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以撒 | 絕版的暮春

又是一年三月三。

蘭亭的上空澄澈得如同小兒的眼神，

修竹在溫潤的地氣裡拔節抽籜，

有風吹過，

春日最有風韻的那個部分就是由竹林中的綠意釋放的，

讓一個靜靜駐足在此的異鄉人無比陶醉。

已經一千六百多年過去了，太多瑣屑的日子被人淡忘，只是這一天，人們照例要匯聚蘭亭，效晉時士人流觴曲水，吟詩作賦。潑墨揮毫是斷斷不可少的，人們紀念書聖，弘揚書道，就看筆下氣象。在這樣一個文風、書風都很盛行的江南小城裡，《蘭亭序》這篇美文，連同清秀俊逸的筆跡，通常成了場館最好不過的裝飾。的確如此，無論從文學的內容或者筆跡角度而言，它都是人們的首選，它和水鄉的潤澤、典雅，協調地融在一起了。

圍在曲水旁的書家，眼睛緊緊盯著從上邊隨花瓣緩緩飄下的觴，準備一到自己的眼前停下時，就吟詩作賦，順便飲下這一觴美酒。顯然，我們這些參與者和主辦者一道，正在努力地復原著當時的儀式，貼近一千多年前那一場盛會——當時是四十餘人，卻構成了書壇不滅的美談。而今，利用這種儀式，敏感多思的文人是否能夠抵達那個煙水遙遙深處呢？我看看自己穿著的書道服——這件古色古香的仿舊日服飾，如果披在晉人身上，理應是和諧的，我穿著，長襟下襬卻露出了鋥亮的皮鞋，有些滑稽。當然，神情更加不像，一瞥便知道，純粹是現在進行時態。對於過去那個時代，那一些人，我們想透過這樣的儀式，與他們聯絡。

歷史上的文人雅集，次數太多了。有時是官方組織的，更多的是聲氣相投的文人自覺的組合。人以類聚——我贊同這樣的說法，這樣會使聚合的形式更加純粹，目的更加單純，使相聚中的每一個人興之所至，興盡仍不思返。春秋的垂隴之會，漢武帝時的柏梁詩宴，西晉時的金谷宴集，宋時的西園雅集、洛社耆英，都是很著名的，文采風流，詩酒流連，現在，只剩下蘭亭雅集為人深知了。一個文人、一個書法家就是存活在他的作品中的，現在我們讀《蘭亭序》、《蘭亭後序》就會記起王羲之，記起孫綽。飽受宦海浮沉之苦的蘇東坡曾經有過“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的願望，一般的文人也都具有。有的生前未必富貴，死後卻有文章，像《蘭亭序》這樣的美文，註定要讓作者垂名青史。一個高度確立了，後人有再多的蘭亭修禊，至多是一種懷舊、仿效。有一個時候坊間傳出啟功先生也要做一篇《蘭亭序》，我不禁吸了一口冷氣，就像看到許多人要續《紅樓夢》，沾溉一點曹老夫子的靈氣。後來才知道是訛傳。依我看，像《蘭亭序》這樣的美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無一則生出遺憾，有二則生出蛇足。

公元三五三年暮春之初，王羲之在文中很欣喜地寫道：“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這四十多人行走在山間林木道中，士林中很有影響的謝安來了，高僧釋支遁來了，王羲之帶了幾個兒子一起出動，最小的是獻之，此時九歲。有世族出身的，也有非世族出身的，官宦、吏胥、出家人、書生，還有一些至今已無從查考之人，共赴蘭亭。你看，他們的脾性相差多麼大啊，“趣舍萬殊，靜躁不同”，不過，沒有關係，這些東晉士人都有驚人的相似——趨雅避俗，好山樂水，這就夠了。四十餘人其樂陶陶地相擁著，披一身茂林修竹中傾瀉下來暮春的溫暖陽光，流觴到處，詩思敏捷者脫口而出。謝安、謝萬、王羲之、孫統等二十餘人很快成詩，博得一片好評；卞迪、丘髦、羊模、華耆等十餘人一時難以即席吟誦，罰酒三巨觥。年少的王獻之參與這樣的成人活動，一時不知所措，只好喝了罰酒。這一類的文人雅興，總是讓一些快才搶了先，而慢才又不願意事先把詩打好腹稿，到時候也琅琅上口，一切都是自如的，隨意的，惟有這樣，雅集才充滿了無拘無束的氣氛。當我坐在曲水邊，看著流觴像一個夢從遠處飄來，心裡不由得稍稍緊張，倘流觴在我跟前不走了，我能靈機一動，也像晉人來一首四言或者五言嗎？我看到旁邊的書友掏出本子，上邊已有想好的詩句子，我不禁笑了起來。當年的蘭亭前夜，王獻之決不會對王羲之說：“父親大人，先幫我作一首如何？”什麼是差別，這就是古今文人的一種差別。

