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魏晉風流”，內心“惶恐不安”，隱居成魏晉文人的無奈之舉

作為中國古代極為混亂的一個時代，魏晉南北朝可以說，承載了太多的戰亂和仇殺記憶，那個時代似乎沒有所謂的憐憫之情，人性無時無刻都在遭遇強權武力的巨大威脅。

即便到今天，人們依舊對於那個混亂時代的印象不佳，似乎這在人們的腦海中，已經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式，王朝更替頻繁、民族矛盾尖銳、中原漢族文明備受威脅等等，都成為這時期的典型時代特徵。

早在東漢後期就已經出現了士人清議運動，當時的東漢正處於外戚和宦官交替執政的階段，皇帝雖然貴為天子，但是依然擺脫不了成為傀儡，任人擺佈的命運。

外戚和宦官相互奪權，在朝廷中大肆安插自己的親信，整個東漢的政治已經腐爛透頂。

廣大太學生對於這種混亂政局義憤填膺，同時他們作為國家培養的重要人才，卻沒有機會參與到國家的管理當中，這令他們對外戚和宦官政治十分憎恨。

但是由於太學生沒有所謂的政治權利，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他們只是一群白衣，不過他們沒有放棄，而是利用自己的言辭，不斷批評談論朝政，從輿論上給予外戚和宦官巨大的壓力。

與此同時，朝中的一些有識之士也參與進來，這對外戚、宦官把持政治的局面，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東漢時期外戚和宦官的專政，實際上表現出了當時政治的腐朽和衰敗，而太學生作為當時的知識分子，能夠主動站出來，並且引領了清議運動的潮流，無疑表現出了文人群體剛正不阿的性格，和他們對於參政、議政權利的渴望。

清議運動的聲勢浩大，對於外戚和宦官的專制起到了威脅，這使得他們迅速展開了政治報復，特別是宦官勢力，採取了一系列舉措，鎮壓太學生和朝中大臣，史稱“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的爆發，似乎表明這種清議運動遭遇到了重大失敗，而此次政治鎮壓之後，知識分子品評時政的熱情，似乎被澆了一盆冷水。

儘管東漢後期，對於太學生的鎮壓已經解除，但是曾經的那種政治熱情，以及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勇氣，卻好像再也回不來了。

東漢後期知識分子反對專制，主張積極參與政治的願望落空之後，魏晉時期的文人，在面對相較於東漢後期，更為嚴峻的政治局面之時，也就選擇默默忍受了。

《後漢書》載：“黃巾賊起後，中常侍呂強乃言於帝：黨錮久積，且人情多怨。倘久不赦宥，乃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也。帝懼其言，遂大赦黨人。”

既然沒有機會重申自己的權利，既然世家大族們控制著，所有的仕途晉升之路，佔據著所有的政治崗位，自己的一生所學自然也就無用武之地了。

儒家思想講究的就是治國平天下，今天學了一肚子的之乎者也，治國理政知識，卻沒有空間和舞臺來應用，這就讓知識分子們內心憤懣不平。

與此同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歷史大環境，也給予了這些沒有機會參政的知識分子，內心以巨大打擊。

連年的戰爭和死亡，已經讓這些文人，逐漸失去了對現實世界的追求，在他們的腦海裡，逐漸形成了一種消極厭世的情緒。

隱退山林、不問世事、喝點小酒、搞點音樂等等，這就是魏晉名士的日常生活。這種生活看似悠然自得，實際上卻是這些文人們，內心消極、惶恐的直接體現。

魏晉時期在中國的文壇上，已經出現了一批高等級知識分子，他們知識淵博、思想深邃，雖然表現出了對當時政局的極大關注，但是無奈於時局所迫，世家大族掌握政權，壟斷大部分知識分子的上進之路。

由此直接導致了整個政權的人才口袋越收越緊，一些有心報國卻無力參政的知識分子，只能夠選擇默默忍受，他們想要喊出這個時代的最強音，但是在絕對的武力脅迫之下，這種吶喊始終是弱小無力的。

魏晉名士擁有淵博的文化知識，這一點無可非議，不過就是因為現實社會，給予了他們太大的打擊，使得他們離自己當初的思想抱負越來越遠，這才會使得他們逐漸走上了隱居之路。

而五石散和酒精，也只不過是麻痺神經的最好東西，這種內心的恐慌和不安，實際上僅僅透過麻痺的方式是不可能消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