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名單，一品白衫

面對疾風暴雨，舊時戰友判若雲泥，有人像泰山一樣穩固，有人像落葉一樣飄零，非黑即白。

因天生站在光明的對立面，黑色自古就不受待見，像黑幕降臨，近墨者黑，天下烏鴉一般黑等說法極多，總之沒個褒義。在西方，非裔掀起了人權運動。

為殺雞儆猴，中世紀的英國將那些不法之徒的名字記在了一本黑皮書上，稱“黑名單”。黑名單的存在，不僅有效提升了公民素質，也讓地區治安切實有了保障，故迅速推廣至全球。

網路時代的黑名單威力猶在，噴子會被禁言封號，老賴會被限制貸款、出行，或多或少影響了生活。

但有一個現實問題，從前黑名單是少數，後來隨著社會進步和人性覺醒，大家對它便少了一絲恐懼，進而對名單製造者產生了一份敵視，甚至將榜上有名當成為一種談資。

更不知何時，我們又劈頭蓋臉地造了一個新詞：

白名單

。

比如，只有互開白名單的公眾號才能彼此轉發原創文章，相互獲益的同時，也彰顯出兩家的微妙關係。

往大了說，當一個熱門產業被強行打壓時，大部分市場就此消失，小部分悄悄轉為黑市，更小一部分就進了白名單。

再如最近，按國家“雙減”工作要求，北京就公佈了首批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白名單，這些機構，已准許恢復線下學科類校外培訓。

一家歡喜幾家憂，先前還喚人家牛夫人，怎麼突然又變成小親親啦？

非黑，即白？要說黑名單有著極強的約束效應，那白名單又是一種怎樣的存在呢？

在清代廣州，大概是有著史上演繹最完整，記錄最詳備的白名單制度實施方案。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道聖旨突然從京城降臨沿海，下令除廣州外，其餘海關即刻終止對外貿易。

從此廣州

一口通商

，其具體業務被城內若干商行所壟斷，至鴉片戰爭時正好十三家，史稱

“十三行”

。

十九世紀初的廣州十三行

故事始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以“財貿流通，側各省亦俱有益”為由解除了海禁，設粵、閩、浙、蘇四大海關，衙門分別位於廣州、漳州、寧波、雲臺山。但受地理位置和政策傾向的影響，僅廣州一地相對興盛。

次年（1685），清廷便於廣州城郊騰了一塊空地出來，將事先招募好的若干公行安置在此。各行由中國商人掌管運營，具體負責對接外商，並代海關征繳關稅。

每隔數日，所有稅收會被送至欽差廣州海關總督處，總督再安排運至北京，中間越過各級州府單位。時有詩曰：“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一個亦官亦商的公行體系初具規模。

到了乾隆時期，因西方工業革命使然，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外商將目光鎖定中國，明面要增設通商口岸，暗中卻派人刺探國情、傳教，引起了清廷警惕。

乾隆一生六次南巡，在第二次（1757）途經蘇州時，親眼目睹了當地熙來攘往的洋船洋商，其中大多攜帶武器，令他觸目驚心。

同年秋，上諭便由北京傳至沿海，將一口通商的規定告知天下。

“諭軍機大臣等：凡番船至廣，即嚴飭行戶善為料理…今經調任閩浙，在粵在浙，均所管轄，原無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豫令粵關，傳諭該商等知悉。”

-《清高宗實錄》

事實上，該政策僅針對西洋歐洲，閩、浙、蘇三處海關仍對南洋開放。不過鑑於歐洲的商品質量和貿易體量，大清已委實步入閉關鎖國狀態。

為何是廣州？

一是地理位置，清廣州府並非現代港口那樣緊靠海岸，英船萬里而來，還得沿珠江逆流向北行進八十多公里，當時的珠江也不如今日寬闊，所以大噸位的貨船就很難進入廣州，側面限制了外商發展。

其二，便是廣州坐擁一套成熟的公行體系，各行往來洋人已逾半個世紀，辦事駕輕就熟。

換句話說，只要將廣州十三行改造升級，即把北京的政策落到實處，便可在源頭上遏制外商來華。

此處政策，史稱“防夷五事”。

二十四年（1759），乾隆根據兩廣總督的奏摺，正式頒佈《防範外夷規條》。其一，禁止外商在粵過冬；其二，夷人到粵應寓居行商管束稽查；其三，禁止國人借貸或受僱於外資；其四，嚴厲打擊外商僱人傳話的弊病；其五，外國商船進泊黃埔酌撥營員彈壓稽查。

而這套章程的最終話語權，無疑就在十三行。

馬戛爾尼使團覲見乾隆

乾隆五十七年（1792），如坐針氈的英王以給乾隆祝壽為名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提出改善英商待遇、增設通商口岸、固定關稅等系列事宜，但均遭拒，包括後來阿美士德中國行依然無果。