謝安也參加了蘭亭雅集，和一個普通文人一樣，成四言五言詩各一首。在雅集中，絲毫不見他有與人不同之處，這是我所尋思的。從文人的角度看，謝安的影響要勝過雅集中的每一個人。甚至左右士林風尚、社會風氣。有一些例子很可以說明問題：謝安讀了裴啟的《語林》，認為寫得不好，士林中人也都說不好；有位朋友的五萬把蒲葵扇賣不出去，謝安率先使用，眾皆仿效，結果蒲葵扇一時脫銷；謝安有鼻疾，以手掩鼻，發出甕聲甕氣的聲音，亦有人以為美感，學而不捨。甚至連李白都在詩中多次讚歎“安石東山三十春，傲然攜妓出風塵”。如果從職務上看，謝安無疑是一個顯赫人物，在支援東晉政權的南北大族中，先後交替執政的就有王（王導、王敦）、謝（謝安）、庾（庾亮）、桓（桓溫、桓玄）六巨頭，謝安居其一。他歷任了桓溫司馬、吏部尚書，東晉孝武帝時甚至位居宰相。這樣的人在蘭亭雅集中，與大家平等，無人著意提起，也無專文渲染。如果不是今日說謝安，很多人也只記住了王羲之，或者王獻之。我讀王羲之《蘭亭序》、孫綽《蘭亭後序》，每一次都為前半部分的美景而欣悅，而後又漸隨筆鋒的轉折而感傷，時日過得多麼快啊，“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跡，明覆陳矣。”這種從美景轉為抒情是與南方氣質有很大關係的，他們從風沙凌厲、水土枯索的北國來到潤含春雨盈野春色的江南。會稽一帶是如此肥沃富庶和濃蔭匝地，無論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享受，都堪稱江南首選。這兩篇序沉醉在個人的獨到感受中，信筆寫去，不提參與者，當然也就不提謝安了。這正是晉文人的自由精神、自由文風。倘若現在，有個大官僚、大文豪參加，彷彿雅集就身價百倍，必定要按行政公文格式措辭：“國家領導、文壇鉅子謝安同志在百忙中親自參加了這次蘭亭雅集，並即興作四言、五言各一首，與會者受到了巨大鼓舞”云云。難得的是謝安的平常心，更難得的是諸士人的平常心，以致達到了自由的最大值。

今日的蘭亭依然清幽靜謐，只是人工痕跡多了，不是當年的草莽情調。人工技巧的介入，自然就變得規整而合目的了。人們按照自己的審美意圖，規劃路徑，安排草木，越是得名的風景點越是如此，漸漸把自然氣味逼到角落，以至似有若無了。在孫綽筆下，短短數字已將遙不可復的景緻移到了眼前，“乃席芳草，鏡清流，覽卉木，觀魚鳥”，遠比今日所見豐富。三月是一個萬物競爭滋長的月份，生殖力尤其強大。生命如此旺盛，此時集於野外，正是滿目滴翠。美景、觴詠，對於這個苦痛年代計程車人而言，應該是再好不過的補償和慰藉。此時的他們已經缺少劉琨、祖逖這等人物的雄心大志，逐漸轉向不勤世務，善於自全的處世方式。《晉陽秋》稱：“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老莊，少有說事。”為何“少有說事”？說事不免惹來禍殃，而不涉世事，玄談玄遠，除了遠禍，還可以博得雅士美名。與自然親密接觸是最愜意和安全的，毋須設防，又得身心怡悅。可是最終，他們還是沉默下來。山中的花期這般漫長，要遠遠地超過家養，它們得益於毫無塵滓的雨露的滋養，潔淨而又恣肆。人們無疑看到生命張揚的輝煌時刻，由此想到斂約、墜落也為之不遠，不禁心有慼慼。晉士人的自全，就是為了延長生命的尺度。即便能夠自全，也還是不能超越死之大限。在他們眼中，“俯仰之間，已為陳跡”，“樂與時去，悲亦系之”，作為一個文人的起碼的資格是敏感——好端端的心情急轉直下，興盡悲來了。晉士人並不太像我們感覺中的那麼清空迥出遊心太玄，他們惦念著生，畏懼著死，雖有出世之想，實在俗世之中。每每善感，如同看到自己的生命露珠般地在朝陽愈升愈高中縮小——他們有些恐慌了。那麼，飲酒吧，服藥吧，尋歡作樂吧。像王羲之這樣的性情中人，尤其惜生、護生。他認識了行跡靈異的許玄，許比王大二十一歲，王對他著實入迷，“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許玄告訴羲之：“自山陰南到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二人遂相伴尋藥。對於各種植物麻醉品、礦物麻醉品，都樂於以身一試。麻醉使人通向永生的虛幻道路，心靈輕快起來，肉身舒適起來，尤其是藥性發作時的高峰體驗，沒有了時空，宛如神仙了。不僅僅是王羲之有這種神仙念想，他們這些人，統統都有。想想看，他們對於彼岸世界的追求，和我們重眼前的實惠，是怎樣一種反差。

