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玄學理論對《詠懷》組詩創作的影響有哪些?

魏晉是“人”的時代，是風流的時代，也是哲學的時代。

先秦諸子之後，人們的思想世界第一次獲得向內自省與重新觀照世界的機會。

在這一時期，道家學說以玄學的全新形式重生。

作為哲學思想理論，玄學教給世人一種認識世界的新方式，也使領悟它的人擁有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

詩人用它把握世界，理解、領悟各自的生命體驗，這一把握、理解和領悟的過程滲透在詩句裡，影響了詩歌的主題、意旨、表現方式，形成了這一時代詩歌迥異於前代的新風貌。

一、對生命的縱向把握與對哲學的橫向剖析

阮籍在思想上由儒入道。

《詠懷》組詩中大部分篇章則是詩人中後期思想、心境的體現。

雖則如此，《詠懷》組詩卻不應被視為阮籍玄學思想的文學化。

首先，

作為曹魏最後的五言詩人，阮籍雖有玄學著述傳世，也善於總結普世性的人生感悟，卻不為表現抽象玄理而創作詩歌。

對玄學的興趣並未使他的詩歌創作流為“柱下之旨歸”“漆園之義疏”。

其次，

《達莊論》《大人先生傳》等理論著作是對思想觀點的橫向的解讀，《詠懷》組詩諸篇則是對情感經驗的縱向解剖，

是主人公懷抱激憤尋求平靜恬然心境的動態記錄，混雜著詩人困於現實的不甘與破繭而出的渴望。

就思想而論，阮籍認識到傳統的儒學、名教理論在現實問題中左支右絀的現狀。在後期的哲學著作《大人先生傳》中，阮籍介紹了自己對社會生活、精神境界的看法：

一方面，詩人鄙視在禮法、名教之中作繭自縛的時人。

另一方面，詩人反對以己為是，以他人為非的避世觀點，認為真正的超脫與曠達之人，應當齊是非，一死生

，因此不為社會而束縛，為自然規律而煩惱；並且逍遙無待，如至大的宇宙、時間、造化規律一般永恆無際。

但是，

就《詠懷》組詩的內容而言，阮籍的“詠懷詩”並非哲學思想的五言化，

各篇詩作也並非割裂地表現逍遙、孤獨、人情翻覆之憾等內容。

組詩中唯有七句表現對逍遙無待精神境界的追求，分佈在四篇之中，除此四篇以外，詩人雖在詩篇中表露超越死生貴賤之辨的願望，但這

齊貴賤，一死生的願望恰恰源自對貴賤分判、浮沉異勢、生命有限的煩惱和恐懼，而非出於曠達胸懷。

《樂論》中的教化理想是阮籍的思想遺址；

“陰陽有變化，誰雲沉不浮”則出自出於大儒董仲舒“天道陰陽”的宇宙秩序觀

。雖則如此，“以違時之素質，當商風之摧殘，立節故嚴，而善全猶宜有術”，以身殉道並非先秦儒家所尚：“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

因此，

《詠懷》往往在一篇之內混雜人生不同時期的人生感懷與情感體驗，難以將某篇劃入某一人生階段或思想階段之中。

理性上，阮籍懷嚮往“大人先生”境界，否定困於名教、困於是非譭譽、困於生死的境界。

但《

詠懷》表現的是詩人作為普通個體生命的內心世界，他需要不畏懼公開自己的痛苦、軟弱，將解剖的刀刃對準自己，將一汪碧血捧與眾人鑑定。

因此，《詠懷》中既吟詠對逍遙無待之境的嚮往，亦記錄詩人在世事無常、人心易變、世道昏昧、生命有限等現實規律面前的煩憂，以及詩人年少天真時以禮樂秩序救世的願想。

詩篇往往以塵世的煩憂開篇，以逍遙境界化解煩憂：六、其三十八、其六十和其六十七之外，其他作品及逍遙自由的精神境界，否定在是非、譭譽、貴賤、得失之中鑽營的立身方式，提倡守拙遠害，但

同時也表現了世事無常、人生苦短、人心易改等現實規律的所帶來的焦慮感和彷徨感。

由此可知，

《詠懷》組詩善於表現普世性的現實規律與情感經驗，但這種普世性的人生感悟不同於作者的玄學思想理論：

首先，詩人雖在創作中設象以盡意，但《詠懷》中的象喚起情緒體驗上的共鳴，而非對玄味的暗示。

其次，阮籍“詠懷詩”旨在吟詠懷抱、情志，表達對現實世界、宇宙人生之意義的哲學思考，其用意在於把握個體生命中的痛苦與困境，為未來人生尋找解脫之路。

玄學乃至詩人早期信奉的儒學理論並非他詮釋的物件，而是他理解困境，尋求解脫的工具。

二、阮籍《詠懷》組詩“六經注我”的結構表徵

阮籍《詠懷》中對逍遙、自由境界的追慕源於現實人生的困境與苦難。同時，阮籍心靈的痛苦與他對儒學教義的理解有關。

阮籍的基礎人格首先是“儒”的。

阮籍對生命抱有真摯的熱愛，這是他悲天憫人之深遠情懷的由來，也使他在痛苦之時常常追思伯夷叔齊首陽之事。

然而，順應自然、與道浮沉是智者的選擇；內心的不甘、不平卻是痴人的天賦。仁的真精神、真性情被辱沒，顏閔之志隱沒於漫長幽昧的時光……“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歷史與時代所施加的困縛最難以反抗、最令阮籍絕望。

