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文化本身的自主和能動性

問題的關鍵在於波茲曼過於強調成人文化的力量，而忽視了童年文化本身的自主和能動性，正如在那個荒誕匱乏的年代，邊緣性生存體驗和童年的自由詩意相碰撞間的張力即是最好的辯駁和佐證。然而，儘管童年有其自組織性，有其旺盛的生命力，但其衍生髮展依然是建立在現有的文化語境基礎之上的。事實上，波茲曼指出的電子媒介時代的文化語境的確是值得反思的。

電子媒介是商業文明的產物，它伴隨著物資的剩餘、技術的發展、影像和娛樂產業的脫穎而出等等特徵。與此同時，人們的精神狀況也出現了與自然經濟時代不同的特徵。物質的富足當然會帶來個性的解放、私情的寬容和對生活更加自主的掌控。但是商業文化的平面化、碎片化、即時性、功利性等特徵也使得人們深刻體驗生存的能力日漸稀薄：知識和資訊蔓延的同時，生動可感的經驗被壓縮得扁平化、碎片化；情感世界在虛擬空間得到延展的同時，個體與真實世界的豐富聯結逐漸淡化；後現代和解構主義成為一種生活流行哲學的同時，對於確定性的尋求顯得慘淡冷落。

而孩子們作為整體文化系統中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捲入到這場大眾文化的漩渦裡，這一點可以從孩子們對於虛擬空間的迷戀，對於即時易得的成就感的偏愛，懂得多但是懂事得晚等方面初見端倪。不可否認的是，如今的童年世界相較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童年，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當代孩子們基於當下現實文化的重構，事實上，在這其中，依然徜徉著孩童的生命力，綿延著童真稚氣。

就如有學者在比較農耕文明與商業文明背景下童年形象的差異時指出，與農耕文明相關聯的兒童形象通常是被動的，順從的，對自我命運缺乏掌控能力的，而商業文明背景下的兒童形象則更加積極主動，擁有一種有力量的純真。但是童年文化本身的能動性與現實的文化環境是兩方面的問題，不注意到文化本身這一根本性的問題，而僅僅談論兒童對於具體文化的接受和處理能力，是捨本逐末的行為。成人作為擁有社會主導話語權的行為群體，不應放棄自己的文化責任和倫理操守，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