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北宋時期祖宗家法的形成過程，及其對趙宋王朝興衰的影響

導語

中國煌煌五千年曆史，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著實不少，涉及規矩、風俗、禮儀、習慣等方方面面，圍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形成了一整套的行為邏輯和慣例成法。在帝制時代，無論是帝王官家還是尋常百姓無一不把祖宗慣例擺在無比重要的位置，可以說祖宗家法的傳承與一個王朝的興衰休慼與共。我們常常在歷史劇中看到這樣的橋段：太后對著年輕氣盛銳意改革的皇帝大聲訓斥：“祖宗家法具在，豈容皇上輕易更改。”緊接著就是一陣捶胸頓足，嘶聲力竭地呼喚先帝，而往往這時候小皇帝便嚇得跪在地上直哆嗦，連聲道歉，表示絕不敢有違祖宗家法。

歷史上，有兩個朝代對於祖宗家法的重視異乎尋常，一個是趙宋，一個是滿清。陳寅恪先生對於宋朝十分稱道，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而在日本史學界也流行著“崖山之後無中國”這樣一種觀點。對於許多文人墨客和知識分子而言，宋朝，尤其是北宋開明、寬容的政治氛圍，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結構讓他們無比憧憬嚮往。這種政治氛圍和政治環境的產生和發展正是得益於趙宋王朝的祖宗家法的形成和鞏固，而大宋王朝最終走向衰落卻也是因為祖宗家法的束縛與桎梏。可謂其興也祖宗之法，其亡也祖宗之法。

那麼，趙宋王朝的祖宗之法其內涵為何？簡而言之，就是宋代帝王累代相承的正家治國方略與規則，這裡面既包括了祖宗創業奠基時建立的制度和確立的立國原則，也包括後世子孫對於祖宗故事的引用、解釋和延伸。

下面筆者圍繞趙宋王朝祖宗家法的形成發展以及對趙宋國運的影響展開講述。

一、趙宋王朝祖宗家法形成的背景。這裡我們會從歷史沿革、現實環境以及宋人自身的反思三個維度來進行詳細闡述。

從歷史沿革來看，“行先王之教，奉先王之制”的理念自先秦以來便廣為流傳，周秦以來，對於祖宗的崇拜隨著儒家文化的發展和興盛而逐漸上升到制度層面，效法先王，遵從祖製成為了一個合格君王所必備的基本素質。兩漢時期，隨著漢武帝執行董仲舒主張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文化在中國文化中取得了絕對優勢的統治地位，與儒家文化息息相關的“祖宗”這一角色受到無與倫比的尊崇，奉宗廟安社稷成為了君主的首要職責。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作為一個君主，其地位本身的合法性與其是否符合祖制要求，是否能夠延續祖宗所傳承下來的制度，並使之萬世不移的傳承下去有著密切聯絡。可以說，漢家天子的帝位坐得是否安穩首先取決於皇帝本人是否能夠很好的履行侍奉宗廟，傳承祖制的職責。而那些權臣或後宮得勢干政時，也往往以“該皇帝德薄福淺，德行不足以侍奉宗廟，承繼祖宗大統”為理由廢黜皇帝，另立新君。

可以說，兩漢以來，統治者始終將貫徹祖宗制度視為穩定朝政，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並視那些想要妄圖改變祖制，推陳出新的人為禍亂之源。隋唐以降，凡新天子繼位，必先昭告天下，宣示自己將繼承祖先和先帝的意志，高舉先帝祖制的偉大旗幟，對祖宗家法報以絕對的信任，並毫無保留的執行下去。那一道道繼位詔書雖然文采飛揚，寫法各異，但是那條堅持祖宗家法基本原則可以說是任誰也不敢輕易遺漏的。

也正是這些沉甸甸的宣示，使得祖宗的陰影始終籠罩在每一個新皇帝的心裡，徘徊在他執政期間所制定的法規政策之間，直到有一天皇帝本人也成為了列祖列宗，那時他所提出的主張，留下的政策，又將成為祖宗家法的新內容被貫徹下去。這種對祖宗家法的無限推崇，以及祖宗家法自身所攜帶的光環對於國家發展的影響在有宋一代發展到了極致。

