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歐洲民族主義思想的裂變

十九世紀歐洲民族主義思想的裂變

——以法國的共和愛國主義與反共和民族主義為典型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黎英亮

在世界歷史程序中，民族主義是相當晚近的現象，以民族主義作為立國根基，則更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自拿破崙戰爭以來，民族主義跟隨法國軍隊走出國門，蔓延為席捲全歐的思潮，極大改變了歐洲大陸的政治版圖與歐洲民眾的思想觀念。縱觀19世紀，歐洲各國政府都不得不面對民族主義者的非難與詰問，最終不得不以民族利益而非王朝利益作為確保統治合法性的根據。

19世紀歐洲民族主義經歷三個階段：1789至1848年，從法國大革命起，人民主權取代君主主權，民族國家取代王朝國家，法國式政治民族主義強調公共意志與公民權利，在歐洲多次引發民主革命，各國君主畏之如虎，視之為左派意識形態。1848至1870年，1848年革命被鎮壓後，民主革命偃旗息鼓，德意志和義大利轉而以王朝戰爭謀求民族統一，事實證明，知識分子與立憲君主可以合作，民族利益與王朝利益可以相容，德國式文化民族主義強調歷史傳統與族裔血統，民族主義開始急劇右轉。1870至1914年，普法戰爭結束後，民族國家之間競爭激烈，民族主義思潮推波助瀾，終於引發世界大戰，戰爭期間，左右兩派放下分歧，一致對外，以消滅民族敵人為己任，民族主義成為所有政治派別的共同信念。百餘年間，民族主義被賦予太多含義，演繹出許多形態，對民族主義作出界定並非易事。

1892年，法國初立共和百年紀念之際，右派民族主義者巴雷斯把民族主義定義為“以確立優先權為根本，以建立政治秩序為根基，以捍衛民族價值與民族利益為根據的思想體系。”這個定義描述了人們對民族主義的大致印象。然而，儘管人們對確立民族優先權並無異議，但何謂民族價值與民族利益，卻並非巴雷斯的定義所能解釋，因為1870年法國第三次宣佈共和時，左右兩派早已形成各自的民族主義傳統，雙方對民族價值與民族利益的理解完全對立，無論是共和主義者還是反共和主義者，都自命為愛國者，視政敵為叛國者，民族主義發生重大裂變。19世紀後期或第三共和國早期成為民族主義思想史上極具典型意義的時代。

一、第三共和國初期的共和與反共和之爭

1870年9月2日，拿破崙三世與麥克馬洪元帥在前線率法國軍隊向普魯士投降，法蘭西第二帝國滅亡；9月4日，以甘必大為首的共和派在首都宣佈共和，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成立。這是建立在帝國廢墟上的共和國，但更是建立在公社遺骸上的共和國。1871年5月，在共和國行政首腦梯也爾命令下，政府軍血腥鎮壓巴黎公社起義，大批公社戰士被捕被殺，社會主義運動遭受重創。因此，第三共和國立國之初，議會中沒有社會主義者的席位，左右法國政壇的是共和派與君主派。共和派以政見不同，分為激進共和派與溫和共和派，君主派以王統之別，分為波拿巴派（擁護波拿巴家族）、奧爾良派（擁護波旁王朝支系奧爾良家族）與波旁派（擁護波旁王朝直系波旁家族）。

匆匆建立的第三共和國基礎並不牢固。1871年2月的國民議會選舉結果表明，共和派的影響侷限於城市，農村是君主派天下。正是由於農民支援，君主派才得以控制國民議會。2月，君主派政客梯也爾出任共和國行政首腦；8月，梯也爾出任共和國總統。共和國成了長著君主派頭腦的怪胎，共和制岌岌可危。不過，梯也爾雖屬奧爾良派，但就任總統後，出於對形勢的判斷和對權力的留戀，轉而主張共和。1872年11月，梯也爾在國民議會說道：“共和國是既成事實。共和國是本國的合法政權。任何改變政體的企圖必將引起所有革命中最可怕的革命。”梯也爾強調共和國的保守性：“任何政府都應當保守，否則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在政府統治下倖存。共和國也應當保守，否則不如沒有共和國。”“保守共和國”（République conservatrice）的存在，為立足未穩的共和派贏得喘息的時機。

