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稱為東方的莎士比亞，一生放蕩不羈，晚景淒涼貧病交加去世！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士農工商”，從這兩句話，便可以看出古代士人即讀書人的超然地位，以及商人地位之低。

所以古代文人多是一些自視清高之輩，他們認為讀書最大的意義便是謀取功名，即便是杜甫都沒能逃出這個怪圈，杜甫也曾參加過科舉考試，卻遺憾落榜。

文人自然會寫作，不過古代文人寫作不像現如今的那些作家靠稿費度日，他們寫作只是為了抒發內心情感以及政治抱負，對他們而言，寫詩賦文就像現代人喝茶一樣，純屬是修身養性的業餘愛好。

不過明末清初時期有一位文人就十分特殊了，他從來不以文人身份自居，反倒是經常將作品拿去賣錢，甚至自己也涉及商賈之事。這在現在看來很正常，不過在當時卻屬於離經叛道，因此他在當年沒少受到一些自視清高之輩的指責。

這個文人便是李漁，他的文學成就比起那些指責他的凡夫俗子就像是拳擊手與嬰兒的力量差距。李漁平生酷愛研究戲劇戲曲，對此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他的著作《閒情偶寄》當中所涉及到的戲曲知識十分全面以及深奧，對整個中國古代戲曲理論的發展都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李漁也因此被一些後人譽為“東方的莎士比亞”。（湯顯祖，關漢卿等人也曾獲得此等殊榮，不過這只是個人見解的不同，畢竟一千個讀者尚且有一千本《哈姆雷特》，更何況是對一個人的評價。）

李漁的特殊，要從他的童年談起。李漁小的時候家裡甚至都沒有自己的房子，而是住在村裡的一個破祠堂裡，祠堂是用來祭祀祖先的，與死人相關的地方在中國人看來是不吉利的，李漁兒時住在這種地方，可見其家境究竟有多麼貧窮。

李漁所居住的那個祠堂位於夏李村，村裡有不少人為了謀生都跑去外地做生意，李漁的大伯李如椿也在江蘇開了一家藥鋪，生意興隆，後來李漁的父親李如松實在養活不了一家老小，便帶著李漁跑去投奔李如椿。

過去後，在李如椿的幫助下，李漁家境有所改善，李漁也得以步入私塾讀書，閒時會在大伯藥鋪中幫一些忙。在大伯的言傳身教以及耳濡目染下，李漁充分了解了商人這一行業的艱苦，他也受起了對商人的偏見，這也是他後來不忌諱賣文從商的最主要原因。

不久後，李如松去世，李漁家中失去了頂樑柱，此時的李漁已經及冠，並且飽讀詩書多年，他深知若想更改命運，就必須要考取功名。

公元1639年，李漁滿懷信心地前去參加鄉試，卻不幸落榜，這並不能說明李漁知識儲備文學修養不過關，畢竟古代科舉考的東西實在死板，便是杜甫，韓愈，孟浩然這些人也曾名落孫山。

此番科舉過後，沒幾年清兵入關，整個大明王朝隨時都可能覆滅，李漁也徹底失去了自己透過科舉謀取功名的機會，他開始躲避戰亂，四處隱居。

後來，李漁來到了受戰亂影響較少的杭州，杭州雖美，可李漁一個外鄉人，又是囊中羞澀，實在是難以在此地立足。在困境中，李漁想起年幼時跟大伯所學，便對市場進行了一些走訪調研，發現杭州不少百姓甚至是一些達官貴人都對小說戲劇有著濃厚的興趣，於是李漁便走向了一條賣文謀生之路，他也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業作家。

短短數年內，李漁就寫出了《風箏誤》《玉搔頭》等多部戲劇以及兩篇短篇小說集，他的筆名“湖上笠翁”也在蘇杭等地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以及影響力。

士農工商四大階級，文人怒罵李漁離經叛道，農民工人對李漁的戲劇痴迷無比，商人則拿李漁的盜版書籍去賺錢，為此李漁沒少跟這些人作鬥爭，他可以說是我國曆史上第一個捍衛自己著作權的作家。

在這之後，隨著出名，李漁的作品越來越好賣，他也有了更多的時間以及金錢去遊歷增長自己的見識，史稱“過一地即覽一地之人情，經一方則睹一方之勝概，且食所未食，嘗所未嘗。”所以李漁晚年的作品，更有靈魂，其代表作《閒情偶寄》便是在康熙十年，遊歷完多地後而寫。

公元1680年，69歲的李漁貧病交加，與世長辭，他的一生並不算長，但他對中國戲劇界的影響卻持續了數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