五代亂世

從現實環境而論，中國歷史始終遵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迴圈規律。五代十國介於唐宋之間正可謂是亂到了極致，《水滸傳》裡引用了這樣一首詩描述五代亂世：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一方面，五代十國被視作是唐朝自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割據發展的結果，唐代中期以後中央集權喪失，藩鎮林立，最終隨著朱溫代唐，一個個割據政權前後相繼建立。

在這樣一個武人當國的亂世，唐末以來的那些世家大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滅頂之災，不少家族分崩離析，為了維繫家族傳承，鞏固家族地位，一些家族開始注重家法的建設，透過提倡家法建設來實現對內穩定家族團結，延續家族血脈傳承。另一方面，五代十國時期也是中國民族大融合的時期，五代裡面倒有四個朝代和少數民族有著密切關係，這些少數民族在入主中原的過程中，透過將自己與前朝皇室族譜相關聯，來建立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像是沙陀族李存勖建立的後唐就自詡是李唐王室的法統繼承，而後漢劉知遠則是將自己的國號命名為漢，他希望透過這個國號和自己的姓氏，讓老百姓將他的政權與漢朝聯想在一起。那些士族為了避免自己的家族血緣被這些少數民族衝擊，也寄希望於透過家法建設傳承，來使自己的家族能夠穩定延續。這種現象直接影響了宋朝初期對家法的建設重視。

宋朝作為五代十國之後，由大亂走向大治的朝代，從建國之初開始，宋朝的統治者就從未停止過對李唐王朝衰滅的反思，在宋人看來，盛極一時的大唐王朝正是由於家風不正、家法不嚴，而導致後期中央政權的動盪和控制力的衰弱，這種看法現在看來雖不完全客觀中肯，但是無疑對當時趙宋的統治者而言有著深遠影響，而趙宋祖宗在祖宗家法的建設上，也可以說是建立在這種反思之上，其後來所推行的強幹弱枝、後內需外、重文輕武等一系列制度建設都與這種反思息息相關。

二、趙宋王朝祖宗家法的形成與發展，在這個部分我們將會談到宋朝祖宗家法的內涵以及其最終正式提出。

自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宋朝以來，擺在他面前的第一要務，就是如何穩定新生的大宋政權，避免宋朝成為短命的第六代。作為五代走出來的亂世豪傑，宋太祖深知五代時期槍桿子裡出政權的亂世法則，為了避免自己的臣下，那些當年的同僚有樣學樣，也幹出黃袍加身的舉動，他採取了“三步走”的策略。

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第一步就是將兵權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傳說中的“杯酒釋兵權“就是宋太祖的妙招，比起後世明朝朱元璋高舉屠刀殺戮功臣的那種血雨腥風的集權方式來看，宋太祖在這方面無疑做的更加巧妙和溫和，也更有利於王朝儘快穩定步入正常發展的軌道。在收回高階將領兵權的同時，宋太祖進一步將中央的兵權進行分散，相應的降低了禁軍統領的官階職位，降低這些將領在軍中的威望。

此外，在重構中央兵權分配的同時，宋太祖透過架空地方節度使的職權來弱化地方割據勢力，他將地方兵權、財政和人事權進行拆解，透過分頭管理達到權歸中央，事由己出的效果。第二步，他進一步分散了傳統宰相的職權，將樞密院推向外朝直管軍事，分割宰相在軍隊的話語權，使原來的宰相從一個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的全能角色變成了專職民政的管理者。後來他又陸續設立了副相、參知政事等職務使宰相由獨相變為群相，進一步分割宰相職權。第三步，宋太祖大量啟用那些“能吏”型幹部治理國家，比如我們熟知的只讀過半部論語的宰相趙普，一方面，這種型別的人才治理國家使得國家大政方針的實施儘可能務實高效，幫助趙宋政權儘快穩定。另一方面，這種幹部任用的偏好，也為後面到了仁宗一朝出現大量經世致用的通才賢相奠定了堅實基礎。

宋太宗

到了宋太宗時期，作為繼往開來的第二代君主，宋太宗趙光義在大哥趙匡胤所奠定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宋朝的祖宗制度建設，在繼位之初，他高舉繼承太祖遺留制度的大旗，將很多尚且粗線條的舉措加以制度化，使宋朝的祖宗家法建設進一步規範完善。簡單來看，在太宗一朝有兩點比較明顯的政治傾向。一是，基本確立了“重文輕武”的政治格局，過去我們常常以為重文輕武是宋朝一建國就執行的國策，其實不然，作為從五代時期走出來的大宋王朝，其建國之初，武將階層仍然有很高的地位，而文人群體大多以幕僚的身份寄身於武將幕府，而這些武將對於文人的態度大多也停留在為我所用層面，作為這些武將中的一員，宋太祖自然也不例外，太祖一方面重視發揮文人治國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重視文武調配，以保證為己所用。

