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前，東京就已經是全球最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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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小炒特別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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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建立時，日本已經開始了社會的商業轉型。當西方的堅船利炮到來時，清朝與兩百年前相比沒有什麼變化，而日本已經成為一個高度商業化的社會。

在這個過程中，日本最大的變化就是，1700年，東京已經成為人口百萬的超大城市。

1

精英推動社會轉型

除了暴力革命，任何社會的轉型，必然源於精英的主動推動。

湯因比在鴻篇鉅作《歷史研究》中屢次強調：“文明是少數有創造力的人創造引導發展的。”梁實秋也有類似的看法：“一切的文明，都是極少數天才的獨創。”

什麼是精英？就是社會的中上流階層，在財富和名望上至少屬於前5%。

底層只知按部就班，極容易被洗腦，沒有能力和想法去主動改變。最高層的統治階級，首先想的是萬世永續，一直統治下去，自然希望現狀一直保持不變。

所以，一個社會，一旦最高統治階級與底層直接繫結在一起，能夠直接動員最底層，精英的活動空間很少，這樣的社會是很難實現轉型的。

當精英去尋求改變，底層透過跟隨和模仿去投身於這場改變，最終徹底改變社會模式，用湯因比的話講就是，“文明在發展”。

日本在德川幕府時期的商業轉型，就是典型的精英推動，然後擴散至整個社會。

德川幕府統一日本後，形成了如下圖所示的基本社會結構。在《本想學中國，最終還是滑向歐洲，日本的歷史宿命》中已講過，不再贅述。

天皇是傀儡，是一位虛君。將軍是最大的大名（領主），透過恩威並施與地方大名結成牢固的利益繫結關係，

將軍直接統治自己的領地，對大名的領地統治不加干涉

，只要你不造反就行，大家共享榮華富貴。

大名對領地的統治，主要靠武士去執行。

作為基層管理者，武士集團實際控制著日本的土地和人口

。而且，武士不僅要精通武術，

還要學習以程朱理學為基礎的書法文章

。為此，大名還專門設立藩學，供武士教育使用。

武士，無論是地位、財富，還是教育，都是日本名副其實的統治支柱兼精英階層。一直到明治維新，文武雙全的武士，都是日本社會的支配力量。

17世紀初德川家族建立幕府統治，全國的大名250人左右，而武士人數達40萬，若算上家屬，人數超過160萬。當時日本的總人口1500萬左右。

在德川幕府時期，日本武士就透過商業發展引領了日本社會的變化。

2

武士經商

眾所周知，日本有四大財閥，其中之一就是三井家族。三井家族就發跡於武士經商的17世紀。

三井家族是武士

，1600年關原會戰後，三井高俊認為日本將處於一個長期和平的狀態，並斷言武士只是一個虛名，當店主比當武士的前途更加輝煌。於是，他脫士入商，開了一家酒屋，取名“越後殿酒屋”。

1673年，三井高俊之子三井高利在東京開設服裝店，取名“越後屋”，這就是三井百貨公司的起源，但是店裡掛出的牌子“只收現金，謝絕還價”至今保留在三井博物館。

之後他在東京、京都和大阪開設分店，很快成了日本最大的商店。三井家族就此發跡。

三井家族是當時選擇棄武從商的眾多武士之一，只不過他的商績最亮眼。

那麼，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為什麼不願意在家裡數錢，而想去從事有風險的商業呢？

比如，波旁王朝的法國貴族就比較“聰明”，啥也不幹，反正不愁吃穿，還極其鄙視經商，認為玷汙了高貴的血統。英國貴族就與日本武士比較類似，雖然有地位，但依然願意從事商業活動。