君主派絕不允許共和國成為既成事實。1873年5月，在奧爾良派干將布羅伊公爵策動下，國民議會迫使梯也爾辭職，麥克馬洪元帥繼任總統。8月，波旁家族繼承人尚博爾伯爵（波旁復辟王朝國王查理十世之孫）與奧爾良家族繼承人巴黎伯爵（奧爾良王朝國王路易-菲力普之孫）密會並商定，巴黎伯爵承認尚博爾伯爵為王室家長，由尚博爾伯爵稱王，年老無子的尚博爾伯爵去世後由巴黎伯爵繼位。但在國旗問題上，食古不化的尚博爾伯爵堅持恢復波旁王朝的白旗，廢除奧爾良王朝、法蘭西帝國與共和國通用的三色旗。這必將引起奧爾良派、波拿巴派、共和派反感，但尚博爾伯爵寸步不讓。10月，尚博爾伯爵致信波旁派議員，堅稱“我個人微不足道，我的原則高於一切”。這封信被髮表在《聯盟報》上，波旁派與奧爾良派的聯盟即告解體，君主派的復辟大業由此告吹。“國旗風波”表明，第三共和國立國之初，由於個別君主派首領拘泥王朝正統，未能找到王朝原則與民族原則的結合點，終於喪失復辟君主制的歷史機遇。

共和國存續時間越長，共和制制度慣性就越大。“1875年憲法”實施後，國民議會讓位於參眾兩院。1876年3月，共和派贏得眾議院選舉勝利並得以組閣。1877年5月16日，麥克馬洪總統解散共和派內閣，布羅伊公爵組閣，共和派斥之為“五一六政變”，麥克馬洪被迫解散議會重新大選。10月，共和派又贏得眾議院選舉勝利。1879年1月，共和派贏得參議院選舉勝利，參眾兩院均在共和派掌握中，此後兩院改選總統，麥克馬洪被解職，溫和共和派格雷維繼任。格雷維是溫和共和派元老，嚴守憲法，不干預總理施政，人稱“憲法格雷維”，第三共和國終於走上民主憲政軌道。1880年7月，格雷維總統頒令大赦，赦免被判刑流放的巴黎公社參與者。7月14日，第三共和國建立十週年前夕，政府首次慶祝國慶。

大赦並未換來社會主義者感恩戴德。“然而，巴黎公社參與者出於理性的考慮，仍然選擇站在共和派一邊，因為君主制意味著保守主義、教權主義、警察統治。”而且，無論是參與過巴黎公社的極左派，還是被稱為機會主義者的中左派，至少還有共同信念：“共和國是好的，共和國是對的；共和國是排除世襲君主個人權力的特效藥。對共和國的威脅來自政變。面對反共和政變，左派團結對敵的立場出奇一致，共和理念有足夠廣泛的民意基礎。”1880年大赦，讓社會主義者重新出現在政治舞臺上，也讓左右兩派更趨平衡。對左派而言，當務之急是培養國民對共和國的認同感，發揚“愛國主義”；對右派而言，當務之急是提出對民眾有蠱惑力的口號，最有效的手段莫過於煽動“民族主義”。

二、共和派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e）

共和派愛國主義，是民族主義某種特定表述，強調對大革命與共和國的忠誠，堅持民主與共和。“民族主義最初是作為左派價值觀面世的。民族主義這個術語產生於1798年，是反革命者咒罵雅各賓愛國主義的貶義詞。1871年，這種愛國情感激勵甘必大及其戰友反對右派求和。幾個月後，這種愛國情感又激勵巴黎公社戰士投入戰鬥。十多年後，仍然是左派陣營，在甘必大感召下，亨利·馬丁、費利克斯·富爾、保羅·戴魯萊德於1882年建立愛國者同盟，力求發展本民族力量，準備對德復仇。這種意識形態產生於法國大革命……從未在左派思想中消失：在激進共和派中，克里孟梭的民族主義思想最為堅定與突出。”

