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記 | 南宋百姓為什麼不肯養兒子？

作者丨言九林

編輯丨吳酉仁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有溺殺女嬰的惡俗。本文再說一說南宋百姓不肯養兒子的問題。

南宋紹興八年（1138），宋高宗下發了一道諭旨：

“庚子，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

所謂“不舉子”，指的是生了孩子（主要是指兒子）之後不願養育，將之送人、扔掉乃至直接溺死。由皇帝出面下詔禁止百姓生兒不養，可知這種現象在當時很普遍，非是個案。

對於中國傳統社會的生育狀況，長期存在一種似是而非的錯誤印象，即認為農耕社會之下，增加勞動力即意味著增加財富，故民眾多樂衷於多生兒子。

許多時候，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如漢元帝時的御史大夫貢禹，曾在給朝廷的奏摺裡提到，自漢武帝頻繁征伐向民眾徵收重稅，併發明瞭“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的新稅種後，漢帝國的百姓便陷入了一種

“生子輒殺，甚可悲痛”

的境地。他向元帝建議，將“口錢”的徵收標準從三歲提升到七歲，以減緩民間的殺子之風。

到了東漢，情況仍未改善。《後漢書》的記載是“小民困貧，多不養子”。飽讀儒家經典的賈彪去做新息令，便見到該地頻繁發生父母殺害兒子的慘劇。發出

“母子相殘，違天逆道”

的悲嘆後，賈彪選擇違規從官庫中拿出錢來資助生孩子的百姓。晉代史料《零陵先賢傳》裡也說，東漢末年的稅收政策是“產子一歲，即出口錢”，兒子生下來滿一歲便要繳納人頭稅（比西漢的標準還狠），所以“

民多不舉產

”，百姓普遍不願養兒子，生下來或殺害或送人。好在，零陵這地方有一位頗有資產的“裡嗇夫”（大略相當於基層官員）叫做鄭產。他勸告鄉民“勿得殺子”，辦法是誰家生了兒子，便由鄭產替他們繳納人頭稅。

貢禹、賈彪與鄭產們的能力有限，只能小範圍改善一地一時的狀況。就整個社會而言，“民不舉子”仍是一種長時段裡的常見現象。比如，據《南史》記載，宋文帝劉義隆在位時，會稽有一個叫做郭世通的人，十四歲沒了父親，留下一個繼母。成婚後，“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妻子生了個男孩，郭世通擔憂養了孩子就養不起繼母，就把孩子給埋了。事件雖然以“埋兒奉母”的孝道典故裝飾了起來，究其本質卻仍是生存艱難養不起孩子只好將之殺害。

再如，五代十國中的吳越國，也因“常重斂其民”，小到一隻雞一條魚一枚蛋一隻雛鳥都不放過，且向百姓收取沉重的“身丁錢”，導致“貧匱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棄於襁褓，或賣為僮妾，至有提攜寄於釋老者”——貧窮人家不願養兒子，生下來或直接拋棄，或賣掉或送給寺院。與同時代的其他國家相比，吳越國的百姓負擔相對要輕一些。吳越國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到了北宋，情況也未好轉。宋真宗時代，兩浙、福建、荊湖與廣南等州的底層百姓，仍因沉重的人頭稅而不敢養兒子，“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賣為童僕，或度為釋老”。

南宋的情況同樣糟糕。宋高宗紹興七年，禮部尚書劉大中上奏說：

“今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紬絹最為疾苦。蓋為其子成丁則出紬絹，終其身不可免。愚民寧殺子，不欲輸紬絹；又資財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大意是：現下有許多浙東百姓不肯養兒子。臣我以前做過地方官，知道百姓們最痛苦的負擔是丁鹽紬絹。養了兒子便要給朝廷繳納紬絹，所以愚民寧願殺子來逃避；養了女兒又沒有資產將她嫁出去，所以生了女兒也不養。總之是朝廷賦稅太重所致。

本文開篇提到的、宋高宗紹興八年下達的“

禁貧民不舉子

”詔書，顯然與劉大中描述的這種社會現象直接相關——劉大中的描述不是個案，大略同期在處州（也在今浙江境內）做地方官的范成大，也曾上奏朝廷稱，“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人頭稅收得太狠，所以處州百姓不肯養兒子。

