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智力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差異化現象

毋庸置疑，青年期是智力發展的重要階段，蘇聯心理學家列伊傑斯（H。C·JIenrec）依據直接觀察資料和與學生的談話，對二、六和九年級學生的智力活動特點進行了對比。

他透過對青年和少年的比較，發現青年的理論思維有很大的發展。高年級學生更經常和更堅定地提出“為什麼”的問題，他們對所得到的解釋和論證是否充分也常表示懷疑。

他們的思維活動更加積極和更有獨立性。他們越來越以批判的態度對待教師。

青年在關於事物的趣味性的觀念方面與少年不同：如果說六年級學生重視的是外部的趣味性。

那麼九年級學生的興趣則是要求獨立思索，喜歡概括，探索有關個別事實的一般原則和規律是他們的特點。但是青年的廣泛智力興趣往往帶有分散性，缺乏系統和方法。

有的青年好誇大自己的知識水平，特別是好誇大自己的智力可能性的水平。

幾乎在所有的高年級中，都有一定數量的對事物漠不關心和感到無聊的學生，他們覺得和想象中的有趣的生活比較起來，學習是枯燥無味的。

在學生的智力興趣和智慧的水平及目的性方面，個別差異也擴大了。因此，只有從年齡和個性這兩個方面著眼，才能研究學生的智慧和認識過程。

正如在任何其他年齡的時候一樣，青年的認識機能和智力的發展也具有量和質的方面。

量的變化是發展程度、發展永平的變化：一個少年就比一個幼兒解答智力問題更容易、更快和更有效。

質的變化是思維過程的結構上的變化：重要的不是人在解決什麼問題，而是用什麼方式來解決。

在現代心理學中，對智力發展中結構變化的研究主要是和皮阿杰及其學生的工作相聯絡的。

在皮亞傑（Piaget）看來，從12歲到15歲這一個階段是產生假設－演繹思維（Deductive thinking）的時期，是產生撇開現實運用概念進行抽象的能力、提出和逐一選擇假設的能力以及把自己的思想作為分析物件的能力的時期。

人在少年期快結束時，他就已經能夠離開他所憑藉的那些客體進行邏輯運演，能夠不依賴內容。

而只是根據邏輯型別就可以把各種看法加以分類（按“如果－那麼”的型別進行推論，按“非此即彼”的型別進行辨認，把個別事件歸入某一類現象，對不能共存的現象加以判斷等等）。

對皮亞傑按階段的觀點來確定智力發展的正確性和階段的連續性，很少有人表示異議。

但是嚴格說來，這些階段與一定的實足年齡之間的聯絡究竟達到什麼程度，從具體運算到形式運演的過渡是否可以作為兒童期和青年期之間的分術嶺，這些問題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首先，不可能與教學過程分開來掌握一定的思維運測蘇聯心理學家加里培林（Kalipilin）、達維多夫（Davidov）及其他人的研究證明：

在適當的教學條件下，三年級學生就能夠解答抽象性的代數題。

其次，個別差異很大：有些人在10-11歲就已經具有了假設－演繹思維，而另一些人在成年時還不能進行這種思維；幾乎有半數成年人不能解答有關假設－演繹的問題。

按照皮亞傑的意見，如能正確地解答這種性質的問題，就證明具有了形式運演思維。再次，皮亞傑認為青年期開始前，智力的質的發展就結束了。

許多心理學家對他的這種看法感到困惑不解。

有些學者們認為，在皮亞傑認為已經結束的那個解決問題的階段之後，還應當有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就是具有了發現和提出問題的能力。

智力發展最後這個階段的特點是：

對已知的問題不採用墨守成規的解答方法，善於將個別問題納入更一般的同類的問題中，甚至在問題表述得不清楚的情況下也能提出有助於問題解答的一般性問題等等。

最後，也應當考慮到，即使具有一般智慧的全體少年都能運用假設演繹思維，他們也遠遠不能把這種能力同樣地運用於不同的現實領域。

形式邏輯思維並不是形式邏輯的同義詞。

美國心理學家維遜（R。Weison）製作了四張卡片，其中一張卡片的正面寫著字母E，背面寫著數字3，另一張卡片的正面寫著字母K，背面寫著數字5，第三張正面為4，背面為Y，第四張正面為7，背面為A。

這四張卡片都是正面E-K-4-7對著被試者，並給被試者以下述的指導語：“在這些卡片中，每一張卡片都是一面為字母，一面是數字。

規則是這樣：“如果卡片的一面是母音字母，那麼另一面就應當是偶數。試間，為了驗證是否遵循這個規則，需要把哪些卡片翻過來。只應把可能破壞這個規則的那些卡片翻過來。”