作為島國的英國和日本，有著某種不謀而合的“默契”，他們都有著共同的原因：

沒有商業，確實日子不好過。

武士作為貴族階級，脫離了經濟生產領域，生活來源就是俸祿。日本比較特殊的是，俸祿不是貨幣，而是

米

。農民直接用米來交稅，公務員工資也是直接發米。

這就產生兩個大問題：

1、俸祿不夠用。17世紀，日本人口1500萬左右，耕地產量2600萬石左右，人均不足2石。1石是120斤，大概是一個成年男子1年的口糧。

日本農民的糧食一半用來交稅，就是1300萬石。全國250位大名，加上幕府將軍，至少吃掉300萬石。剩下1000萬石分給40萬武士。

平均每位武士的俸祿只有：

25石

。

武士也分個上中下三個等級，自然有大批的中下武士，日子是比較拮据的。

2、米不能直接用來買東西。17世紀的日本，早就不是以物易物的時代了，都使用貨幣（金銀銅）交換。

所以，無論是武士，還是大名，

都需要把大米換成貨幣

，才能去購置生活物品。

上述兩個原因，決定了日本統治階級，特別是人數佔絕對主導地位的武士，非常需要商業活動。

即使他們自己不去經商，也需要商人給他們提供便利，

商業自然就有了生存空間。

實際上，到了德川幕府後期，也就是18-19世紀，僅依靠俸祿為生的武士變得極端貧窮，武士為生存往往向商人借貸，甚至出賣自己的特權，最典型的是就是變賣身份象徵——佩刀。

對於日本的中央政府，也就是幕府將軍而言，他是反對商業發展的。

前面說過，

對於最高層的統治者而言，追求穩定、反對變革是一種本能

。一個統治體系，是一套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的全方位系統工程。千里之提潰於蟻穴，任何一個環節的鬆動，都有可能造成這套體系的崩潰。

對於德川幕府而言，武士負責保家衛國，享有政治權，恪守武士道精神，不得從事經濟活動，依靠上級領主的俸祿而活，從而在精神和物質上被控制。農民繳納貢米，遵紀守法，世代生產糧食。將軍和大名是最上層的食利階層，合作共贏，共享榮華，內訌沒有贏家。

士農工商，

職業世襲

，每個等級都有各自遵守的道義，名著《菊與刀》一直強調日本是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幕府將軍還不斷神話自己的地位，讓人們心甘情願被統治。

這一整套體制，農業生產是經濟基礎。

一旦商業發展過快，幕府將軍苦心經營的這套體系，就會逐漸撐不住。

所以，德川幕府在1633年就頒佈鎖國令，限制海外貿易。對於國內商業活動，設定重重關卡，在領地與領地之間設定重稅，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千方百計把商業活動限制在可控範圍內：商業是為了方便統治，而不是改變統治。

但是，幕府將軍只能統治自己直接管轄的領地，佔全國1/4，另外3/4由大名統治，

近乎於自治公國

。幕府統治，無法做到中央集權。

這是日本商業轉型的必要條件。

於是，圍繞大名和武士的商業活動，點燃了日本的商業革命之火。

所以，讀到這裡，我們就能明白，西歐能發展出商業文明，而集權專制的俄羅斯，始終裹足不前，即使引進了工業革命，也難以徹底改變社會模式，即便是蘇聯，不過是換了一套意識形態，其他方面還是繼承了沙俄。

因此，西方社會，對政府極度不信任，對政府權力擴張極度敏感，是有原因的。比如，義大利的墨西拿市，市長用公車接送妻子，就被義大利消費者協會告上法庭。

3

城堡商業

日本的商業發展，是以大名居住地為中心展開的。

德川幕府為了防止大名的武裝叛亂，明確規定，

不管領地面積多少，一個大名所建的城堡（宮殿兼軍事設施）最多隻能一個

。現在，大阪的天守閣，就是曾經的大名城堡。

大名為自己營造城堡後，為鞏固自己統治，要求武士都搬到自己周圍居住。

所以，日本的統治階級，從大名，到武士，還有家臣，全都聚集在一起。他們的總人口，經常佔到領地全部人數的10%。

圍繞大名和武士的日常所需，以武士實際主導的商業發展，便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

收購武士的貢米，在民間賣掉；為他們提供服裝、食品。以城堡為中心的街道、城市就這樣蓬勃發展。

根據日本一份1685年的人口登記檔案，當時的京都，商業氣氛十分濃厚，牙醫、絲綢瓷器、茶道插花、摺扇書紙，羅列在幾百家商店，京都的人口超過30萬，早就淹沒了1000名武士。

到17世紀末，全國250個大名，建造了140個城堡小鎮，小鎮的人口至少5000。東京（江戶）、京都、大阪，分別作為首都、天皇駐地和幕府直轄地，級別最高，武士最多，成為日本人口數量最多的城市，合稱為“三都”。