寵物之癖久而有之。王羲之愛鵝，張湛愛鴝鵒（也就是八哥），僧人釋支遁則愛神駿。支遁，一個出家人，一邊做佛門功課，一邊與這些名士優遊雅玩，脫略行跡。他養了幾匹好馬，油光水亮，四蹄生風，卻從未騎射畋獵，有人不解問其意圖。支遁說：“我是用來觀察它們的神韻，你看，多麼俊逸灑脫啊！”至於王徽之愛竹、顧彥先愛琴，都是高雅的癖好。癖好的養成需要環境，但歸根到底是與個人的品性連在一起的。我喜歡有癖好的人，甚至是癖好過於偏頗的人，個性就是由一些癖好體現的。晉名士袁山松好輓歌，這就過於離譜了。在旅途上，袁總是讓左右齊唱輓歌，一路上渲染得悽悽慘慘，路人無不避之，以為晦氣。一個人在有生之年，就一次次地預演著死亡出殯的場景，對於死毫無忌諱，已非尋常之輩。一個人如果沒有在某些審美趣味上與眾不同，說起來是十分庸常的。王獻之的口味就與其父大相徑庭，不把字寫得像父親筆下的清秀，也不似家族中的其他人。他走的是“破體”之路，“大鵬摶風，長鯨噴浪，懸崖墜石，驚電遺光”，這就是王獻之書法的寫照。有一句話說得好：“生子當如孫仲謀”，在書壇上，理應“生子當如王獻之”，正是有了這種獨特的審美差異，王獻之才能和王羲之一樣成為兩顆閃亮的星，永久地為我們仰望。

一個人喜歡某一種生靈、某一種形態、神采，都可以從內在追溯。東晉士人已經不像西晉士人那樣穢言穢行了。西晉人在公共場合中披頭散髮，裸袒箕踞，甚至露其醜穢如群狐所託，到了東晉中期，精神潔癖已經遠居其上了。他們筆下的墨跡點畫清俊光潔可人，很挺拔的骨力在內部支撐著。他們是那麼景慕那些帶著露珠一樣晶瑩的意象，他們說，“濯濯如春月柳”，“軒軒如朝霞舉”，又說：“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春天如在眼前了。人長得美也是令人羨慕的啊，王羲之見到美男子杜弘治，一時傾倒，“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一個人善於發現美，傾向於美，也自然在自己的行止中流露出來。現在這些美人、美物已遠，卻因為有了行書《蘭亭序》不隨風而去，使我們窺探到東晉士人的唯美程度。三百餘字在即興中寫來，二十個“之”各盡其態，二十八行如雁陣頡頏，落實到每一字的細節則鮮活細膩，精緻簡練，可以想見當時的手勢簡勁自然，行雲流水。《蘭亭序》成了後人不時要把玩品味的佳作。每一個人的心性多有差異，每一個人對於美的持抱，都不會鬆手。

