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書法家董其昌，為禍鄉鄰魚肉百姓招致民怨引發群體事件

中國傳統政治是文人政治，刀筆吏是中國權力的主要掌控者。書法作為中國文人的特長，往往成為權力的敲門磚。早在秦始皇時代，李斯和趙高就以書法而成為秦國的青龍與白虎。後世的蔡京、秦檜、嚴嵩、和坤之流，也都以書法而登龍有術，精美的書法背後，竟然隱藏著一副無恥下流的酷吏面目。這種審美與罪惡的詭異結合，構成中國權力史詭異的一面。

實際上，在傳統名利場，歷來善書者不乏雞嗚狗盜、趨炎附勢之徒，有品格有操守的書法家則鳳毛麟角，而且往往不得善終。歐陽修在《筆說》中雲：“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之必寶也。”董其昌正好與顏真卿相反，其人品雖不佳，但似乎並沒有影響其書“必寶”。比如康熙就對董其昌的書法推崇備至，為董其昌詞堂題寫了“芝英雲氣”四字匾額，並親筆題跋。

董其昌是明萬曆年間的進土，少年時因書法低劣而落榜，後臨池苦練，終於成為一代書畫大師，號稱“三百年來一巨眼”。董其昌供職翰林，當過皇太子的老師，後來辭官回到老家上海。董早年在上海時很窮，負擔不起搖役，“棄家遠遁”。董其昌發跡之後，變得貪得無厭，為了攫取錢財，幾乎無所不用其極，“膏腴萬頃，輸稅不過三分”；此外，他還“造娼院以牟利”。沒有多久，他就成為擁有良田萬頃、遊船百艘、華屋數百間的超級大富豪。

錢能壯膽，財大則氣粗，金錢和財富本身不僅誘發人的貪慾，也激發人肆無忌憚地為非作歹。特別是法禁鬆弛的權力社會，作惡本身就是一種權勢的體現。所有的權勢都離不開暴力，董其昌不惜巨資豢養了一大群流氓，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無惡不作，這實際是中國市並自古的常態。顧炎武專門論及地方惡霸收留市井流氓、豢養爪牙打手的事情，“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在蘇州府的嘉定縣，“大家僮僕，多至萬指”。董其昌雖然書法偉岸，但其實人品猥下。他本人驕奢淫逸，老而漁色，多房妻妄，還廣招致方士，作為房中術特別教練，練習採陰補陽之術。他曾費盡心機，娶了一位同僚的孫女為妾，並且強姦了這位小妾的妹妹。

權力本來就是慾望的極致，至於變態，只是一種較高境界而已。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秋，已過花甲之年的董其昌，一時獸性發狂，強姦了一個叫綠英的丫鬃。綠英的爹孃是秀才陸兆芳家的傭人；綠英逃到陸秀才家，向爹孃哭訴。董其昌的管家們聞訊，即刻出動200多全副武裝的打手，衝進陸家，擄走綠英不說，見人就打，將陸家砸的狼藉一片，以示恫嚇和懲罰。

可憐陸秀才禍從天降，含恨之下，竟然也走上了漫漫上訪之路，自然沒有任何結果。陸秀才畢竟是有功名的人，類似今天的大學生研究生，多少比起農民來，還是要有點社會地位，因此也得到人們關注。有讀書人頗有公心，將董其昌的惡行改編成說唱段子，這就像如今的手機簡訊，或者微信、微博之類。說書人就走街串巷，到處傳揚董其昌老當益壯的傳奇事蹟——“白公子夜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裡”，云云。

董其昌也知道，這事情畢竟能做不能說，好說不好聽。為了防止事態擴大，董其昌的家奴們立即展開行動，終於捕獲了一個說書人。一頓嚴刑拷打，這個說書人竟然被折磨死了；臨死前，他胡亂抓了一個範秀才作墊背。範秀才成了下一個“冤鬼”，其實他還是董其昌的親戚，但董其昌六親不認，範秀才被抓到董其昌家，寫了保證書才放回。