是以在廣州，有朝廷撐腰的十三行就愈發驕橫起來，那些富可敵國的大行商們兩頭通吃，完全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粵海關志引乾隆致英王敕諭》

兩頭，即國內國外。

從前尚有見到總督知府的機會，但乾隆以後，外商若想與政府會面，則必須經由大行商轉達，呈遞文書亦如此。

一進一出，大有學問。

約見高官，無非是推銷自家產品，但能否約成還得看行商臉色。精明的洋商就會先和行商談妥利益，再安心去找政府報備，不惜將成本翻番。

反之，洋商若與行商結下樑子，大機率就永別中國市場了。

對進口商來說，以前可以找到絲綢、茶葉、瓷器等各種上游廠商，儘量低價拿貨。而現在上游被清廷鎖死，就只能來十三行承顏候色。

因壟斷所有資源，十三行的價是一口價，沒得談，貨也只有現成的，沒得選，給啥吃啥。

洋商吃癟，國人也別想好過。

從前，只要是自己種的茶葉，織的絲綢，你就有權利去選擇外國代理，英法德意隨便挑，價高者得。

而乾隆以後，國人就很難接觸到外商了，為了生存，他們只能把貨低價賣給十三行，行商貨源充足，講價免談。此外，市場行情和行商的意志也至關重要，萬一哪天人家不做茶葉了，茶商就只有死路一條。

以上兩頭堵，同時抑制了消費與生產兩端的積極性。

而獲利者除了行商自己，便是那些定期接受孝敬，臭味相投的大清官員了。

每逢盛典戰事，行商們都要用盡手段迎合朝廷，最簡單的就是捐錢，幾十萬到幾百萬兩白銀不等，表面來證明自己的忠誠，實則為了能繼續佔著十三行這個坑。若是不捐或捐少了，就有被取而代之的風險，狼多肉少嘛。

久而久之，清廷宰十三行，十三行再高價賣貨，還是百姓扛起了一切。

乾隆皇帝射獵圖

在乾嘉時期不斷重修的《大清統一志》中，關於歐洲的描述還在沿用明末西方傳教士的說法，將以西把尼亞、拂郎察、意大里亞當成了“大”國，而有關英吉利的描述少之又少，可謂對時局一無所知。

但要說最瞭解世界變幻的一夥人，在清朝還必須屬十三行了。顯然，他們為利益選擇了沉默。

當年的馬戛爾尼被拒後非常沮喪，然而在中國轉了一圈後又如釋重負，並在日記裡寫到：清朝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清政府很想凌駕各國，但它目光如豆，只知防止人民智力進步，當我們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

道光二十年（1840）夏，倫敦下議院熱火朝天，大夥圍繞是否借鴉片對中國宣戰展開激辯。當時，漢學家斯當東的立場尤為關鍵。

托馬斯斯當東早年曾隨馬戛爾尼、阿美士德兩度訪華，頭一次還得到了乾隆賞識，期間，他還在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行任職，成了地道的中國通，嘉慶二十三年（1818）回到英國，進入議會。

有因必有果，鑑於自己幾十年來對大清的觀察瞭解，斯當東在商貿問題上態度強硬，極力推動戰爭。

鴉片戰爭亦稱通商戰爭，在《南京條約》中，大清被迫向英國賠償煙價、軍費、商欠共二千一百萬銀元，其中三百萬是償還商人債務。

但對更多外商來說，條約最大突破是公行制度的廢除，即除了割讓香港島外，另對英國增開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四口通商，並准許英商在華自由貿易。

1842

在道光十七年（1837），廣州通商白名單上正好有十三家商行，分別是：怡和、廣利、同孚、東興、天寶、興泰、中和、順泰、仁和、同順、孚泰、東昌與安昌行，他們與兩淮鹽商、晉陝商人一起，被後人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

但隨著《南京條約》的落實，諸行急速走向沒落，相繼停辦。

其中有“世界首富”之稱的怡和行老闆伍秉鑑，一人就承擔了條約中三百萬商欠中的一百萬，同年病逝廣州。臨終前他說：“若不是年紀大經不起漂洋過海，實在想移居美國。”怡和行亦被英國人兼併、山寨，取名怡和洋行，今天仍在香港發揮餘熱。

據《1844-1863年間中國外貿政策》，在戰後外貿突飛猛進的二十年間，駛入廣州的外國貨船噸位只增長了110%，而上海的相關資料為1100%，最終以三倍於廣州的優勢成為清朝最大進口口岸。

當洋貨以親民的價格大量湧入時，縱觀歷史，國人的生活水平從未如此刻一樣，迎來了質的飛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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