到了太宗時期，由於太宗自身嚴重的猜忌性格再加上他在軍中威望遠不如乃兄，所以也就使得他大量啟用文臣，抬高文官的政治地位，以壓制將領在軍中的威望。可以說北宋初期人才選用中，所貫徹的文武兼用的原則背後，掩映的是大臣與皇帝之間親疏能庸的交替關係。二是，正式形成了“守內虛外”的基本國策，宋太宗曾經這樣對臣下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

宋朝文臣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宋朝的政治格局從一個向外擴張的態勢逐漸收縮成為注重防範化解內部風險的內斂防控模式。這兩點傾向的影響使宋朝逐漸凝練出以“事為之防 曲為之制”的精神原則作為祖宗家法的精髓，它強調保持對於意外事變的戒惕心態，強調防範纖悉，同時以制度的平緩調適保證政治的穩定。

到真宗一朝，經歷前期兩朝皇帝幾十年的經營，宋朝逐漸走向繁榮穩定，也逐步走出五代短命王朝的陰影。這個時候繼位的真宗皇帝，在當時像李沆、王旦等一批賢臣的輔佐下，穩定延續太祖太宗傳下來的祖宗家法，推動王朝平穩過度到守成階段。這一時期一大顯著特點就是，宋朝統治階層開始將貫徹延續祖宗之法視為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手段。這種對祖宗之法的重視，一方面是因為真宗皇帝希望透過對祖宗之法的尊重，來向天下證明自身帝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為不斷成長的文官集團希望透過藉助祖宗之法的權威，來限制當朝國君偏離正常軌道。正是這種帶有工具性的特點，使趙宋的祖宗之法在原來祖宗朝奠定的制度基礎上，又延伸出新的內涵，即後世可以根據自身需要來靈活解釋祖宗之法，而這也大大增加了祖宗之法本身的不確定性。

宋仁宗

自真宗後期至仁宗朝，與士大夫階層成長的同時，國家的故事往例、典章制度在政務治理中的作用逐漸加強。“祖宗之法”的正式提出及其趨於“神聖化”，正是伴隨這一過程發生的。說起這位仁宗皇帝，可能我們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經典傳奇“狸貓換太子”，但其實這不過是一個民間傳奇故事。

歷史上的大宋仁宗皇帝是一位難得的有道仁慈的明君賢主，在他統治時期能人輩出，例如我們熟悉的歐陽修、范仲淹、三蘇、包拯、狄青等。仁宗一朝，隨著士大夫階層的茁壯成長，加上皇帝的開明賢德，逐漸形成了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和諧社會。這種情形下，君主和士大夫階層希望藉助對祖宗之法的提出和闡釋，對國家政治運作形成行之有效的制約，以此來防範過失。在這種“事為之防 曲為之制”的行政目標導向下，出現了效行“祖宗之法”的正式提法。

三、祖宗家法對於趙宋王朝國運興衰的影響。

對於趙宋王朝的統治者而言，祖宗法度始終是他們寶座背後一抹揮之不去的陰影，對他們而言既可以視之為祖宗的鞭策激勵，也可以將其當做是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因對祖宗不肖而招致災厄。可以說宋朝能延續三百年國祚得益於祖宗之法的一以貫之，也可以說兩宋之交的靖康之恥和建炎南渡，直至最後南宋的滅亡也正是由於祖宗之法對統治階層所形成桎梏。

從短期來看，祖宗之法對於當朝統治者的影響從仁宗時起就已經開始顯現出來，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凡是統治者想要革新政治，創新變法都需要從祖宗之法中尋章摘句尋找祖宗對於變革創新的支援，來為自身的變革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從慶曆新政到熙寧新法莫不如是，即便是王安石這樣對外宣稱“祖宗不足法”的一代大咖也不敢將自己的變法事業與祖宗之法完全割裂。