山水懷抱中的文人相聚，不免酒興大發，詩興大發，書興大發，談興大發。“暢敘幽情”，在短暫的山林觴詠裡，“幽情”無疑更能直抒無礙，它具有個人的隱秘特徵，更富有個人化的見解，也就更能讓人動容。人暫時離了塵囂，離了城中是非、利慾，即使機心甚深的人，也暫時卸下面具，做一回純粹的我。適意是雅集的動力，由於適意而毋需相互提防、戒備，你願意怎麼著就怎麼著吧。一次尋常的文人聚會能流傳下來，恐怕遠遠超過了所有參與者的料想，他們只是覺得快樂了一天，一身輕鬆地披戴著芳草野花的香氣回家。文人的聚會在後來慢慢地變味了，成了行政上的集合，志向不相投，趣味不相和，因著行政手段捆綁在一起，很正規卻缺乏自然，很有程式卻缺乏靈氣，很有理性卻缺乏個人自由。處在這種集合中，我常常後悔得不行，時間被糟踏了，情調也給破壞了，只盼夕陽西下早返歸程。精明的人卻十分適應，抓住機會與有權柄者親近，藉助山水美色，人心鬆弛之際，效果比在酒樓裡好得遠。譬如張三就把李四悄悄拉到一邊：“聽說最近班子要動一動，該做的還得抓緊”，李四連連感謝。雅集為俗事而設立，品位就遜色了。

從現在來看規模，四十餘人的山中雅集，也是遵循簡約一路的。西晉的鬥富之風已經平息，像鉅富石崇在金谷澗舉辦的宴集，歌鐘相伴，錦衣玉食，宴集中注重的是物質上的享受，極一時之奢華。奢華當然能給人快樂，這似乎是豪門世族所倚重的。到了東晉有所轉變，精神上的享受躍居於奢華之上。這樣規模的集會，“無絲竹管絃之盛”，只是“一觴一詠”，“和以醇醪”，可謂清興、清趣。每一個相與者都重在個性上、精神上的享受，追求形而上的、浪漫散懷的趣味。有不少文章說晉人談玄，純乎務虛以致誤國，恨他們不能像劉琨之輩。何須對文人過於苛求呢，讓他們快活一點理所當然——玄談之風席捲士林，肯定是在某一方面緊緊扣住了士人的心絃，讓他們沉溺其中難以割捨。這些人承老莊之學說，論說養生、才性、言意、佛理等等，都歸屬於深奧的哲理，思辨性很強，純粹哲理，而非簡單地理解為閒來無聊的“鬥嘴”。玄談是懸浮於現實生活之上的，一個論題得了解答或者相持不下，於具體生活的實在是無干的，但是精神上獲得了樂趣。有時，我們希望走到生活之外，走得越遠越好，我們就必須有一些虛的成分，這種成分使我們超脫。

晉人風度在從容中漸漸展開，像王藍田那樣急性子的人少了。儀態、形象都朝著優雅徐緩的方向。施朱傅粉，薰衣剃面，傾向柔美、女性化的同時，那些細膩雅緻、潺湲涓滴般的景色、情調，使人陶醉其間。嬌軟柔媚的時代，旖旎繾綣的文采，都以慢動作般地展開著。謝安是最有代表性的，不論是鴻門宴上面對不共戴天的仇敵設下的伏兵，還是大勝於淝水的捷報到來，都不動聲色，依舊吟詠、弈棋若無其事。當時的文字在描繪這些人的風度時用了不少趨於靜態的詞，“恬然”、“不動容”、“徐起”、“徐喚”，“徐曰”。時間像是緩了下來，讓一舉手一投足，悠然。在我構成了對這個時段永遠眷戀的緣由裡，依據之一就是徐徐之美。從容使人具有雅士風度，對於衣袂飄飄、背影長長的文人，從容可以使旁人看到他藏斂的空間，高情深韻而非侷促倉皇。這種從慢節奏傳遞出來的情調，看起來是外在動作，是可以效仿的，實際上難以效仿，一用意就徒勞了。據說蘭亭雅集後，王羲之以為當時即興寫就的《蘭亭序》不夠滿意，完全可以再完善些。他閉門於書齋中又創作了好幾幅，相比之下，最終還是覺得初始時那幅為優。依我看，這個時候援筆揮毫，王羲之過於用意和急切了吧。

公元三五三年的這個暮春之後，我們的許多雅集失去了原創的意義，我們在追隨複製中想念和回顧，那飛鴻遠影般的往日已經淡如竹林中嫋嫋的煙水氣了。暮春，這個美色與異香相融合的春季的最後時光，對於樂意筆墨馳騁的人，許多沉睡的記憶被喚醒，懷古人，懷往事，的確可以沿著蘭亭方向走，找回文人日漸失去的脾性和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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