1879至1899年，溫和共和派長期執政，歷屆政府都致力培養“共和國愛國者”，以鞏固共和國根基，其中用心最多、功勳最著者當數茹爾·費裡（又譯茹費裡）。費裡曾五任教育部長，兩任總理，推行“免費、義務、世俗”（gratuite，obligatoire，la que）的國民教育。如果說免費義務教育是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權利，世俗教育則是保證教育的共和方向。共和派普遍是反教權主義者，認為：1。天主教會對國家與社會施加負面影響，要為普法戰爭戰敗負責；2。天主教會支援君主統治，支援布羅伊公爵“道德秩序”與麥克馬洪“五一六政變”，是民主之敵；3。天主教會是反現代、反理性的矇昧主義化身。反教權主義不反對宗教，而是反對教會干預公民生活。由於教會對社會進行精神控制的主要手段是在學校散佈宗教偏見，因此共和派對教會宣戰的主戰場也是在教育領域，其目的是向國民灌輸世俗化的道德觀念，維護“全民族道德統一”。

然而，共和派面臨巨大阻力。法國教育長期被教會把持。布羅伊公爵推行“道德秩序”期間，教師資格由宗教團體尤其是耶穌會授予。費裡任教育部長後，決心剝奪宗教團體辦學特權。1879至1885年，費裡推出若干改革措施：1。每個社群設立一所小學；2。每個省區設立兩所初等師範學校（分別培養小學男女教師）；3。增設玫瑰泉與聖克魯兩所高等師範學校；4。頒佈免費教育法和義務教育法，教育世俗化。上述改革讓教會喪失大片教育陣地，尤其是師範學校的設立，更是培養了大批充滿愛國熱情的共和派教師，這些教師被稱為“共和國的黑衣輕騎兵”（hussards noirs de la République）。

費裡推行教育改革的目的，在於“鞏固共和國根基”與“加強民族共同體團結”，費裡甚至親自選定中小學教材，如選用共和主義史家拉維斯反映愛國觀點的《法國曆史》作為歷史課本，選用民族主義作家戴魯萊德的《士兵之歌》作為全國中小學傳唱歌曲。費裡還積極參與“教育界同盟”（Ligue de l’enseignement）與“愛國者同盟”（Ligue des Patriotes）的活動，促使後者“以書和劍為祖國服務”。

溫和共和派還大力宣揚共和文化。“首先是教會的世俗替代物，即初等教育的發展，它深受革命與共和派的原則和內容的影響，並且由牧師的世俗替代物，即小學教師實施”，“第二是公共儀式的發明”，“第三是公共紀念碑的大規模出現”。其中公共儀式與公共紀念碑起到以象徵手法渲染愛國情感的作用。“由於大革命已確立了法蘭西民族和愛國主義的業績、特性和界限，因此共和國可以將自己的行為限定在透過利用明顯的象徵，如瑪利亞娜、三色旗、《馬賽曲》等等，並附之以詳細闡述自由、平等、博愛……的意識形態解釋，從而使自己的公民們回想起這些。”

共和派愛國主義在法蘭西學院院士勒南的演講中有充分體現。普法戰爭後，法德兩國圍繞阿爾薩斯歸屬問題爭議不斷，原因在於兩國界定民族的標準有所不同。“在對民族界定的歷史上，常常要對典型的法國觀念（土地與公民）與德國觀念（血與文化）進行概括性對比。”差異在於民族是自願組成還是遺傳規定？1882年3月，勒南發表題為《何謂民族》（Qu’est-ce qu’une nation？）的演講，對此作出回答。勒南說道：“民族是靈魂和精神法則。兩種事物構成這個靈魂和精神法則。一是共有記憶的遺產；二是實際認同，即共同生活的渴望，以及繼續珍視共有遺產的意願。”“這就是我們對民族的理解，即使種族多元、語言多元也無所謂。”“民族由過去與將來共同犧牲的情感凝聚而成。它虛構過去的傳說，也是現實的縮影：那就是同意，即對繼續共同生活的明確意願。民族的存在，就是每日的公民投票。”在這次載入史冊的演講中，勒南提出：“民族的存在，就是每日的公民投票。”勒南以驚世駭俗的比喻告訴世人，何謂現代民族，只有尊重公民天賦人權與政治意願，才是現代民族應有之義。

以費裡為代表的溫和共和派，在紀念革命傳統、確立祖國崇拜方面不遺餘力，但以克里孟梭為首的激進共和派還不滿意，他們把溫和共和派的穩健做法斥為“機會主義”（Opportunisme），同時鼓吹“激進主義”（Radicalisme）。激進共和派忠於“共和國聖人”甘必大的《貝爾維爾綱領》，試圖建立無總統無參議院、政教分離、與“保守共和國”對立的“激進共和國”（République radicale）。儘管激進共和派對溫和共和派迴避政爭、專注教育的做法諸多不滿，但兩派還是共識多於分歧。“對第二帝國和波拿巴主義的本能反感，對君主主義右派和天主教會的天然敵視，反對在19世紀末進行革命，但又矢志不渝地忠於法國大革命，忠於自由與議會民主，忠於世俗化與國民教育，忠於天賦人權。”正是這些共同價值觀，讓兩大共和派成為愛國主義的共同倡導者，並且當溫和共和派失去動力時，讓激進共和派接過愛國主義旗幟。

