回避決戰的方針，一下子擊中了明軍的要害。明軍被圍，斷了糧食供應，立即軍心渙散，毫無鬥志，連將領也為斷糧而驚恐不安，不得不闖圍回寧遠就食。

嚴陣以待的清軍趁機截殺，一夜之間，十餘萬大軍被殺得七零八落，造成與薩爾滸一樣慘敗的結果。

明朝這次松錦之戰的失敗，在軍事上也犯了和薩爾滸之戰一樣冒險、輕敵、躁進的嚴重錯誤。

從這方面來說，強大的明軍遭到失敗是不奇怪的。

其次，松錦之戰把明軍置於孤危之地。

明末著名史學家談遷對薩爾滸與松山兩次戰役進行比較，作了這樣的評論：“自遼難以來，懸師東指、決十萬之眾於一戰，惟楊鎬與洪氏。鎬分兵而敗，洪氏合之亦敗、其失並也。”

從形式上看，兩次用兵方略根本不同，楊鎬分兵四路進攻、洪承疇合兵於松山決戰，但是結果都是一樣。

實際上，他們共同的失誤是把明軍都置於孤危之地，因而易於被對方殲滅。

楊鎬把全軍分作四路，企圖合圍赫圖阿拉城。各路獨自進行，彼此互不銜接，相距也比較遠，比如馬林自開原一路，與南路劉綎自清河進兵，其間相距四五百里路程，一旦某一路大軍有難，其他幾路大軍根本無法應援。

事實正是這樣。在杜松一路大軍被圍殲於薩爾滸的時候，其他幾路大軍卻全然不知，等訊息傳到楊鎬後，再往各路釋出，為時已晚。

努爾哈赤連續殲滅明兩路大軍，嚇跑一路大軍後，處在南路的劉綎竟然一點訊息也不知道、還在盲目繼續深入。

這就清楚地表明，兵分勢弱，每路軍都處於孤危境地。

努爾哈赤以一代梟雄的敏銳眼光，一眼看穿了明軍的這一致命弱點，採取“憑爾幾路來，我自一路去”的作戰方針，集中優勢兵力專對付其中一路，然後各個擊破，奪取了這場關係到後金政權生死存亡的重大戰役的勝利。

洪承疇“合兵”的最大弊病是統十三萬之眾“注人孤危之地，首尾全無顧應”。

皇太極觀察明軍的陣勢，因而迅速作出決定，合清軍據險斷援，掘長壕，斷糧道，立嘛將明軍陷於絕境。因為十餘萬明朝大軍環松山城而立營寨，它的注意力都放在松錦之間，時刻謀劃解錦州之圍，而忽略了它與後方杏山、塔山等城的聯絡，出現大漏洞，這就給皇太極切斷糧道、圍困援軍提供了方便條件。

就當時形勢而論，明軍雖置於“孤危之地”，銳氣尚盛，仍然大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希望。比如乘銳決戰，或者分兵襲清營，或者退保杏山徐徐謀劃制勝，或者分屯長嶺山，可防止清軍抄明軍後，並使餉道保持通暢。這些都是絕處逢生之計。

可惜，洪承疇卻沒有采納，坐失時機，還很自負地說：“我是十二年老督師，你們書生知道什麼！”

尤其是大敵當前，不思如何破陣解圍，竟“退師就餉”，這是一大失誤。

退兵的時候，“不能善後，形見勢絀”，此又一失誤。

清軍全力衝殺，明朝“重臣宿將，選卒驍騎十萬之眾，覆沒殆盡”，“九塞之精銳，中國之糧鄒，盡付一擲”。

第三，松錦之戰，明軍大敗固然有以上軍事方面的種種因素和失誤，從根本上說，都敗於明朝統治階層內部糜亂，朝堂墮落腐敗。

楊鎬奉命出塞東征之際，正是閹黨專權、朝廷黨爭日趨激烈之時。楊鎬出征，內有閹黨隨軍監督，將帥事權不能自專；朝廷的黨爭波及軍隊內部，各派都插手軍隊，各樹己黨，無法形成統一的指揮。

熊廷弼是明末著名的軍事家，久駐遼東地區，多有建樹，仍然禁不住黨爭的干擾和破壞，連他自己也被迫辭職歸鄉。

他曾經留有一疏，揭露和痛斥這些人的卑鄙行徑：“今朝黨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鬨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楸然者又復鬨然責戰矣。自有遼難以來，用武將，用文吏，何非臺省所建白。何嘗有一效？疆場事，當聽疆場吏自為之，何用拾帖括語，徒亂人意，一不從，輒怫然怒哉！”