另一方面，紓解憂憤是文學創作固有的功能，但

阮籍在創作中所實現的自我救贖，不僅僅在於將不平之情文字，更體現在他們對內容結構的規劃上。

阮籍部分詩歌的結構形式體現了以玄學、道學人格開解儒學人格的動機，以其十五、其六十七、其七十五為例，阮籍結篇，常常先丟擲令自己殷憂不解、怵惕若驚的現實問題，以詩禮發冢的“鄉愿”小人如過江之鯽，不懂得“道之不行，與道俱隱”的智慧，溺情於名利榮華場；而天道卻在昭彰與幽昧之間不斷輪轉，詩人因此體會到了世事遷逝所帶來的巨大恐慌。

“儒”的人格無法完成自我勸解，於是玄學引道入儒的結構，以及道家的人格理想介入了詩人的心靈世界。

它們作為一種異質的思想力量，毫不留情地刺破儒家處世原則、人格理想在這一時代的不合宜之處。

雖然詩歌不能改變現實，但認識到了矛盾的無謂，便擁有了抽身離去的力量。

抽身離去，意味著無“所待”而逍遙，意味著不被塵世的浮沉、憂樂牽動內心，也便消解了憂愁的源頭，“焉見冥靈木？悠悠竟無形”以小大之辨化解人類生命對無常與禍福的恐懼；“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無異於《莊子》“儒以詩禮發冢”的尖銳嘲弄。

“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嗤”一句，表明其十五中萬千哲思都是為自我開解而發，理性與浪漫兼而有之。世途之奸險，仁人身死魂滅，競進貪婪者或欺世盜名，或苟且偷生，人世間錯誤顛倒至此卻運轉如常。

如何才能不失本心地走完這一生，這是阮籍終其八十二首“詠懷詩”也未能勘破的難題。

因此，《詠懷》常常避開對一系列哲學命題的討論，從結論處逆向開解自己，尋找答案。

因為生命無常而短促，故而人世萬物不值得勞累、煩惱、鑽營。

累累丘墳是對生命短暫與無常的暗示。登高覽遠，滿目丘墳，這一暗示著詩人以死亡隱喻指示生者的前路。詩人以抒情主人公的身份，短暫地在心靈世界獲得安寧。

政治生活、社會秩序、哲學思想、文學創作……在任何時代都不曾孤立地存在。

漢末以及魏晉之交，在政治秩序與社會生活領域所發生的巨大動亂，不僅極大地挑戰了政權的權威、擾亂了百姓的生活，也使指導統治秩序、安放士族人格的哲學思想失去了它的絕對合理性，“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文學也隨之改變。

王弼、何晏等人向道學尋找解決方案，但儒學數百年來的影響力，以及士人在儒學陶養下既成的世界觀與認識方式，無疑是“新道學”需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因此，

玄學的許多理論都圍繞著儒道理論的關係而展開，或以道學解決儒學的困境，或以道學揭露儒學在實際問題中的左支右絀。

漢初時，董仲舒改造儒學中關乎外在事功的理論，最終使得儒學影響力空前，漢王朝也盛極一時。然而，

正如《莊子·秋水》所論，事物的一切屬性和功能都是條件性的，也一定會隨著情況的變化而失去效用。

漢末分裂割據局面的出現，摧毀了儒學所帶來的社會效益，也消解了儒生的精神信念感。

雖然，玄學的風氣最終走向用“辨名析理”的方式進行“清談”的精神遊戲，但“辨名析理”的哲學方法源自當時社會綜核名實關係的需要，目的是糾正漢魏之際名教所引起的的社會問題。

阮籍則在心靈層面上繼承了這一方法，痛苦源於初心失落的絕望。

詩人曾經懷抱著熱切的救世初心，擁有對仁義、對顏閔之志、對功業聲名的熱望，這是阮籍痛苦的原因之一。

《詠懷》的創作見證了詩人透過否定進取之路，剖析世道、人心、生命之無常，從而化解痛苦的不懈努力。

三、總結

《詠懷》的結構中，詩人表達對逍遙、自由精神境界的嚮往，其目的在於解決心靈的困境，以“儒”之人格的煩惱開篇，以“道”之人格的逍遙化解憂情。

阮籍雖然常在作品之中表露看淡是非、譭譽、得失之別，追求精神上自由之境的觀點，卻並未使《詠懷》化身為玄學理論的文學註解。

它拋卻理論內容，以“六經注我”的方式介入文學結構，以詩筆為曹魏政權落幕之際，懷抱救世之志，

而在現實中屢屢碰壁的詩人渲染出精神世界的無憂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