三、反共和派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e）

反共和派民族主義，是對共和派愛國主義的反彈，是反共和派失去對共和國的認同後，以民族主義為綱領另行構建國家認同的現象。反共和派民族主義比共和派愛國主義更復雜，堅持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反議會主義、反猶太主義。必須指出，從19世紀80年代起，反共和派不特指君主派，部分曾與共和派合作的中左派已蛻變為右派民族主義者，反共和派的主張也不限於君主制，只要能顛覆議會制共和國，軍人獨裁與君主統治都是選項。反共和派的特點是極端民族主義，因此被稱為“民族主義右派”（droite nationaliste）。

民族主義右派的出現，既有共和派內部分裂的因素，也有君主派被動轉型的因素。

就共和派而言，派系鬥爭、內閣更迭、政經醜聞，嚴重損害共和派聲譽。1879至1899年，共和國經歷27屆內閣，平均每屆內閣壽命不足一年，由於溫和共和派長期執政，內閣更迭不至於引發動盪，但由於派系鬥爭經常造成倒閣，內閣總理難以制定長遠政策，這對內外交困的共和國極其不利。共和派還不時爆發醜聞，如1882年通用聯合銀行醜聞、1887年勳章醜聞、1892年巴拿馬運河醜聞，讓許多曾與共和派合作的民族主義者拂袖而去，典型例子如“愛國者同盟”創始人戴魯萊德。在反共和民族主義運動中，這些具有理論創造力與群眾動員力的民族主義者將成為興風作浪的主導力量。

就君主派而言，1876至1879年，雄踞法國政壇的君主派先後失去立法兩院控制權，進而失去總統寶座。19世紀80年代，君主派運氣未見好轉。1881年議會普選，君主派只取得179萬票，佔總數17。5%；1885年議會普選，君主派收起忠君旗號，卻取得350萬票，佔總數34。5%。投票結果表明共和制已鞏固，君主派亟需變革。1889年，君主派在“團結主義，進步主義，民族主義”旗幟下重新集結。為保留復辟可能性，君主派必須調整綱領，而民族主義無疑是最有價值的口號。在反共和民族主義運動中，君主派將成為推波助瀾的輔助力量。

透過摸底動員，工作小組在4月又分別召開不同層次的座談會和戶主會，同時充分發揮黨員示範崗的作用，每個黨員上門到聯絡戶簽訂入社意向協議，最終90%村民形成入社共識。

從第三共和國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對德復仇”始終是法國政壇中心議題與法國社會熱門話題。在同仇敵愾的氣氛裡，軍隊被寄予厚望，被視為民族團結的象徵和培養愛國者的學校。然而，共和國奠基人甘必大曾告誡同胞，在對德復仇問題上，“思之念之，永勿言之”（Y penser toujours，n’en parler jamais），在國力恢復前不宜妄動，因此溫和共和派並不急於收復失地，而是熱衷於堤內損失堤外補的海外殖民。費裡執政時期，法國殖民活動遠及印度支那，費裡由此獲得“東京佬”（Tonkinois，東京是越南北部舊稱）的綽號。這種捨近求遠的迂迴政策引起反共和派乃至激進共和派不滿。

1886年1月，在激進共和派領袖克里孟梭舉薦下，偽裝成共和派的布朗熱出任溫和共和派內閣戰爭部長。布朗熱是克里孟梭高中校友，克里孟梭以為對這位“共和軍人”有足夠了解並給予充分信任，但克里孟梭的善意舉薦卻幾乎導致共和國傾覆。

