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趙構與明代宗朱祁鈺的比慘大會，他倆誰更慘

一、宋高宗趙構的歷史悲劇

宋高宗趙構（ 1107 ~ 1187 年） ，字德基，宋朝第十位皇帝（ 1127 ~ 1162 年在位） 。北宋靖康元年（ 1126 年） 金兵大舉入侵，由於統治者的腐敗、軟弱和投降政策，京城汴梁（ 今開封） 被攻陷。金兵在大肆搜刮後，于靖康二年（ 1127 年） 四月，劫掠宋徽宗、宋欽宗二帝及後宮嬪妃、王公大臣、各色工匠、教坊歌伎等三千餘人和大批財物北去，北宋從此滅亡。

國不可一日無君，當時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在抗金老將宗澤等人的擁戴下，于靖康二年五月在南京（ 今河南商丘） 即位，是為高宗，改元建炎，重建政權，後遷都臨安（ 今杭州） ，史稱南宋。高宗即位之初，以抗戰派李綱為相，勵精圖治，整頓朝政，擴充軍隊，嚴明軍紀，準備抵抗金軍的入侵。當時為東京留守的宗澤手下已擁兵百萬，各地義兵勤王之師風起雲湧，形勢一片大好。

然而短短的幾個月後，趙構的態度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李綱、傅亮、張所被貶； 陳東、歐陽澈被殺； 趙構南逃揚州； 宗澤的北伐要求被拒，並受到嘲笑，繼而憂憤成疾而死。從此以後，宋高宗趙構寧願東躲西逃，下定決心向金求和，不惜奴顏婢膝。

後來又一日內連發十二道金牌，急令在戰場上連連取勝、已取得主動權的岳飛班師回朝，削去抗金名將岳飛、韓世忠等人的兵權，並指使秦檜、張俊等人陷害岳飛，殘忍地將其殺害。當時“天下聞者，無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檜”。

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宋高宗趙構不可能不知道岳飛是冤枉的，可是為什麼還要做出這種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呢？ 原因只有一個，怕失去手中的權力。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就是手握重兵，在陳橋驛發動兵變而登上的帝位。961 年，又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王審琦、高懷德等大將的兵權。從此，宋代各位皇帝都牢記祖訓，“安內”任務遠勝於“攘外”。宋高宗懼怕大將久握兵權，懼怕義兵發展壯大，更懼怕父兄徽、欽二帝回來奪去他的帝位。所以，當李綱、宗澤等人明確提出要“報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無所之恥”“迎回二聖”的時候，宋高宗趙構那根脆弱的神經就被觸痛了，從此完全倒向求和派的一邊。

他寧願置父母、兄弟、姐妹的安危於不顧，寧願偏安江南、失去半壁江山，寧願留下千古罵名，寧願割地稱臣、每年向金進獻歲幣，也不能去冒失去權力、帝位的風險。對於封建帝王來說，皇帝至高無上的身份、地位，皇帝主宰一切的權力是高於一切的。宋高宗牢牢保住了帝位，犧牲的只能是國家、民族、老百姓，甚至自己父母、兄弟、姐妹的利益、幸福和尊嚴。

二、明代宗朱祁鈺的歷史悲劇

明代宗朱祁鈺（ 1428 ~1457 年） ，也稱景泰帝或景帝，明朝第七位皇帝（ 1449 ~1457 年在位） 。明正統十四年（ 1449 年） 七月，瓦剌首領也先以明朝削減馬價、拒絕求婚為由，率軍大舉入侵。當時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鎮在大太監王振的唆使下，倉皇率兵親征。八月，明軍在土木堡（ 今河北懷來縣東南） 被瓦剌騎兵包圍。混戰中，五十萬明軍死傷大半，二十萬匹騾馬和全部輜重盡被瓦剌軍隊所繳獲。這場慘痛的事件史稱“土木堡之變”。之後，也先挾持明英宗大舉進犯，企圖對明政府進行勒索敲詐。訊息傳到京師，明兵部侍郎于謙等人擁立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鈺為帝，很快穩定了政局，擊退了瓦剌的進攻，粉碎了也先的陰謀。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的皇帝，手中的英宗反倒成了恢復與明朝正常關係的障礙，於是在景泰元年（ 1450 年） 將明英宗送回。英宗承諾不再過問朝政，景泰帝尊英宗為太上皇。

