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願意為自己的碳排放交罰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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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慈善家雜誌（ID：cnscsj）

，作者：賀斌

在不久的將來，當我們乘坐公共交通，或是掃碼點餐，抑或是透過電子繳費，索要電子發票等，這些綠色減碳行為都有可能被記錄下來，並生成個人碳賬本，作為未來個人的綠色資產，獲得相關物質、精神和行政激勵，甚至有望享受綠色金融和綠色保險的優惠等。

這一切，都和你的“碳足跡”相關。

一、“罰”出來的公益

實際上，一些國外企業早已開展了個人碳足跡的追蹤和測算，比如2020年4月上線的App

Joro。登入進Joro，它就會問你一系列的問題，比如“你的房子有幾間臥室”“你的房子住幾個人

”“你每週吃多少肉”“你每年飛幾次航班”等等。在自行回答完這些問題後，App會根據回答去估算使用者的碳足跡，當你把它連線到信用卡或借記卡上時，它會自動估計每次購買的排放量，以“抵消”過多的碳排放造成的影響。

有意思的是，所有的碳足跡資料是建立在使用者的回答之上，而這一過程並沒有受到監督，使用者可以如實回答，當然，也可以“美化”自己的資料，一切全憑自覺。

App內還有“Challenges”和“Follow

friends”模組，它會提出一些減排建議，或向用戶發出可持續性挑戰，並且還可以關注其他的使用者來了解他們的減排情況。也正因為如此，Joro的碳足跡報告具有了某種社交性質，使用者透過社交網路與人“攀比”，跟蹤相對進度。

另一款2019年6月上線的軟體Wren也有異曲同工的效果，同樣依賴於問卷調查，生成碳足跡報告後，也需要使用者支付一定數額的“罰款”，平臺收取一定比例運營費後，剩餘的錢將用於環保。

真有人會為自己的碳排放交罰款嗎？從兩家公司公佈的資料來看，

不但有，而且為數不少。

Joro的使用者平均每月花費大約25美元用於碳補償，平臺收取20%的運營費後，剩餘20美元會用於環保，其中，66%會用於不同的林業專案，33%用於土壤補償，1%用於生物油專案。而Wren使用者平均每月支付21美元，同樣扣除20％運營費後，剩餘的錢將用於植樹造林、亞馬遜雨林保護，以及為烏干達難民提供清潔能源三個專案中的一個，Wren每兩週向訂閱者彙報專案進展。

在Joro官網上，這個成立僅一年半不到的企業在顯眼位置驕傲地展示著自己的成果，“在過去的一年中，Joro使用者減少1239。44萬千克的二氧化碳，其影響相當於種植了56。34萬棵樹木。”

目前，Joro和Wren尚未在中國上線，而《中國慈善家》在蘋果App

Store以“碳足跡”為搜尋詞發現，儘管有數個估算碳足跡的軟體，但明確需要為碳排放進行支付的，只有一款來自新加坡的軟體Carbon

footprint & CO2 tracker，在應用評價中寫著“此App

尚未收到足夠的評分或評論，無法顯示平均評分”。可以想見該軟體在中國市場的接受程度。

而其他幾個軟體，無論是國外公司開發還是國內公司開發，大都採用英語介面，問卷設計較為簡單，對於碳補償的方式，更多是“減碳建議”或“發出挑戰”，而非“罰款”，且評分都較低。其中來自於英國的軟體eevie，評分僅為1分，使用者評價為“無法選擇習慣，並且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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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被測算”。

在國外爆火的減碳軟體和運營方式，到了中國卻顯得有些水土不服，

問題究竟出在了“碳足跡”全記錄，還是歸咎於反向激勵的“懲罰”？

在中國，大受年輕人歡迎的螞蟻森林，看上去和Joro、Wren差不多，都是環保公益，也都是利用種樹等方式補償碳排放。在螞蟻森林裡，支付寶使用者可以在App中認領一棵“樹苗”，然後每天坐坐公交，跑跑步，甚至用支付寶線上支付，平臺根據這些行為測算出不同的減排量，獲得大小不等的能量，用能量來澆灌虛擬的樹苗。