共和國對軍隊的規定甚為矛盾：軍隊是不問政治的“偉大啞巴”（Grande Muette），但戰爭部長由現役武官充任，為“凱撒主義”（Césarisme）留下後患。布朗熱上任後屢屢發表對德復仇言論，人稱“勇敢將軍”、“復仇將軍”，但他也讓政府陷入外交困局。1887年4月，布朗熱幾乎讓法國與德國重啟戰端，共和派決心清除布朗熱。1888年3月，布朗熱被勒令退役，反而造就他投身政治的契機。1887年12月，共和國總統、溫和共和派元老格雷維因為“勳章醜聞”（Scandale des Décorations）引咎辭職，政府名譽掃地。布朗熱提出“解散議會，召開會議，修改憲法”（Dissolution，Consitituante，Révision） 的競選綱領，成功吸引左右兩派選民支援。1888至1889年，布朗熱先後在北方省、多爾多涅省、塞納省眾議院補缺選舉中重複當選。

布朗熱的支持者遍及左右兩派，包括以羅什福爾為首的巴黎公社社員，以戴魯萊德為首的愛國者同盟成員，甚至受矇蔽的激進共和主義者。然而，布朗熱的幕後資助者卻是蟄伏已久的君主派。1886年6月，眾議院透過《放逐法》，禁止任何統治過法國的王室家族繼承人踏上法國國土，這為復辟活動設定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奧爾良家族繼承人巴黎伯爵回國無望，只好把希望寄託在布朗熱身上，祈求這個在軍政界頗具影響的強人發動政變推翻共和國。巴黎伯爵多次派人拜訪布朗熱，而布朗熱也欣然接受君主派數百萬法郎的慷慨資助。

1889年2月27日，為慶祝布朗熱當選議員，布朗熱支持者在瑪德蓮娜教堂集會，人們呼籲布朗熱進軍總統府（愛麗捨宮）。瑪德蓮娜教堂與總統府僅一街之隔，但布朗熱期待在全國大選中合法奪權，因此拒絕進軍。然而，共和派不敢掉以輕心，眾議院修改選舉法，禁止政治人物在各省重複參選，內政部下令臨時解散愛國者同盟，對布朗熱展開調查。布朗熱本可奮起反擊，但他卻逃亡國外。由於領導人臨陣脫逃，風起雲湧的布朗熱運動轉眼煙消雲散。

民族主義右派第一次反共和浪潮迅速退潮，卻催生出反共和派民族主義。在反共和陣營中，“巴雷斯與莫拉斯是最負盛名的民族主義理論家，戴魯萊德是深孚眾望的民族主義吹鼓手。”雖然戴魯萊德年事更高，但巴雷斯和莫拉斯才是反共和派民族主義的奠基者，其民族主義思想主要涉及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兩方面。

在民族認同方面，巴雷斯和莫拉斯都否定公民的天賦人權與政治意願，都信奉反猶主義。巴雷斯崇拜勒南，但他對勒南的理解並不切合原意。勒南在《何謂民族》中曾談及“祖先崇拜”，本來指歷史傳承，但巴雷斯卻演繹出以“土地和死者”（la terre et les morts）為崇拜物件的帶種族色彩的民族主義。巴雷斯認為：“祖先崇奉觀念的主要助力是故土崇奉觀念。”忘祖的本國人與初到的外來者是“絕根者”（déracinés），“國家必須盡力使人民和其故鄉維持根本密切的關係，同時限制外國移民入境。”根據絕根者理論，“歸化的外人在民族中沒有地位”，“不管什麼誓言和人類法律，血統還是隨著自然的程途前進的。”巴雷斯反感猶太國際主義，他認為：“法國中關於國際主義的討論是有勢力的猶太人發起的”，“這些猶太人須維持他們信用事業的國際組織；他們並不特別關心法國的傳統或法國的利益。他們僅要利用法國的政治以發展他們自身的國際利益，同時吮吸那些良好勤儉的法國人的血液。”莫拉斯受巴雷斯影響，也崇拜勒南，但他對勒南的理解同樣片面。“莫拉斯和巴雷斯一樣，使‘死者的崇拜’和‘土地的崇拜’牽連起來，因為土地已決定了祖先的天性和子孫的活動。”“民族是由土地和種族產生出來的，它必須創造某些特殊的傳統；任何脫離這些傳統的行為都是受異族影響的結果。因此是不自然的，一定會危害真正民族主義的。”