然而，大權旁落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明英宗獨居南宮，不僅不能執掌天下大權，生活用度大不如從前，而且還要忍受弟弟的提防戒備之心。於是暗自聯絡舊臣黨羽副都御史徐有貞、武清侯石亨、宦官曹吉祥等人，陰謀策劃，時刻準備復辟。景泰八年（ 1457 年） 正月，趁代宗重病期間，徐有貞、石亨等人發動政變，擁英宗入主奉天殿，復辟成功，明英宗再次登上皇帝的寶座，史稱“南宮復辟”或“奪門之變”。明代宗於一個月後死去，明英宗以親王之禮將其葬在北京西山。明代宗朱祁鈺與下落不明的惠帝朱允炆一樣，成為明朝歷史上僅有的兩位未被埋入明皇家陵園的皇帝。

明代宗以維護家國榮譽尊嚴為己任，重親情，明大義。面對異族的入侵，能夠勇擔社稷重任，堅決抗戰，打擊入侵者。在迎英宗回朝的問題上，代宗以民族尊嚴和倫理親情為重，雖然也考慮到了英宗回朝後對自己政權的影響，但他還是滿足了也先的各種要求，迎回了自己的皇兄。然而，此後的事情卻沒有向代宗良好的願望方面發展。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帝位在英宗心目中遠比兄弟親情要重要得多，朱祁鈺最終落得個含恨而終。

三、兩種悲劇結局的對比與思考

身處兩難處境的宋高宗趙構和明代宗朱祁鈺當時所面臨的是一個相同的困境，那就是要不要迎回被異族入侵者俘獲的先帝，對於宋高宗趙構來說就是自己的父兄——-徽宗趙佶和欽宗趙桓，對於明代宗朱祁鈺來說就是自己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鎮。

迎回先帝存在著一系列的危險： 首先，要積極組織全民對抗入侵者，而戰爭勝敗難料，勝了固然一切如意，如果戰敗，則要承擔戰爭的後果，甚至有可能性命不保； 其次，在戰爭中壯大的民間力量有可能對皇權造成威脅，久握重兵的將領也有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勢； 最後，迎回的先帝對於現任皇帝來說會成為一個燙手的山芋。因此，對這個問題的處理會陷入一個兩難的境地。如果讓位於先帝，自己將任其宰割，在封建社會，在沒有先帝授權的情況下僭越可是殺頭的大罪； 如果不讓位，對方可能會覬覦皇位，成為自己的心頭大患。如何對待他們還得顧慮天下人的目光與看法。放任他們，等於在自己身邊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 約束他們，又恐天下人有微詞。如果決意不迎回先帝，那戰場上當然不能取勝，否則在封建倫理觀念極強的封建社會會受到一致唾棄，無法向國人交代。但這樣做在對內、對外的關係處理上要付出屈辱的代價，宋高宗和明代宗顯然都清楚地瞭解這一點，只是選擇了不同的方式。明代宗不願對外屈服，選擇了堅決抗蒙，遵從封建禮法，迎回皇兄。他處處小心，但還是沒能逃過歷史命運的必然結果，最終政權被推翻，自己也含恨而終。宋高宗選擇了對外屈膝，偏安一隅，牢牢保住自己的皇位，為此拋棄親情，陷害忠良，泯滅了良心。

我們學習歷史時，應該更多地看到某個事件、某個人物的行為所產生的根源，是良源要發揚，是惡源就要剷除。這樣人人自律，社會才能和諧，朝著良性迴圈的方向發展。惡源種下了，不管怎麼做，悲劇都無法避免。宋高宗趙構和明代宗朱祁鈺的兩種悲劇性結局就說明了這個問題。看待歷史人物、評價人物形象時，我們不應苛責他們，而應透過現象看到本質，應該看到執掌天下、生殺予奪、一人至上的皇帝制度是造成這種悲劇的根本原因。

不是宋高宗和明代宗的選擇錯了，而是這種集權專制的制度錯了。只有廢除這種不文明的專制制度，採用文明的民主制度，歷史的悲劇才不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