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著名的“甘露之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發生的甘露事件，是宦官制造的一起大型的恐怖流血事件。本來是一項在大和八、九年崛起的李訓、鄭注集團勢力在文宗默許下以金吾左仗樹降甘露為名引誘宦官仇士良、魚志弘等人前往進而殲殺之的除宦行動。殊不知被宦官看出破綻，反遭宦官集團反撲並派神策軍進行喪心病狂的殺戮。

宦官集團在屠殺過程中隨意以謀逆罪誅殺王涯、賈餗等 11 家朝臣族人，行動中無辜受牽連被殺害的臣子和士人不計其數。面對如此慘絕人寰的恐怖事件，京中官員百姓無不惴惴不安，唯恐引禍上身、朝不保夕。

整個朝野上下集體緘口不言，明哲保身成為世人普遍的態度。對於此次事件，明代胡震亨指出“唐人諷切及此輩者，自況之《囡詩》，居易之《司天臺歌》，李商隱之《有感二律》外，無聞焉。即其詩旨，亦靡弗譎而晦也。使天下不敢言，而猶欲恃之以保危祚。”也就是說，發生如此重大政治事件，文人墨客留下的譏諷宦官惡劣行徑的詩文寥寥無幾。大家都選擇避之不談，以避禍遠害為要。

如今我們看到的有關該事件的詩文，“往往隱晦其詞，無非對那些甘露罹難者灑一些同情之淚，對李訓、鄭注之輕狂誤國表示憤慨，對不可捉摸的命運的感嘆。”其中多為悼傷王涯、賈餗等人罹難，眷戀往日恩情而發。

如許渾《甘露寺感事貽同志》一詩即為感念賈餗往日獎掖而作，詩中的眷戀、感恩、哀婉與悲憤等複雜情緒相互交雜，為詩人當時真實心理寫照。李玫《許生》、劉禹錫《有感》、溫庭筠《題豐安裡王相林亭二首》等詩皆為悼念事件中遇害的甘露四相而作，流露著明顯的哀傷之意。

這不單純是為罹難者的無辜傷懷，也是側面表達對宦官勢力的日漸囂張、不可一世，國家傾頹、君權旁落現狀的憤懣和無奈之情。少部分極其痛恨宦官計程車人，只好透過詠物、詠史的形式隱晦表達真實看法。諸如白居易《題海圖屏風》一詩以象徵化的方式指出宦官權盛、勢力龐大，對李訓、鄭注行動倉促、計劃疏漏致使事敗遭禍的行為提出看法，並哀嘆國家罹難、君權削弱的殘忍現實。

甘露事件過去十年後，杜牧對宦官的憤恨依然難消，創作了《春申君》一詩，以託古諷今的形式直斥宦官惡行。劉禹錫直至開成五年（840）在《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紀》一文中簡要記載了甘露事件並暗含了其對該事件的態度：

大和九年冬十一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宮。是夕，召公決事禁中，以見事傅古義為對，其詞讜切，無所顧望，上心嘉之。

《舊唐書》對甘露之變的記載為“李訓兆亂”，將這場流血事件歸罪於李訓、鄭注等人，而非進行反撲並肆意屠殺的宦官集團。並且將李、鄭等人謀除宦官的行為劃為叛亂性質。劉禹錫認為是“京師有急，兵起”。

也就是說，他是“同情和理解李訓採取不得己的冒險行動謀誅宦官，而譴責宦官大殺朝官的。”另外，集紀言“上心嘉之”，指出唐文宗事實上對令狐楚當時就甘露事件“讜切”地就事論事，沒有因為宦官淫威而保留看法的行為表示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