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被判死刑後可找“宰白鴨”頂包，為什麼清朝會出現這種現象？

這種現象並不僅僅在清代出現，可以說在古代算是極其普遍的一種情況，但的確在清代，宰白鴨的現象達到了頂峰。

宰白鴨，只是一個委婉的說法，背後的本質是人性裡的利益交換。

所謂白鴨，手無縛雞之力，在古代社會中，地位低下，家境貧窮，但那些權貴卻喜歡選擇這些“瘦弱”的白鴨給他們頂罪，作為交換，會給予這些白鴨一筆“豐厚”的回報，這並不是栽贓陷害，是典型的“替人受過”。

這種現象會出現，根源是古代社會的人權的不對等，封建時代，不存在相對和絕對意義上的人權平等，社會有皇族，有貴族，那麼就有比他們卑微許多的平民，上層社會與下層社會所擁有的資源和地位也不對等，促生了這種令人感到荒唐的“頂包”風俗。

奴隸制社會，是封建社會形成前的文明階段，而相比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的進步在於人權的提升，在奴隸社會，殺害奴隸只是需要賠償一定數量金錢的罪，這樣的法律讓社會存在著極大的隱患。

而漢朝數百年，起碼能夠普遍做到了“天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法律觀念，例如王莽的兒子因為殺害奴隸而被王莽大義滅親，這就是律法意識對人權的完善。

這種進步也催生了“死刑”，可因為社會資源的不對等，貴族仍舊能以“利益”來找到為他頂罪的窮人，因此，宰白鴨就是誕生於這樣的社會背景下。

歷朝歷代對“宰白鴨”都有著嚴厲的法律管控，冒名頂罪，這在律法中本身就是一項大罪。隨著商業社會的進行，富賈大商開始密集出現，這些富賈商人，在地位上比不上文人士大夫，可因為富有的緣故，又要遠遠高於普通的平民百姓，這就讓“宰白鴨”逐漸增加。

清代宰白鴨的事件是非常多的，但在清朝前期，幾位皇帝勵精圖治，將民間的司法推動到儘可能公平的地步，一般來講，冤假錯案，冒名頂替之事的發生頻率極小。

宰白鴨的現象，密集出現是在乾隆後期以後，乾隆朝達到了清朝盛世的頂峰，盛世背後的亂象開始出現，例如和珅等人主持的買官鬻爵，再下至民間的司法腐敗。

在光緒年間，廣州有一件著名的“宰白鴨”案，這件案子嚴重到連縣令都無法主持公道。

光緒十五年，廣州地區發生了一件惡意傷人案，有人被亂刀殘忍殺害，而後來當地縣令檢查得知行兇者並非一人，而就是在案情發生的第二天，一個自稱是“兇手”的瘦弱少年來到衙門自首。本來按照一般流程而言，當地縣令也會以抓捕自首犯人歸案，結束這個案件。

但是當時的縣令知道，行兇者不止一人，而且瘦弱少年並不存在能夠行兇的體格，縣令當場判斷出來，這少年，其實就是“白鴨”，是被人找來頂罪的。

經過縣令的引導，少年也說出了真相，承認自己是被人花錢派來頂罪的，縣令主持公道的決心很強，誓要抓住真正的兇手，也為這個少年洗脫罪名，而少年也幡然醒悟，配合縣令給自己平反。可是誰知道，就是在縣令調查之際，有兩批人對縣令和這個成為了“白鴨”的少年施壓。

一個是當時的海關總署，另外一個則是少年的家庭。

這個案件的主謀，其實就是海關總署的兒子，犯了事後，就派人拿著銀子尋找白鴨，於是便尋到了少年的頭上。

少年的父母對此表示同意，然後單純的少年就這樣去“自首”了。當縣令執意繼續調查此案時，海關總署拿來了銀子賄賂縣令，讓縣令睜隻眼閉隻眼，而少年則是更加悲哀，直接被收了錢的家人拋棄，縣令還未放棄，少年已經放棄。

面對冷漠的家人，強權的海關總署王家，少年絕望了，他知道縣令是個好人，為了不連累縣令，也結束自己無望的生命，少年提出讓縣令依法處理，而少年的家人，就是因為豐厚的“報酬”，拋棄了這個兒子，最後縣令十分無奈，脫下了自己的官帽，選擇辭官的方式來告慰冤死的少年。

雖然每個時代都有良人，但是惡人更多。

少年被“宰白鴨”一事，很顯然不僅是上層貴族對他進行施壓，就連為了保證正義的縣令也收到了當時知府給予的壓力，最重要的是，少年的家人為了錢，願意放棄這個兒子，為了錢把自己的兒子當成了真正的殺人犯，這才是讓人最絕望的地方，宰白鴨存在的本質，就是權勢對人性的碾壓和挑戰。

清代文人的記載中，因為商品經濟帶動的商賈的暴增，這是宰白鴨氾濫的社會基礎。

宰白鴨最早也是在南部沿海、東部沿海等經商貿易發達的地區流行，這些地方都有一個極其明顯的特色，那就是清代後期的錢權交易，在廣州“宰白鴨”一案中，縣令正是被人施於賄賂，雖然他也拒絕了，但反映了這種社會亂象。

隨著時間推動，“宰白鴨”也在北方流行，在慈禧時期，“胡體安”案讓晚清社會的腐敗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

胡體安乃是一個捕頭，可是胡體安此人邪更勝正，經常行違法之事。當年胡體安搶劫了一個商人，本以為商人會迫於胡體安的威名就此作罷，但是誰知道他的門道很多，竟然上報了河南巡撫，這件事導致胡體安被下令逮捕。而當時胡體安買通了知縣，讓自己的一個家童冒名頂罪，家童僅有十五歲。

家童名為王樹汶，本來胡體安說好只是讓王樹汶代替坐幾天牢房，而王樹汶則是可以獲得不菲的報酬，可誰知道此事判處了“胡體安”死刑，而真正要承受死刑的，卻是王樹汶。

王樹汶因此劇烈反抗，由此一來，王樹汶走上了伸冤的道路，然而王樹汶伸冤的坎坷程度絲毫不弱於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但最終還是真相大白，無罪釋放。

朝廷方面，慈禧就此事下令嚴抓“宰白鴨”案例，雖然有些亡羊補牢的意味，但可惜的是為時已晚，滿清朝廷的錢權交換已經達到了頂峰，宰白鴨事件只會更多不會少。

宰白鴨的背後，是封建時代“司法權”的完善與人權不對等所混合產生的矛盾，權貴依舊是權貴，他們可以透過財富和權力來換取自己犯法的代價。

雖說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即便是身居高位，犯了法一樣要接受伏誅，但又因為身居高位者所掌握的資源卻不是公平的，因此這種公平的本質只是奢望。

之所以宰白鴨在清朝中後期激化，歸根結底還是自乾隆朝後期開始的“官員腐敗”的現象加劇，雖然自乾隆以後，大清開始走向了下坡路，但是安康的盛世總會催生人性裡邪惡的因子，上至和珅，下至數不盡的“冒名頂罪”的案件，都是基於完美時代下的一種扭曲的邏輯。

其實“宰白鴨”，這是人性裡的必然，不過控制得好與否，卻是看當權者的手段和決心。

自光緒起，當權者對“宰白鴨”現象十分厭惡，可是當權者卻又不能停止造成這種現象氾濫的根源：“賣官鬻爵”，所以這種既要明確反對，卻又無奈縱容的態度，讓宰白鴨層出不窮，而大清的骨骼，就是腐敗在這樣的自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