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能聽千臺戲

“一日能聽千臺戲、戶戶遙聞說書聲”，在山東省濱州市惠民縣胡集鎮，春節後，一年一度的胡集書會必會拉開序幕。即便是在寒風刺骨的冬天，仍然抵擋不住曲藝愛好者的熱情，從五湖四海趕來的人們，為了這場曲藝盛會不覺技癢、躍躍欲試。目前中國留存下來的大型傳統書會有兩個，一個是河南馬街書會，另一個就是胡集書會。2006年，它們雙雙入選了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專案名錄。

作為民間曲藝瑰寶，胡集書會為何會在山東惠民形成？至今依舊閃耀？近日，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民俗研究》雜誌副主編、山東省民俗學會副會長王加華，對胡集書會的前世今生作出了精彩闡釋——

書會形成的四種說法

每逢胡集書會，藝人於正月十一晚前趕到胡集，借宿在村民家，集體進行“望空”“報門”等聯誼活動。之後，他們聚在一起，擇地演唱。書會上有西河大鼓、木板大鼓、毛竹板書、評書、渤海大鼓、山東快書、山東琴書等曲藝表演形式。附近群眾及各村的“請書”代表輪番前來觀看，選定藝人及節目後，拿走藝人的器物以表示成交。藝人在約請演出的人家或單位連演幾天，所得報酬頗為豐厚。這便是遠近聞名的胡集書會。

對於胡集書會的起源時間，目前說法不一。透過查文獻資料印證，胡集書會興起的歷史有二三百年。透過走訪調查發現，胡集書會的形成有四種說法：一是“遷址說”，胡集書會從元朝興起，最初的舉辦地點可能不在胡集鎮上，有人認為在棣州，即如今的惠民縣城。在元末戰亂之時，書會在棣州城難以生存，不得不遷到六七十公里外的胡集鎮；二為“競爭說”，源於當地的一個傳說，很久以前，一批南方說漁鼓的藝人與北方說落子的藝人都在胡集賣藝。為了爭取聽眾，雙方竟然動了武。不過，拳頭畢竟解決不了問題，他們冷靜下來後便約定“讓專業實力說話”。第二年的時候，他們在原地比試說書技藝，看哪方吸引的聽眾更多，由此形成了傳統；第三種說法是為了紀念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藝人。這位老藝人的墳塋便安於胡集。每年都會有老藝人的弟子、朋友前來祭拜，藝人越聚越多，胡集書會便慢慢產生了；第四種是“自然形成說”，胡集書會又名胡集燈節書會，在春節期間，民間一般都會舉辦慶祝活動，胡集也不例外。最早叫胡家集說書，後來被媒體發掘後，改為了胡集書會，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產生過程。

不可否認，胡集書會形成還有兩個十分重要的客觀條件。從一些史料上看，胡集曾經是經濟繁榮之地。比如，在1930年胡集佈局圖上可以發現，該地有兩條商業街，南北商業街和東西商業街。南北商業街雖然只有八百米長，但整條街上鱗次櫛比的票號約有二三十家，以及多個糧店、布店，足見其經濟發達。此外，胡集交通便利，毗鄰黃河渡口和國道，也是促進書會形成的重要原因。

胡集本質上是個曲藝交易市場

胡集書會有三個時間段，分別是前節、正節、偏節。新年到正月十一，胡集書會正式開始之前的那段日子是前節，胡集書會的藝人來自五湖四海，包括內蒙古、河北、東北等，以前的交通並不發達，很多藝人甚至要靠腳力走到胡集，且要在正月十一晚之前到達。“吃完年初一的餃子，帶著衣服、書鼓、器具等就要動身了。”不少老藝人回憶。這是一段漫長的旅程，他們邊趕路邊給沿路村民說書，還能掙點盤纏。正月十一的晚上，各路藝人終於齊聚胡集，在旅館安頓下後，會舉辦一系列活動。祭拜老藝人、相互敘舊情、交流技藝，然後互相介紹彼此的新徒弟。

從正月十二到十六的正節是胡集書會最為重要的日子。正月十二還是胡集大集開集的日子，一大早，所有的說書藝人會集合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擺好場子，開始“賣書”。說書至少需要兩個人，一個彈弦，一個敲鼓，使出獨門絕技的藝人，說著最熟悉的書段，吸引了不少老主顧駐足觀看。與此同時，胡集周邊的村子都會派出代表，德高望重的老人挨個欣賞藝人的表演，覺得好的，便前去邀請藝人來本村表演，還會支付一筆報酬。一旦敲定後，代表就會拿走藝人說書的器物，以此為約定，不能反悔。說書有一系列規矩，藝人去村子裡首先會詢問村民想聽什麼書，一般大家會選擇《劉公案》《施公案》《岳飛傳》這類大書。很多老藝人都表示，被邀請去村子裡說書後，有時候甚至一天都在說書，不得不去熬梨汁潤嗓。即便是這樣，說書的節奏還是很慢，一兩個月的時間很難說完。總之，要從正月十二的這天晚上，一直說到正月十六晚結束，這就是正節。