所有的被試者，甚至專業的邏輯學家，都感到這個問題不好解決；大多數人都說是E和4，或者只說是E，其實正確的答案是E和7。

不錯，E的背面是任何一個奇數都將破壞規則。但大多數被試者都沒有察覺到，7的背面是任何一個母音字母也將破壞這個規則。

卡片K和4是不需要翻的，因為規則上說：如果卡片的一面是母音字母（而不是說：如果卡片的一面是偶數）。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敘述這個問題。

要求被試者設想他們是在郵局工作，把信件加以分類。他們的任務是，檢驗是否破壞了下述規則：如果信已蓋戳，信上應當是十分郵票。

在被試者面前放著四個信封：一個是蓋戳信封的反面，一個是沒有蓋戳信封的反面，一個是有地址、有十分郵票的信封的正面，一個是有地址、有八分郵票的信封的正面。

只需要把可能破壞這個規則的那些信封翻過來。在這種具體情境下，絕大多數被試者都準確無誤地選擇了第一和第四個信封。

由此可見，被試者在明白了問題的內容之後，他們就能運用邏輯思維的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在帶有數字和字母的那些抽象條件後，被試者就缺乏這種能力。

這就是說，如果在敘述邏輯課題時沒有考慮到一個人的生活條件和活動性質，那麼，這些邏輯課題就不能成為這個人智力發展的十分可靠的指標。

皮亞傑在其後期研究中強調指出，少年和青年是將自己新的智力品質有選擇地應用於那些對他們來說最有意義和最有興趣的活動領域，而在其他場合，他們只用以前的技巧就能應付。

因此，為了查明個人真正的智力潛能，應當首先劃分出他最有興趣、最能發揮他的能力的領域，並且在擬訂課題時要以這些能力為支柱。

上述最後一點看法不僅對於心理診斷來說是重要的，而且對於指導頑皮的、違法的少年也是重要的。

在標準測量的情況下，無論是從智力測驗還是從學校考試的分數來看，違法青少年的智力發展水平大都比一般青少年低得多。

但是，他們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解決生活課題時，卻經常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隨機應變能力，他們很像非洲叢林中的男孩那樣不能解答抽象的測驗課題，但是卻能出色地解決自然環境向他提出的同樣複雜的課題。

這既可以證明實踐智力的發展有賴於理論智力，也有害於理論智力（這是隨著教學性質的不同而轉移的），也可以證明智力是與個性的一般傾向相聯絡著的。

無論如何，只根據平常的指標，不考慮一些青少年的特殊生活情境和興趣，而片面地、籠統地對他們的智力進行判斷，就可能出現錯誤。

青少年的智力發展是與創造能力的發展密切聯絡著的。而要有創造能力不單要求掌握知識，而且要求在智力上表現出首創精神和創造某種新東西。

關於研究創造的年齡規律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透過分析活動產品來研究最大效果與年齡的聯絡。

例如，美國學者勒曼（G。Leman）和丹尼斯（W。Dennis）在總結了幾個世紀的許多傑出科學家、藝術家和思想家的生平之後，發現：

他們一生之中最有效的創作時期是20－40歲，其中隨著職業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

通常認為，數學家創造積極性的高峰是在23歲，化學家是在29-30歲，物理學家是在32-33歲，天文學家是在40-44歲等等。

第二種觀點可以稱之為個性觀點：心理學家把富於創造成就的那些人的特點與成就較小的那些人的特點加以比較，企圖以此來確定創造性個性的最主要特徵。

第三種觀點著重研究思維過程本身，認為思維過程可能將創造性思想與非創造性思想區分開來，這種觀點也最接近於研究智力本身。

其中，蘇聯心理學家波諾馬列夫（Bonomalev）的觀點即是如此，他認為創造過程就是各種不同水平的智力活動相互作用的結果。

當然，這些觀點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輔相成的。遺憾的是，目前對創造的年齡規律瞭解得很不夠。

波諾馬列夫認為，12歲時就已經達到智力發展的高峰，但是，不能把智力發展高峰與創造效果的高峰混為一談，後者出現很遲。

因為沒有淵博的學識、豐富的生活經驗、堅定的目的性以及少年還不具備的其他許多品質，根本就不可能有高度的效果。

而其他作者傾向於認為，創造潛力的高峰和智力發展的高峰一樣，出現得都很遲。

大概對這個問題不能做一般的回答，因為人的創造能力和他的智力一樣，不能脫離活動內容來對它們進行研究，而活動則是隨著年齡而千變萬化的。

當一個人遇到許多新的、相互矛盾的生活情境時，過渡年齡便會激起他的創造潛力，並促其實現。創造的最重要的智力成分就是所謂發散性思維（Divergent thinking）佔優勢，而發散性思維則是以對於同一個問題可以有許多同樣正確的和意義相同的回答為前提的。它與收斂性思維不同，後者在於找出一個單一的解答，而不管問題本身如何。整體來看，青少年智力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差異化現象相當明顯，其細化研究有助於探索人類思維發展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