熊廷弼的奏疏可謂直言無隱，一針見血。

前線戰場上的事，不能由前線將帥來做主，完全聽命於身居大後方的皇帝和朝臣的無知議論和決策，薩爾滸戰役和松錦之戰連續失敗，問題都出自這裡。

這種情況甚至到了松錦之戰的決戰前夕變得更嚴重了。

崇禎帝一登基就剷除了閹黨，本來可以使朝廷維新，政通人和，天啟朝所造成的危機四伏的局面應該有所好轉。

但正如洪承疇所說，“文臣眾多，臺諫紛爭”，朝政繼續混亂不堪。

在明代，“九鎮以制府，文臣為將，天子自為居守”。

當時的史學家陳繼儒認為這是“我朝勝前代十事”之一。歷代一直通行武臣為將的制度，明朝加以改革，凡為將為帥都以文臣充任，防止武臣權重，也就避免了經常出現的武裝叛亂或挾兵權以干政的危險情況發生。

這對於鞏固中央集權，保持局勢的持續穩定，維護皇帝的絕對權威，都起了重要作用。

歷史的經驗證明，一項制度推行已久，往往又生出新的各種弊病。從萬曆末年以後，明朝變得“武弱文強”，弊病叢生。

凡國家軍政大計，皆決於文臣，身任邊防之職的武將都由文臣監軍，他們不能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作戰方略，因而出現號令不一、事權不專的混亂現象。

洪承疇擔任薊遼總督之後，曾在一份奏疏中，痛切地指出朝廷混亂、事權不專造成的嚴重危害。

崇禎十二年（1639年）二月，皇太極發大軍圍攻松山，當時擔任松山副將的金國鳳率不滿3000將士死守，堅持40天，迫使清兵解圍。洪承疇說，這不是因為他的才能優秀，根本原因是“事權專，號令一，而人心肅也”。

同年十月，清軍再次來攻。這時的金國鳳已擢任大將，守兵近萬人。在交戰中，他與兩子卻喪了命。這不是因為他沒有才能，是“由營伍紛紜，號令難施，而人心不一也”。

洪承疇希望改變這種不正常的狀況，但洪承疇自己的失敗的根源正是在此。

根據洪承疇豐富的作戰經驗，他欲以“持久之策”解錦州之圍。然而，他的正確方略竟被無實戰經驗的陳新甲和不懂軍事的文臣張若麒所謂速戰速決所代替。

在援軍被圍在松山附近的危險時刻，洪承疇欲拼力一戰解圍，張若麒卻遷就部分將領的要求，同意他們回寧遠就餉，頓使軍心渙散。

洪承疇無法行其主張，只得依張若麒的主意。

在突圍的時候，王樸率先逃跑，各軍不戰自潰，局面遂不可收拾。

兵敗後，張若麒逃到寧遠，忙給崇禎帝上疏，稱“承疇失計”，把責任全推給了洪承疇，希望自己得到赦免。

明人評論，此役之敗，“張若麒一人誤之也”；又說：“陳新甲、張若麒輩，其肉豈足食乎！”時人痛恨這兩個人不無道理。

不過，他們應當承擔部分責任，從根本上說，他們的失敗是明朝腐朽墮落的產物，陳、張不過在這場悲劇中扮演了馬前卒的角色。

至高無上的崇禎帝要承擔主要責任。

他任人不專，性多忌，好猜疑，主意多變。

比如洪承疇初上援錦解圍的“持久之策”，他覺得很有道理，表示贊成；但陳新甲在其左右，反覆強辯他的急功冒進之策，張若麒為之鼓吹，崇禎帝轉而改變主意，遂棄洪承疇的方略。

崇禎帝對待臣屬喜怒不定，臣屬報功即賞，出差錯不管什麼情況都必然會嚴加處罰，輕則罷斥，重者殺頭。有時不合己意，一怒之下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搞得朝廷內外人心惶惶，誰也不肯大膽任事。

所以皇太極在招降洪承疇後，一語點破明朝“君暗臣蔽”。這個評論一語中的。

清軍之所以取得空前大捷，除了它本身有很多優勢，另一個制勝的主要因素，恰恰是明朝統治階層及其將帥的不可挽回的錯誤，這才促成了皇太極和他的八旗軍的巨大成功！

從松錦之戰，清軍大勝，明軍大敗可知清朝入主中原已成必然之勢。

皇太極經此戰對明清的命運已作出清醒的估計。

他在給松山敗將白廣恩的招撫信中明白地指出：“今明國變亂蜂起，內外不能相顧，傾亡之勢，想將軍亦熟知之。”

漢官祖可法、張存仁、馬國柱等斷言：“今觀天心人事，則明之敗亡，已昭然矣。”

擁護明朝正統的史學家談遷為此感嘆道：松錦之戰後，明朝“竟莫能續御，而廟社以墟矣”。

這就是說，明朝實力正在耗盡，已失去繼續抵抗的能力，僅剩下一個空架子而已。

在一旁靜觀明清形勢變化的朝鮮王國也不得不承認：松山決戰後，“中朝之運，亦已衰矣”。

他們的看法為不久迅速變化的局勢所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