與宋高宗詔書相匹配的新政策，是“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大意是，鄉村人裡的第五等，城裡人裡的第七等（當時的官府按資產多少給百姓家庭劃定的等級），這些貧困家庭如果生了孩子無力撫養，每個孩子可以找官府，去領四千文“免役寬剩錢”。此外，南宋政府還在地方設立了專門的“舉子倉”。這些倉庫的糧食，專門用來救助那些生了孩子無力撫養的家庭，一般標準是生一個孩子便“給米一石”，約相當於今天的60公斤。

到了紹興十一年（1141），宋高宗又應地方官員的奏請，准許自孕婦懷胎的第五個月起，無論家庭貧富，均免除其丈夫一年的“雜差役”，好讓丈夫可以安心照顧產婦和嬰兒。

遺憾的是，這些政策只是看起來很美好，實際上並未改變南宋百姓養子成本過高的問題。

所以，到了宋孝宗時代，“民不舉子”仍是南宋社會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

乾道年間在福建做過提刑官的鄭興裔，有一道給孝宗的奏章，便叫做《請禁民不舉子狀》，主旨是希望朝廷出臺政策禁止百姓殺害子女。奏章說：“生子恆多不舉”這種風俗，相沿至今所在多有，其中又以“建劍汀邵四州”最為嚴重，原因是“自軍興以來，戶口凋殘。

貪吏奸胥又復肆其凌虐，丁鹽紬絹誅求無藝，愚蠢小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稅

。”

鄭興裔告訴孝宗，自己“提刑福建路”兩年了，這兩年裡耳聞目睹了太多父母殺害子女的慘劇，“於茲聞見所及，慘狀不可名言”。他提供給朝廷的對策是，恢復本朝“殺子孫徒二年”的律例，發動民眾舉報，“告官審實，以犯人家財給之”，若舉報屬實，便將“不舉子”家庭的財產獎勵給舉報人。

鄭興裔的辦法，可能未被朝廷採納，也可能是採納了之後沒有什麼效果，所以被放棄了。稍晚一些時候，孝宗淳熙年間去福建南劍州做地方官的陳安節，發現當地“民俗類不舉子”後，採取的挽救辦法，已不是發動民眾舉報，而是“勸其舉者，官賦之粟者三年”——

對生養孩子者實施獎賞，由官府連續三年給生養孩子的家庭提供糧食

。

據陳安節的墓誌銘講，有了這三年的糧食補助，南劍州百姓不肯生養孩子的風氣，發生了轉變。三年糧食補助不是小數目，墓誌銘對陳安節治績的敘述，也許不算誇張。

一個可供比照的案例，是大略同期的嚴州（在今天的浙江境內）。據做過朝廷諫官的詹元宗講，嚴州百姓以耕田養蠶種茶割漆為主業，全家人終年勞作“僅得以無飢”，加上朝廷的種種攤派與苛捐雜稅，便活得極為艱難。朝廷為了增加人口，對嚴州實施了重大的減稅政策。該州共計175740人，每年減免14292匹絹，相當於“昔之取者以其十，今之取者以其四”——如果說以前的稅負是十，那現在就只剩四了。大幅度減稅的結果，便是百姓們不再殺子了：

“嚴之習俗，苦於丁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聞。”

可惜的是，嚴州的減稅政策是個特例，並未普及至南宋的其他地區。所以，其他的南宋地方官，仍要繼續面臨轄下百姓不肯生養子女的難題。如在安慶府做過地方官的餘嶸，面對“鄉俗不舉子”，他所能做的只能是設立三所救助機構，“各給錢米藥餌”，往機構裡撥一點錢糧和藥物，能救助一個是一個。另一位在福建為官的趙善俊，則選擇大棒加胡蘿蔔政策，一面“痛懲不舉子者”，一面“凡產育給金谷”。這些措施往往效果有限，且很容易人走茶涼、人亡政息。

所以，終南宋一朝，始終沒能解決“民不舉子”這個問題。

參考資料

①《宋史》卷二十九《高宗本紀六》。②《漢書》“貢禹傳”。③《後漢書》“賈彪傳”。④《南史》“郭世通傳”。⑤《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十二，欽定四庫全書本，第518頁。⑥《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一百十九，欽定四庫全書本，第2950頁。⑦《鄭忠肅奏議遺集》，欽定四庫全書本，第33頁。⑧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五，第15頁。⑨《嚴陵集》卷九，欽定四庫全書本，第1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