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天才掌控王朝政治，致命敗筆在哪裡？

文/微風某天，宋神宗到秘書省看到後主李煜的畫像，儒雅俊秀、神采風流，不禁駐步良久，深為驚歎。恰在此時，後宮一嬪妃夢見李後主來謁見，然後生下了徽宗。——這是一則源於明朝《良齋雜說》的傳說。真假姑且不論，但南唐後主李煜與宋徽宗之間，還真有相似之處。話說南唐後主李煜金鑾殿上“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然而“一旦歸為臣虜”，提筆填詞後的李煜彷彿才真正有了“皇帝範兒”。我們的主角宋徽宗也是，廟堂之上，遭“靖康之恥”；水墨丹青前，卻敢笑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不“風流”。宋徽宗，一個“失敗”的皇帝，為何久久沒被後世遺忘？他的文藝天賦是名副其實還是被注水了？文藝天才掌控王朝政治，致命的敗筆究竟在哪裡？一、徽宗的繪畫術業有專攻，如顧愷之擅長畫人，文徵明擅長畫山水，梵高擅長畫向日葵，而能將人物、山水、花鳥三種題材全部貫通的人並不多，徽宗皇帝就是這不多之中的佼佼者。其山水畫代表作有《雪江歸棹圖》畫中：群山皎潔，高低錯落有致，江水靜深流遠，水天一色，人物蕭條，江上只泛舟一二。沉浸其中，彷彿天地間的寂寥撲面而來，令人悵然若失、黯然忘我。

人物畫《聽琴圖》其人物、景物的佈局，其描繪工筆的清麗、神妙，令人擊節稱讚。

花鳥畫最多有《瑞鶴圖》、《竹禽圖》、《五色鸚鵡圖》等等。

《畫繼·聖藝篇》評論道：“筆墨天成，妙體眾行，兼各方法，獨於翎毛尤為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絹素，幾欲活動，眾史莫能也。”技藝之高，可畫龍點睛。總之，在徽宗的妙筆丹青之下，“寓物賦形，隨意以得，筆驅造化，發於毫端，萬物各得全其理。”也就是說徽宗的技藝可在三種題材任意切換。二、徽宗的書法書法是徽宗的第二項絕技，別具一格的瘦金體就是他的獨創。瘦金體屬楷書但個性鮮明、強烈。“運筆靈動快捷，筆跡瘦勁，至瘦而不失其肉，其大字尤可見風姿綽約處。”這種側鋒如竹的書體，如果沒有很高的書法功底和氣定神閒的心境是很難完成的。宋徽宗書法代表作有《楷書千字文》和《草書千字文》氣勢雄健、丰神飄灑。恰如《書史會要》推崇的“筆法追勁，競度天成，非可以陳跡求也。”

三、徽宗的文學書畫藝術要靠文學功底的烘托。木心先生曾批評“大陸新文人畫是文盲畫的文人畫，看了起雞皮疙瘩的，識字不多的作家才會喝彩。”《燕山亭·北行見杏花》可以顯示出徽宗的文學功力。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胭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閒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徽宗用比興手法，由杏花豔麗卻惹風雨摧殘，聯絡到自己，感嘆人世間的悲歡無常，抒發了國破家亡的無盡感慨。一如後主李煜“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徽宗有如此才華，自然當起了“校長”，在選拔文藝人才方面留下了一段段佳話。有這一題：山中藏古寺，應試者多在深山寺院，飛簷著墨，而被徽宗拔得頭籌的圖中沒有寺廟屋宇，只畫了一個在山溪挑水的老和尚，和尚挑水錶明山中有寺廟，一大把年紀還要自己挑水錶明寺中香火不旺，破敗許久了吧？這樣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把藏字巧妙地表現出來。

又一題，“踏花歸去馬蹄香”眾人的思維大都是騎馬者穿梭於花叢之中，而得到徽宗讚賞的是一匹駿馬後面跟隨著幾隻小蜜蜂其中的巧妙不言自明。

所以《畫繼》對高宗給予高度評價“徽宗皇帝天縱將聖，藝極於聖。”換成現在的話就是東方的繆斯。有如此成就，徽宗亡國之氣可以稍稍平復了。四、當文藝碰到了政治但宋史卻說他，“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隔行如隔山，似乎第一流的藝術家搞政治總是不合格的。畢竟跨專業做皇帝，會自帶不專業屬性。比如用人，文藝家大多青睞文藝家。徽宗的左右手：李邦彥和蔡京。這二位何以深受君寵？因為李文能逗唱，武能蹴鞠，號稱“浪子宰相”；蔡擅書法，且“江湖地位”奇高，是北宋四大書法家之一。“大多”之外還有誰呢？奴才。為什麼是奴才而不是士大夫呢？還是徽宗文藝家肚子裡的兩隻蛔蟲在作怪。高傲和狹隘，令其有一種睥睨天下，天下一人的感覺。這就很難包容其他不同的意見、觀點，自然反感與士大夫的合作，所以聽話成了他用人的第二大標準。宦官童貫、李彥、梁師成等小人因此得勢。“親賢人，遠小人”在徽宗這裡反過來大行其道了。更可怕的是當藝術家的自由遇上了政治權力。文藝家精神上仰慕自由，行為上反叛不羈，尤其是第一流的藝術家。中國的嵇康、李白，歐洲的拜倫、尼采無不都是這樣。而政治家呢？金庸先生認為，“中國成功的政治領袖第一個條件是忍，包括剋制自己的忍，容忍之人，以及對敵人的殘忍。第二個條件是決斷明快。第三是極強的權力慾。”木心先生也說：“天性優美，才華橫溢的人，放在政治、愛情上會失敗，在文藝上會成功。”可見文藝家和政治家的氣質是截然不同的。當藝術家駕馭了政治權力，自然會帶著權力鑽天入地、斧砍火燒。宋朝每臨大事，由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共同商定，開國百餘年，成為慣例。但徽宗顛覆傳統，拒絕平淡。很有康熙的“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親理，責無旁貸，若要將要務分任與人則斷不可行”的作派。讓宰相、樞密使等大臣成了販夫走卒，或是直接將他們撇開，讓閹人、小吏去做，並且還要求他們堅決、迅速的執行，敢“稽留時刻者，以大不恭論，流三千里。”結果朝廷毫無法度可言，為亂臣竊政打開了大門，徽宗成了破壞之王。既然自由幫了權力，那麼權力也要回報自由。在政治權力的逢山開路之下，徽宗更加“輕佻”。他喜歡奇花異石，恨不能將天下花石據為所有。於是在蘇州設應奉局，令朱勉搜刮東南，運往東京，建造艮嶽，艮嶽是按想像中的仙境設計的園林，所謂“天造地設，神謀化力，非人所能為。”還有，徽宗“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制定命寶。”這一個個形象工程，皆是按照儒家有道明君的配置而建造的。當然全要有百姓買單，人心盡失，遂有金人一觸，北宋土崩瓦解。當然我們不必過分強調這些不專業屬性，還應看到時勢的影響：徽宗時期，北宋已經風雨飄搖、垂垂老矣。而北方遊牧民族的封建程度化空前提高，金人又剛剛興起。可憐文青做皇帝，可嘆徽宗搞文藝！參考資料1。崔巖：“千古藝帝”話徽宗—趙佶藝術解析及其畫史意義，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0年，12月。2。包偉民：宋徽宗：“昏庸之君”與他的時代，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6卷第2期，2009年，3月。3。藤新才：宋徽宗評議，四川教育學院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4。邵子華：縱慾成患猛於虎—論宋徽宗趙佶，菏澤學院學報，第38卷第4期，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