在國家認同方面，巴雷斯和莫拉斯都反對議會制共和國，巴雷斯喜歡軍人獨裁，莫拉斯熱衷君主統治。巴雷斯崇拜拿破崙，“只有這麼一個英雄才能報復1870年的‘可怕事變’。”巴雷斯認為，“法國的政府應是一個凱撒的共和國，一個民族獨裁製度”。巴雷斯1889年鼓動布朗熱發動政變，1899年擁護戴魯萊德發動政變，因為個人獨裁正是其心願。莫拉斯比巴雷斯更復古，“莫拉斯反對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等異國新傳統，擁護革命前舊法蘭西的政治社會傳統。”“唯有恢復這個‘舊法蘭西’，恢復君主政體，才能使法國健全起來，因為唯有這個政體才有力量可以剝奪猶太人，基督新教徒，互助團員（共濟會員）和外人的權力。”“在莫拉斯看來，巴雷斯所主張的凱撒式共和國雖則比民主共和國好得多多，但還不很夠用。”“凱撒式的共和國，和民主共和國一樣，終究須以民主選舉為基礎。”莫拉斯的君主派立場使“法蘭西行動”（Action fran aise）得到麥克馬洪總統遺孀的資助。

反共和派民族主義，特別是其界定民族成員的標準，與大革命傳統及共和國價值南轅北轍。這種思想上的對立與衝突，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變得壁壘分明。

德雷福斯生於阿爾薩斯猶太商人家庭。阿爾薩斯淪亡後，德雷福斯的父母出於愛國心，舉家遷往法國內地。德雷福斯勤奮好學，軍校畢業後被分派到陸軍參謀部工作。1894年10月，德雷福斯被誣為德國間諜，經過軍事法庭秘密審訊，德雷福斯被定罪流放。1896年，有人發現德國間諜另有其人，德雷福斯案是冤案，但陸軍當局拒絕重審，反而對知情者嚴加迫害。1898年1月14日，作家左拉在克里孟梭參與管理的《震旦報》（L’Aurore）上發表為德雷福斯伸冤的公開信《我控訴》（J’accuse），在法國社會引起巨大反響，支援與反對重審的勢力集結成“德雷福斯派”（Dreyfusards）與“反德雷福斯派”（Antidreyfusards）。德雷福斯派組建“法國人權同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fran ais），主要成員為激進共和派和人道社會主義者，代表人物有左拉、克里孟梭、饒勒斯；反德雷福斯派組建“法蘭西祖國同盟”（Ligue de la Patrie fran aise），主要成員為極端民族主義者，代表人物有戴魯萊德、巴雷斯、莫拉斯、羅什福爾、德律蒙。

在德雷福斯派與反德雷福斯派的對峙中，德雷福斯成為派系鬥爭符號。德雷福斯派以追求真相與正義為目的，該派多為共和主義者，試圖建立現代、平等、公民、世俗、個人主義的社會，他們把教會和軍隊斥為反動派。反德雷福斯派正好相反，該派多為反猶主義者，試圖建立傳統、等級、教會、反個人主義的社會，他們認為軍隊榮譽至高無上，個人命運微不足道。

德雷福斯派與反德雷福斯派的紛爭也是兩套民族主義價值之爭。按照德雷福斯派的價值觀，真相與正義是大革命與共和國的核心價值。法蘭西是人權與自由的祖國，法蘭西民族是博愛與平等的民族。共和主義者只有重拾啟蒙思想，才能為黑暗中的德雷福斯事件找到光明。相反，按照反德雷福斯派的價值觀，真相與正義都不如重建社會秩序與再造民族神聖重要。在反德雷福斯派看來，當務之急是要把異邦人（如義大利移民的後裔左拉）驅逐出去。

德雷福斯派與反德雷福斯派的紛爭還是軍隊與教會在國家中的角色之爭。“對德雷福斯陣營來說，軍隊與教會代表的是現代及世俗國家中的反動堡壘；對反德雷福斯陣營來說，他們自身就有如國家處於社會動盪及內憂外患之際的安定要塞。當德雷福斯陣營把‘質疑之責’放在‘服從之責’之上時，反對者則敬重既有的秩序，並保護被醜聞削弱的軍方。”

儘管德雷福斯事件已上升為社會對抗，但重審依舊遙遙無期，因為德雷福斯派與反德雷福斯派勢均力敵，也因為溫和共和派無所作為，更因為共和國總統富爾頑固反對，富爾曾與戴魯萊德創立愛國者同盟，已成為重審的最大障礙。1899年2月，富爾總統因服藥過量去世，溫和共和派盧貝繼任。在富爾出殯日，戴魯萊德企圖率愛國者同盟發動政變，被政府及時鎮壓，戴魯萊德被流放。富爾之死與戴魯萊德被逐，打破了德雷福斯派與反德雷福斯派的平衡，重審初現轉機，民族主義右派第二次反共和浪潮暫告平息。