正月十六晚上結束之後，村子會給藝人支付之前商定好的報酬。但還會有觀眾意猶未盡，接下來的五天，藝人也可以選擇留下來繼續說書。從正月十七到正月二十一，就叫偏節了。因此，胡集本質上是一個曲藝交易市場，外地的藝人來說書，當地的人來請藝人回村說書。

劉蘭芳到胡集演出，

結束後足足撿了三大筐鞋

1936年成稿的《續修惠民縣誌》中提到當時胡集書會的盛況，請書的村子大概有三百多個，來胡集參加書會的藝人，總共有一千多人。

到“文革”時，胡集書會陷入低潮。不允許說老書，《孫公案》《岳飛傳》之類都聽不了，藝人就改說新書，《野火春風斗古城》等講述我黨鬥爭的書在那段時間湧現出來。說書活動也不敢聲張，藝人偷偷地說，村裡人偷偷地請，大傢伙聚集在牛棚裡聽書，是常有的事。

改革開放之後，農村經濟好轉，說書的熱潮再度興起。每年來胡集書會的藝人大概有五六百人，請書的村子也得有一二百個。1985年，劉蘭芳第二次到胡集演出的時候，房頂上坐滿了人，院子裡也全是人，甚至把院牆都給擠倒了。人擠人，很多人鞋子都被踩掉了，結束之後，足足撿了三大筐的鞋。

但這段繁盛期沒能持續多長時間。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家家戶戶都有了電視，後來漸漸有了電腦，有了更多娛樂方式後，胡集書會就慢慢被遺忘了。最冷清的一年是2004年，只來了4個藝人。

說書沒了市場，藝人的日子也比以前緊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說一場書，少的時候能賺五元，多的時候是十元，兩個藝人在村裡說上五天書就可以掙三百元。要知道，當時本科畢業生每月的工資也只有四十元，可見這是多麼高的收入。可隨著聽書人減少，收入跟不上去，說書已經不能成為謀生的手段，許多人被迫轉行，管倉庫、做豆腐腦、炸油條、裝爐子……

在說書行當裡，藝人的老齡化也非常嚴重，最年輕的藝人也有五六十歲，面臨著傳承斷代的狀況。有相關的資料可以支援，1987年，30-50歲的藝人佔比最高，這是說書人的黃金年齡，而到了2006年，佔比最高的是50-70歲的藝人。

正月十二，

仍有十萬多人聚集在胡集書會

沒人聽書，也沒人說書，胡集書會幾乎要消失了。

2006年，胡集書會被列入首批國家級非遺名錄，胡集鎮政府決定要保留住這一文化名片，提出“群眾聽書政府買單”。不用村子自己出錢請，想聽書，政府來買單。2007年，村裡覺得政府會兜底，不管藝人報價怎樣，就一個勁兒地請，口子一下開大了。

第二年調整為“政府買單送書下鄉”，統一定價，按申請分配藝人。2008年，來了兩百多位藝人，之後數字基本維持在三百個藝人左右。胡集書會再度復興，到正月十二這一天，大概有十萬多人聚集在胡集書會。

現在的胡集書會，前節和偏節基本上都沒有了，只有正月十一晚上的藝人聚會還保留著。以前正月十二的賣場演出，也變成了展示性演出，還增加了一個曲藝擂臺賽，每年都要評選出一二三等獎。

書會的曲種也在增多，以前為了支撐演出天數，只能說大書，說快書、說相聲的都參加不了。近年來，為了烘托氣氛，正月十二這天，說快書的、說相聲的、演二人轉的，表演湖南漁鼓、江西萍鄉春鑼的，甚至演魔術、唱京劇的，都匯聚一堂，好不熱鬧。

除此之外，“外地”藝人也在增多。傳統上來講，參加胡集書會的藝人，主要來自魯西和魯北，還有小部分從東北、內蒙古過來。近些年，來書會演出的，最多的是河北保定的藝人。

啟示：

政府主導是最有效的保護方式

胡集書會的衰落與復興，帶給我們在非遺保護上許多啟示。

我國非遺保護有四級名錄保護體系：國家、省、市和縣。非遺保護最主要的原則是，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明確職責、形成合力；長遠規劃、分步實施、點面結合、講求實效。政府主導在其中佔據了重要地位。而按照聯合國非遺保護公約，非遺保護的最基本原則是社群參與，兩者是存在差異的。

學術界關於非遺保護的主流觀點，是對政府主導持批評態度，因為單靠政府外力，只靠輸血是不夠的，一定要自己造血，才能長久維持下去。

談起非遺保護，最常用的兩個詞是保護和傳承。保護更多是對當下而言，眼下是否能生存下來；而傳承主要著眼於未來，是否能代代相承、長遠地存在。傳承的前提是保護，但就算保護好了也不一定能傳承下去。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產生、發展、滅亡的過程，不可能永遠存在下去。

拿胡集書會來說，雖然政府主導，但也只能說獲得了保護、維持了現狀，不能說實現了傳承。畢竟，年輕藝人跟不上去，光靠老藝人根本無法維繫。靠“造血”的話可能嗎？良性的“造血”應該靠越來越多年輕人主動學說書，但這看來根本不現實。

因此，像這種已經失去造血功能、面臨失傳的非遺專案，政府主導非常有必要，雖然不是最理想的保護方式，卻是最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