只是，使用者每種下一顆虛擬樹，螞蟻集團就會種一棵真樹。根據螞蟻集團5月20日釋出的《2020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截至2020年底，螞蟻森林已帶動超過5。5億使用者參與，種下真樹超過2。2億棵。

二、消費端的減排

在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迴圈普惠專委會秘書長、綠普惠碳中和促進中心理事蔣南青看來，由企業主導的螞蟻森林，只能侷限在與其業務相關的場景，並未和個人的其他綠色行為打通，對於個人消費者的減排效果和教育並不明顯。

“要在不同的App中打通，就需要減排量可以相互計算並兌換，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所以我們要構建整體社會減排的底層平臺。”蔣南青說。

7月11日，綠普惠碳中和促進中心成立，中心將在蘇州率先建立全國首個個人碳賬本。圍繞“衣、食、住、行、遊”，蘇州市民的每一次減排行為都將被綠普惠雲記錄下來，基於中華環保聯合會公佈的團體標準，量化為個人消費者的碳減排量。

而在蘇州碳賬本之前，基於“綠普惠雲”平臺構建的首個政府側碳普惠平臺已率先在四川瀘州落地。去年年底，瀘州建立了“綠芽積分”，設計了低碳出行、無紙化業務辦理、環保志願服務、廢物回收利用等13種積分途徑，市民可以將積分兌換成商品，也可以將積分捐出，用於植樹造林和生態放流兩個公益專案。但目前尚未公開綠芽積分使用者資料，效果如何還待市場檢驗。

“從技術層面，個人消費端的碳足跡是可以計算的，但之所以只做碳減排，主要為了鼓勵公眾參與，最終形成一種機制，並反饋到生產端，形成商業的閉環。”蔣南青向《中國慈善家》表示。

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

（IPCC）

評估報告顯示，在全球碳排放總量中，約有72%是由居民消費引起的。上述報告稱，在中國，居民消費產生的碳排放量佔中國碳排放總量的40%～50%，且越是經濟發達地區，這一比例越高。

但目前的碳排放政策主要是針對生產端，並未涉及消費端，而實踐證明，比起生產端，消費端減排難度更大，光靠政策、資金驅動，或是單個地方政府或單一企業驅動，都難以達到良好效果。

蔣南青表示，儘管從生產端計算，中國一年的碳排放量大約是人均10噸，但從消費端來看，人均一年才1～2噸排放量，在碳交易市場，1噸排放量才二三十元錢，即使罰款，對個人的刺激作用有限。

但如果與政府、商業企業，特別是金融機構合作，碳排放量就可以被賦予更大價值，碳賬戶資料好看，或是積分很多的個人，可以獲得更多政策的優惠，信用的優惠等，可能更願意踐行綠色環保。

目前的碳排放政策主要是針對生產端，並未涉及消費端。

不光是碳排放領域，在其他公益領域也是如此。以為居民提供多場景垃圾分類回收服務的小黃狗環保科技，在2017年公司成立之初，由於垃圾分類政策還沒有出臺，公眾參與意願相對不高。

“萬事開頭難！”小黃狗環保科技董事長王澤銘向《中國慈善家》回憶，在社會的共性認知中，垃圾分類並不是一件直接利己的事情，但是透過公益教育，能逐漸讓大家認識到其社會效應和利他性。

經過四年的探索，小黃狗在垃圾分類政策剛性要求之餘，透過有償激勵和公益推動的柔性引導方式，創新一系列有趣的公益活動，引導和激勵個人行為習慣的改變。目前已形成“你好，童鞋”綠色迴圈計劃、“毛孩子守護計劃”“地球魔法師”校園環保教育計劃、“不混青年”綠色行動四大公益專案。

在小黃狗三大業務模式下，使用者無論選擇智慧垃圾分類回收機、便民交投點，還是上門回收或代扔，都將自動產生相應環保金，積攢到一定額度可以直接提現或兌換商品，也可以用於公益。

三、懲罰要基於立法

“對於Joro和Wren這種方式，我更願意稱之為補償式公益，在心理學上叫潛意識補償機制。”王澤銘曾經學過心理學，他認為，追求快樂和逃避痛苦都是人的欲求，但從研究結果來看，往往逃避痛苦的力量高於追求快樂的力量，所以激勵的方式要從兩方面來看——只逃避痛苦，肯定會壓抑或逆反；而只追求快樂，則會耽於安逸。所以往往獎懲機制並存，才能讓事情向更好的方向發展。

