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與胡適的交往中，還原一個真實的周作人，魯迅弟弟的身份害了他

胡適和魯迅，一向是大眾熟知的文化名人，不論是從才學上還是從思想上來說，這兩個人都堪稱文人楷模。而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文人，但卻很少被人提起，這顯然不是因為他的風頭完全被魯迅蓋住了。

周作人在文學史上的尷尬地位，有一定的歷史因素和政治因素，但是如果因此就否定此人的文學成就，甚至刻意抹黑他的人品，就有失風度了。事實上，周作人和胡適交情頗深，而從兩人的交往中，也可以還原一個真實的周作人。

敢於自我批評

周作人一向對日本文化非常關注，當時日本興起了一項新的運動，叫“新村運動”，就是用一種新的方式來生活。周作人對這項運動非常推崇，還寫文章在國內介紹這一運動，但是引起了胡適的批評。

胡適認為新村運動是“獨善的個人主義”，還給出了四大理由，而周作人不久之後就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來作為對胡適的迴應。周作人對胡適提出的四大理由，分別予以反駁，最後作了自我批評。

周作人說，胡適對新村運動存在一些誤會，而這些誤會，是因為介紹者沒有完全介紹清楚，所以是介紹者的責任，同時接受胡適先生自己的獨立觀點，即使這種觀點與自己相反。

周作人將責任歸咎於自己，說是自己沒有介紹好，這雖然有故作謙虛的嫌疑，但無論如何都表現出他的嚴於律己，敢於自我批評的端正作風。

敢於堅持自我

1924年，變亂陡然發生，馮玉祥動用武力，逼迫末代皇帝溥儀出宮，這件事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文化界展開了廣泛的討論。胡適的觀點非常鮮明，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信件，稱這是“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而周作人讀到後，馬上給胡適寫信，表達自己的反對。周作人信中說：

“這次的事從我們秀才似的迂腐的頭腦去判斷，或者可以說是不甚合於‘仁義‘，不是紳士的行為，但以經過二十年拖辮子的痛苦的生活，受過革命及復辟的恐怖經驗的個人眼光來看，我覺得這乃是極自然極正當的事。”

從周作人的信中可知，他並不反對這次的逼宮事件，而胡適也解釋過，說自己反對的是用暴力方式趕走溥儀，在本質上與周作人一樣，都不反對趕走溥儀這件事本身。

當時這件事發生之後，國內外頗有微詞，背後涉及到的不僅有學術之爭，還有政治立場的問題，而周作人敢於堅持自我，始終認為這件事是正確的。

胡適雖然是他的好朋友，但是主義之爭，不可不爭，這件事也絲毫沒有影響兩人的關係。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的人品並不差，且是一個名副其實有骨氣的熱血青年。

對朋友推心置腹

周作人和胡適，雖然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個人生活上，周作人還是對胡適這個朋友，還是頗為推心置腹的。這從兩件事上可以看出來。

第一件事，是1929年，胡適的《人權與約法》等一系列文章，觸到了某些當權者的痛處，所以遭到了他們的威脅，說是要嚴懲胡適，而周作人聞訊之後，立刻寫信給胡適，告誡其應該安心做學問，不要過多過問身外之事。

當時胡適的處境十分危險，所以周作人與胡適還交往甚密，是要承擔不小的風險的，可見周作人對朋友肝腦塗地，不存一點私心。而胡適感動之下，回了一封信，其中“相去甚遠，相期至深。”二句，可謂是真情流露。

第二件事，就是1936年時，胡適的一生摯友丁文江因病去世，而他的病完全是工作太過勞累留下的，周作人於是想到了胡適。

胡適經常工作到半夜，有時候還要到凌晨三四點，周作人擔心胡適的身體，於是寫信告知胡適，勸胡適多休息，將心思都拿來研究學問即可，這其實就是在說，要胡適別摻和政治上的事情了。

與上次一樣，周作人的信同樣寫的感情真摯，傾訴衷腸，看到不幸之事，馬上想到朋友的安危，可見周作人確實是一個重情重義的文人。

其實不論從人品還是文學水平上來看，周作人都有值得稱道之處，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本來可以更高一些的。但是作為魯迅的弟弟，很多時候他的錯誤會被放大，變得比常人更加不可原諒。

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魯迅弟弟這個身份，反而害了周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