四、共和派的反擊與反共和派的變異

在民族主義右派兩次反共和浪潮中，軍隊與教會成為極端民族主義者攻擊議會制共和國的陣地，因此在德雷福斯事件後，共和派開始整肅軍隊人事，調整政教關係。這些任務主要在激進共和派孔勃任總理期間完成，其執政理念被稱為“孔勃主義”。

在軍隊人事方面，孔勃內閣的戰爭部長安德烈策劃了整肅行動，“安德烈希望能保護共和計程車兵免遭反動同事的危害。因此，為搜尋出君主主義者及民族主義者，他與共濟會會員秘密結盟。部長的密探用成千上萬的紙條將法國軍官分為兩類，一類是擁有共和政見、值得晉升的，另一類是有望彌撒習慣、可被遺忘的。”安德烈對“紙條事件”（Affaire des Fiches）的解釋是將“更好的法國公民”選拔出來，這種辯白難以服眾，孔勃內閣因紙條事件而倒臺。

在政教關係方面，孔勃的政策是“政教分離”（Séparation des Eglises et de l’Etat），其基本主張是：“共和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崇拜自由。共和國不承認、不支援、不資助任何宗教崇拜。”政教分離旨在讓共和國與教會脫鉤，防止教會干擾政局。經過激進共和派的努力，1905年12月，《政教分離法》在眾議院透過，儘管此時孔勃內閣已垮臺，但激進共和派公認這部法律是孔勃主義的體現。

在共和派反擊時，反共和派也在積蓄力量。1905年，民族主義右派的領導責任落到莫拉斯及其“法蘭西行動”組織身上。與愛國者同盟等早期民族主義團體不同，法蘭西行動理論完備、組織龐大。就理論而言，法蘭西行動堅持民族主義和君主主義，認定猶太人、新教徒、共濟會員、外來移民為民族內部四大敵人。法蘭西行動崇尚暴力（口頭暴力與街頭暴力）、崇奉理性（對君主制與天主教的實用態度）、崇拜領袖（視領袖為救世主）。就組織而言，法蘭西行動除創辦報刊外，還設立名為“國王報販”（Camelots du Roi）的打手團體，在法國政壇上罕有先例，卻可見到義大利法西斯民兵與德國納粹衝鋒隊的端倪。因此，在理論上和組織上，法蘭西行動都可被視為“法西斯主義先驅”。

19世紀後期法國民族主義的裂變，表現為共和愛國者與反共和愛國者的對抗，根基不穩的第三共和國受到兩種民族主義反覆衝擊，幾度瀕臨崩潰。就共和派而言，民族認同等於國家認同，愛法國就是愛法蘭西共和國。就反共和派而言，民族認同不等於國家認同，愛法國但不愛法蘭西共和國。巴雷斯曾經說過：“我也喜歡共和國，但卻是武裝的、光榮的、有序的共和國。”巴雷斯所愛的是凱撒獨裁的古羅馬共和國，而非民主憲政的現代共和國。更有甚者，如莫拉斯，視共和國為敝屣，企圖恢復君主專制。共和派固然可以指責莫拉斯不愛國，但人們卻很難說莫拉斯不是愛國者，只不過他效忠的物件是他想象中的“法蘭西王國”。

耐人尋味的是，正因為對共和政體恨之入骨，莫拉斯等部分右派民族主義者對1940年第三共和國滅亡無動於衷，反而成為納粹德國合作者與維希政權支持者，並且在1945年受審時依然堅稱自己從未叛國。二戰前後，莫拉斯的頑固態度在法國乃至歐洲各國的右派民族主義者中並不罕見，法國的莫拉斯、英國的莫斯利、挪威的吉斯林，都是以“愛國者”自居的“賣國者”。總體而言，法國抵抗運動與維希傀儡政權的鬥爭，同樣是左右兩派民族主義理念的鬥爭。這種由於理念分歧而產生的陣營對立，在二戰結束後的歐洲時隱時現。時至今日，左派政治民族主義與右派文化民族主義的糾紛，依然是歐洲政治生活的常態，而這都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歐洲民族主義思想的裂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