他所做的事恰恰是貫徹祖宗“事為之防 曲為之制”的精神原則，以發展的眼光來看待祖宗之法，以期解決“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的嚴重問題。但也恰恰由於祖宗之法對於當時一批社會精英如司馬光、文彥博等的束縛，使得支援變法與反對變法兩派逐漸勢同水火，對整個士大夫階層造成了嚴重割裂，統治階層計程車大夫不得不紛紛選擇站隊，以免被誤傷。而這種激烈的黨爭嚴重影響了北宋朝政的穩定，也大大有悖於“事為之防 曲為之制”的精神原則，最終動搖了北宋統治的國本根基。

從中期來看，在經歷過靖康之變，徽欽二帝被金人俘虜後，南渡偏安的高宗皇帝趙構並沒有認真面對現實，南宋初年，民族矛盾激烈突出，既有金軍南下的威脅，也有來自剛剛安頓下來的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其中像苗劉兵變就是矛盾激化的結果。面對金軍南下威脅的現實迫使宋朝統治者不得不依託像是岳飛、韓世忠等一批武將來指揮軍隊抗擊金人。

苗劉兵變

但是，苗劉兵變的直接影響就是勾起了趙宋統治者對於五代時期武人亂政的記憶，於是乎，一時間要求防範武將，遵循祖宗法度重文輕武的呼聲甚囂塵上。對於如何解決眼前危機，如何攘外安內，滿朝統治者最終只得出四個字——祖宗之法。而這時宋朝統治者對於祖宗之法的理解早已忘記了祖宗“事為之防 曲為之制”的精神原則，也忘記了祖宗在建立法度時因勢利導，實事求是的施政方針。這種空談遵循祖宗之法的後果最終造就了嶽武穆含冤風波亭、韓世忠空老洞庭湖的個人悲劇，也釀成南宋處處被動，屈辱求和，再也無力恢復故土的國家悲劇。

從長期來看，“祖宗之法”的提出，是一批傑出精英根據他們當時所處的環境，針對他們所需要應對解決的問題而提出的一個合乎現實的解決之道。但是“祖宗之法”已經提出，其雙刃劍的性質即迅速顯露出來。一方面參與塑造“祖宗之法”的事發福門在政壇上穩固了自己的位置，尋得了治國理政便利的精神武器；另一方面本是精英共同傑作的“祖宗之法”卻又轉而舒服了相當一批精英人物的頭腦。

南宋時期面對時局困境，統治階層舉步維艱，卻拿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應對策略，最終士大夫階層不得不從原來“經世致用”之學轉向對天理道德的終極研究，試圖透過道德的力量來開啟國家前進的出路。不得不說宋人透過“祖宗之法”將文化推向造極之世的同時，其國家命運也無可奈何地走到了終點。1275年，南宋政權在臨安向蒙元投降，1279年，元朝張弘範在崖山海戰攻滅南宋海軍，陸秀夫挾持8歲的小皇帝宋幼主趙昺投海而死，南宋滅亡。

我們常讀宋史，每讀到此處莫不哀婉嘆息，欽佩其抗爭到底的精神，感嘆其無力迴天的悲涼。借杜牧的一句話：宋人無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四、總結

首先，我們從歷史沿革、五代至宋初的現實社會環境以及宋人對於唐朝的反思和經驗教訓總結入手分析了宋朝祖宗家法建立的的背景。趙宋王朝祖宗家法之所以如此嚴密，原因之一是受到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對祖宗的崇敬的影響，原因之二是由於宋朝建立在五代亂世的末端，宋朝的統治者在總結唐末五代亂世時認為正是因為前朝對家法建設的疏漏才導致了五代亂世的產生。

其次，我們梳理了從宋太祖趙匡胤到宋仁宗趙禎時期，宋朝祖宗之法的內涵及其發展成型的過程。趙宋王朝的祖宗家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個不斷髮展完善的過程，宋太祖建立宋朝之處為祖宗之法的建設奠定了基礎，經歷宋太宗對其進一步完善使之基本成型，後續經由真宗、仁宗兩朝最終確立。形成了以“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為核心要義的祖宗之法。

最後，我們從短期、中期、長期三個方面談到了趙宋王朝的“祖宗之法”對於宋朝國運興衰的影響。短期而言，祖宗之法束縛了宋朝推進改革直面現實問題的決心和勇氣。從中期來看，經歷靖康之變的宋朝由於祖宗之法的束縛導致統治者無法直面現實尋求行之有效的應對之策。從長遠來看，趙宋王朝的祖宗之法束縛了中國士大夫階層解放思想，不斷創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