但是對於企業而言，並不具備懲罰的執法權，這也讓Joro們顯得有些尷尬，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抵消碳排放的“罰金”雖然與信用卡繫結，但繳納更多基於自願原則，憑的是使用者在社交平臺中的好勝心，或對破壞環境的羞愧心。

此外，兩家公司對於專案選擇的嚴謹和“罰金”使用的公開透明，也是令人稱道之處。Wren的創始人之一本·斯坦菲爾德在2019年接受《福布斯》採訪時表示，選擇這三個專案的原因在於這些專案有著較為完善的組織，例如，植樹活動是由國際小型組織和植樹計劃

（TIST）

完成的，TIST實行嚴密監測樹木生長的舉措，Wren能夠以gif動圖等視覺化形式將該資訊傳送給使用者。其他專案由Mandulis能源及雨林基金會牽頭，該組織是一個幫助秘魯人監控非法毀滅森林的組織。

真正贏得使用者信任和支援的是極高的透明度。

在Joro和Wren裡，使用者能實時看到每筆交易，還能看到這筆錢被用於哪個專案。Wren還會將自己的財務報告公之於眾，花了多少錢，花在哪裡，還剩多少錢全部告訴使用者，甚至直接將收據貼出來，供使用者隨時檢視。

對於公益事業來說，捐的錢用在哪裡固然要清清楚楚，“罰”的錢去向如何也要明明白白。這對於國內的類似專案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借鑑。

和螞蟻森林將真實的樹和虛擬的樹直接掛鉤不同，

蘇州的碳賬戶，未來或透過購買碳匯的方式來抵消碳排放。

蔣南青表示，作為將個人、政府、企業三方聯絡起來的第三方機構，綠普惠需要既能打通政府和企業的各類資料，又能起到監督作用。“如果個人消費者希望捐出綠色積分用於抵消碳排放量，也可以由第三方機構在碳交易市場建立一個賬戶，統一購買碳匯，再分配到每個使用者賬戶中，使用者可以清晰地瞭解自己的積分做了多少林業碳匯專案，抵消了多少碳排放值。”

除此之外，

帶有一定強制性的“懲罰”，一定是建立在“立法”的基礎之上。

“沒有立法的情況下，懲罰可能不合規，懲罰的錢交給誰，誰有這個權利，一旦牽涉到剝奪他人財產，必須要有健全的法律為依據。”王澤銘說，除了立法，一些地方性的法律法規、甚至條令條例也具有一定的強制效力。

今年3月，廈門產權交易中心碳中和服務平臺釋出首份《個人助力碳中和行動綱領》，提出了八條具體措施，包括建立個人碳足跡清單；融入減塑生活；運用公共交通工具替代開車出行；積極使用低能耗電器；主動參與植樹造林；購買森林碳匯抵銷個人碳排放；支援納入綠色減碳企業榜的商家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迴圈利用個人用品。

但從屬性而言，這份綱領只是倡議，並不具備強制性。在蔣南青看來，目前國家的碳減排工作，主要是針對重點行業的企業的排放，按照減排目標規定每個企業的排放配額，並建立碳市場允許企業之間進行碳交易。

而消費端的個人碳交易，屬於間接排放，如何規範還存在著諸多的挑戰，目前全球還沒有這樣的案例。蔣南青舉例說，2008年5月，英國下議院委員會曾經提議要求國會為英國市民建立個人的碳排放交易計劃，為每個市民提供一套二氧化碳排放權的標準，並且建立國家碳排放預算。當市民在購買額外的能源或者參與可能超過碳排放量限制的活動如搭飛機時，就需要購買額外的碳排放信用額度。

這項建議經英國國民民意調查遭到絕大部分民眾的反對，於是擱淺。

王澤銘認為，如果沒有立法，那麼公益的主動性就不再取決於逃避痛苦，而是追求快樂，整個社會都很趨同地認可和仰視做公益的人，加上政策的引導，會引發社會的效仿。

“要麼用懲罰機制讓他痛苦，要麼用獎勵機制讓他足夠的滿足。如果沒有立法，公益人士的滿足感就必須要增強。”王澤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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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賀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