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晚年為何反叛二王書法?到手的東西,往往不再珍惜

書法史賦予魏、晉無盡輝煌，賦予王羲之無盡榮耀。魏、晉是一個智慧而深情、絢麗而慘淡、價值信仰和世俗情調相濟的歷史時期，書家才情充沛、素養寬博，書法清雅高逸、流美灑脫，體現文化氣息、書家情懷與藝術審美高度自洽和完美協調，築構起一座雄視百代的峰巔。

面對這座峰巔，後世書家高山仰止，競相攀援，磨礪、錘鍊自己，耗盡難以計量之心血。在這攀援路徑上，呈現多種態度、方法與模式，為後世提供深刻啟益。

米芾（1051—1107），北宋書法家、畫家、書畫理論家，與蔡襄、蘇軾、黃庭堅合稱“宋四家”，因其狂放不羈、愛潔成癖，世稱“米癲”，其書法體勢駿邁、意趣盎然，獨具個性。

米芾對魏、晉先尊後逆，表現為兩種極端。儘管有書家認為他這種“逆”不是單純對魏、晉的反叛，而是在“尊崇”基礎上更高層面的創新，但仍然掩蓋不了他後期對魏、晉的鄙夷與不屑。

在尊崇方面，他表現得十分虔誠與仰慕：“覺段全繹展《蘭亭》，遂並看法帖，入晉、魏平淡。”他在多篇題跋中稱晉書“鋒勢鬱勃，揮霍濃淡，真如雲煙，變怪多型”，稱王羲之書“清潤有勁，秀氣轉摺，毫鋩備至”。

他在《論草書帖》中說：“草書若不入晉人格，輒徒成下品。張癲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

他特別看中王獻之天真自然、不矯揉造作的一面，尋訪晉人法帖就先得到王獻之《中秋帖》，一臨摹便一發不可收拾。在其看來，王獻之“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不僅蘊藉溫雅而且法度嚴謹。因鍾情而走向仿效，他的眾多作品中都深含王獻之書作韻致，甚或王獻之《中秋帖》，竟有人認為便是米芾仿臨之作。

“尊”得純情透徹、冰清而玉潔，但“逆”也毫不遮掩、刻意而張揚。他一如史上眾多優秀書家一樣，深得一師之後便加以反叛，跳出籬笆而不再仰其鼻息。米芾沒有也不會死守二王風貌，一旦得之即“破門而出”，出人意料地開始大加鞭撻、極力否定二王。

他在《海岳名言》中說：“老厭奴書不玩鵝。”“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千古。”在《書史》中，他對王羲之“意在筆先，然後作字”加以公然批判，說“蓋天真自然，不可預想。想字形大小，不為篤論”。

透過這種前後對立，我們發現這正是宋人掙脫唐法禁錮、欲釋放情性於書的獨特表達樣式。他在《答紹彭書來論晉帖誤字》中說：“何必識難字，辛苦笑揚雄。自古寫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

這種近於癲狂、遊戲人生、個性張揚的性格，決定他習書一定會“改換門庭”而求新生。從“尊”到“逆”的過程，終於實現他自然天真、俊逸峻拔的書風。其實，尊敬也罷、反逆也罷，均是他習書的手段與口號，本質上是一往情深追求自由個性的表達。

正是米芾這樣前後對二王書法不同的態度，留給後人很多詬病，認為他學會了二王的手藝，再去貶低二王，多少有些不厚道。比如明項穆《書法雅言》說：“蘇、米激厲矜誇，罕悟其失，斯風一倡，靡不可追，攻乎異端，害則滋甚。”清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黃、米復出，意態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