範秀才無故受辱，越想越氣，回來沒幾天，就活活氣死了。範秀才一死，範秀才他娘難忍喪子之痛，悲憤之下，帶著三個丫鬃，跑到董其昌家討說法。董其昌家的惡奴們心狠手辣，令人髮指，將這四個女人扒光衣服，一頓暴打，而後拖著這四個血肉模糊的女人遊街，路人見之無不駭然。

董其昌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立刻轟動了周邊府縣。人們聞聽，無不義憤填膺。一時之間，董其昌幾乎成為地方公害和全民公敵。

那年代還沒有報紙、電視、網際網路，好在中國人已經發明瞭印刷術，而且蘇州、上海一帶恰好是當時中國的印刷中心。人們自費印刷了各式傳單，把董其昌的惡行編成故事。常言說，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這事算得上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接下來還被編成曲子，“若要柴米強，先殺董其昌；殺了董其昌，平安困到天大亮……”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董其昌並不是從綠英和範秀才這裡才作惡的，他及其家人的罪行，早已激起了民眾特別是士林的憤怒。終於有一天，事情到了真正怨聲載道、窮天望地的地步。一些有良知的人四處張榜發帖，檄文言語犀利、同仇敵愾，約定行香之日共討董其昌。

面對群情洶洶，董其昌為萬夫所指、眾矢之的。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日，從青浦、金山等地聞訊趕來的人，擁滿街道，不下百萬，罵聲如沸，日夜圍住董其昌家，想一睹其如何青面獠牙。董其昌心中恐慌，又花重金僱請了200多名流氓打手，手持哨棍和糞桶，近則打，遠則潑。

松江知府和華亭知縣為了平息事端，拘捕了董其昌的打手陳明，但仍無法控制事態的發展。四方圍聚的民眾越來越多，憤怒之下，董家大門被撞開，有人點燃了董家大宅。

中國傳統建築都是木土結構，最怕煙火。董其昌和他的家奴們被燒得狼奔豕突。佔地近百畝的董家豪宅和其一生斂聚的無數資財，轉眼化為灰燼。董家數百間畫棟雕樑、朱欄曲檻的園亭臺榭和密室幽房，也都付之一炬。董宅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大火數日不息。董其昌為了建築這些房子，強拆民宅無數，多少人家因此家破人亡，這些建在白骨之上美輪美奐的豪宅，如今被燒了個乾乾淨淨。

在這場反董浪潮中，有一些沒眼色的闊人，穿綢裹緞，手持繪有董其昌墨寶的扇子招搖過市，也被“不明真相的群眾”怒不可遏地衝上去，將扇子撕碎，乃至把持扇者一頓暴打。

作為大書法家，董其昌題字無數，結果這次城樓失火，禍及池魚。憤怒的民眾將董其昌建在白龍潭的書園樓居一舉焚燬。接下來，所有掛有董其昌題字的商鋪，紛紛取下招牌砸爛，以示義舉。

地方官府害怕激發更大的民變，因此沒有派兵鎮壓，但這次群體性事件也沒有傷人，董其昌和他家奴最終僥倖逃脫。董其昌惶惶然如同喪家犬，從此隱姓埋名。就這個轟動一時的“民抄董宦”事件，很多有正義感計程車人都對董其昌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海內但聞其虛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術之奸邪！”“不意優遊林下、以書畫鑑賞負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聲名如此！”“思白書畫，可行雙絕，而作惡如此，異特有玷風雅。”

對於這場集體“復仇”，董其昌雖心有不甘，但也無可奈何，只好無恥地辯解說，所有惡行都是手下人所為，導致他無辜遭殃。這次“群體事件”如此可怕，使得“三吳世家大族，人人自危”，從前仗勢欺人者也收斂了許多。

比董其昌稍早的東林黨領袖顧憲成說：“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按照清代官修《明史》的說法，董其昌一生光明磊落，愛民如子，“不明真相的群眾”受“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的“謠言”“蠱惑”，才導致了這場群體事件，使董其昌無辜受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