特別是東京，德川幕府為了控制大名，在1635年實行參勤交代制度：大名每年都要進京彙報政務，大名的妻子留在京城做人質。這就導致，

全國的大名

及其家庭成員，都集中在東京居住。

本來幕府將軍的武士數量就最多，再加上集中了全國的大名家庭成員，全國的商人、貨物川流不息地湧向江戶，“全國資一城”，東京不可避免地朝超大城市發展。

到17世紀末，東京的人口已經超過100萬，其中一半都是武士及其家屬，包括將軍的武士和大名的武士，另一半是手工業者和商人。

東京已經成為世界上的最大城市

。

在德川幕府剛建立的17世紀初，日本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只有天皇駐地京都。經過一個世紀的和平發展，到17世紀末，東京、大阪和名古屋的人口都超過10萬。日本有名的歌舞伎劇院也活躍於這幾個城市。

一直到現在，上述4個城市都是日本最大的幾個城市，東京依然是世界最大城市。這就是歷史的有趣之處，當今種種，總是能夠在過去找到影子。

17世紀末日本總人口2300萬，居住在以城堡小鎮為中心的城市的人口至少200萬，城市化率8%，遠遠超過西歐4%的水平，只有安特衛普、倫敦等頂尖城市能與之媲美。

在這裡，我們就能總結出封建時代商業自發發展的三大條件：

農業技術、封建割據、和平環境

。

美洲和非洲沒有第一個條件，中國和俄羅斯沒有第二個條件，中東、東歐、中亞沒有第三個條件。除了西歐、日本外，還有一個地方能較好地自發孕育商業文明：

這就是我們的鄰居，東南亞。

只是殖民打斷了這個程序，然後現代又遇到了中國的虹吸效應。

4

農村商業

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要形成穩固的商業體系，

農村這一環節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英國的圈地運動、德國的農奴制改革、現代各個國家的土地改革。

沒有將農村良好地納入商業體系的國家，在商業發展方面，無不遭到反噬。典型的，沙俄和蘇俄、伊朗的巴列維王朝。

在封建社會，匯聚形成商業經濟並最終給瓦解農業經濟的，並不是領主的商品經濟，

而是以剩餘農產品交換為基礎的農村商品經濟

。只不過，要啟動這個過程，必須依靠領主的商品經濟。

這就是開篇所講的，精英引領變革，底層去跟隨，然後改變社會模式。

在歐洲，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得最早，其次是法國，然後是德國，最後是沙俄，這條時間先後順序，都可以從農村的商業化程序中找到答案。

繼續說日本。

17世紀，城堡小鎮經歷了從軍事堡壘到商業據點的蛻變，開始成為大名領地的城市中心。到18世紀，這場商業發展開始滲透到日本農村。

典型變化就是，

日本農民不再單純種植糧食，而是轉向種植用於出售的經濟作物

。

前面講過，日本耕地的糧食產量，一半用來繳稅後，

農民的人均糧食不足1石，也就勉強1年的口糧

。隨著日本城市需求的不斷擴大，日本農民在不影響種植水稻的情況下，利用空隙種植經濟作物。

在不適合種植水稻的荒地種植經濟作物，或者收割萬水稻後種上第二茬作物。這些經濟作物主要有：油菜、茶葉、菸草和蔬果，一些偏遠地區就種植土特產。

自身的生存需要，以及城市（城堡小鎮）的需求，最關鍵的是，

大名允許自己領地的經濟作物的自由販賣

，這就使得農村商業化不可避免。

在這個過程中，德川幕府為了便於控制，始終對農村的自由商品經濟十分戒備，剝奪農村商業的生存空間，奉行讓農民“不死不活”的基本政策，扼殺產生剩餘產品的萌芽。

但是，德川幕府的統治權力，難以滲透到大名領地的農民，而大名往往是鼓勵商業發展的，以加強自身經濟實力，日本農村商品經濟就這樣逐漸發展起來。

到1843年，大阪的一個村子，277戶農戶中只有14%是完全的務農，46%在生產棉布。1845年，在尾張的一個262戶村子，只有20%在完全務農，31%生產棉布，還有22%從事運輸業。

可以說，農村-城堡小鎮-三都（東京、大阪、京都）的三層次結構，形成了近代日本的商業網路。

小結

到19世紀，日本形成了“118”社會結構：特權階級10%、商人10%、農民80%，作為統治階級主體的武士，與商業牢固地繫結，並帶動了農村的商業化。

最終，商業化的武士、基層農民聯合形成推倒幕府統治的力量，帶來明治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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