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為何執意要東征高麗？剖析唐太宗心中的“小算盤”

作為一位在歷史上正面評價頗高的唐朝天可汗，唐太宗的文治武功不容置疑，尤其體現在他特有的軍事才能上。可以說，若是將封建史上的歷代君王按照軍事才能排序，唐太宗必然是能夠名列前茅的，畢竟某種意義上來說，他也正是依靠武力方才榮登大統。貞觀朝是一個文臣武將輩出的時代，如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一般，正是他們書寫了一個時代的傳奇，共同奠定了唐朝蒸蒸日上的基礎。然而，儘管貞觀時期顯得如此的一帆風順，似乎正行駛於一馬平川的大道之上，可令人遺憾的是，在貞觀末期卻出現了令得意氣風發許久的唐太宗等人也飽受打擊的事情，如同於歷史大道上打了一個趔趄，雖不至於摔倒，但總歸不夠美好，故而也為唐太宗個人帶來了窮兵黷武的負面評價。

對於唐太宗來說，東征高麗是他豐功偉績之後的一大敗筆，儘管此次興兵討伐並未有太大的損失，但是也算不得是一場勝仗，只能以無功而返來作草草概括。很難想象，鮮有敗績的唐太宗在東征高麗的過程中屢受挫折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也許難免也會有英雄遲暮的落寞之感。然而，我們不禁要思考，一生戰功卓著並且富有四海的唐太宗為何執意要將高麗納入唐朝的版圖？對此，我們不妨用這有限的篇幅來分析唐太宗在親征之前的戰略佈局，看看唐太宗打著怎樣的“小算盤”，畢竟戰爭的興起最根本的目的還是為了實現當政者的某種利益需求。

一、順應民心，鞏固統治

也許很多人會認為唐太宗在貞觀末期興起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未免有些倒行逆施、罔顧蒼生，並且將民心所向歸入唐太宗東征高麗無功而返的原因之中，認為東征之舉完全是在窮兵黷武，將貞觀之治的成果付之東流。然而我認為這種說法未免有失偏頗，因為東征高麗在當時也能稱得上是關乎國計民生之事，雖說唐太宗在決意東征之後也許有很多未及考慮之處而至失敗之境，但是在起事之前，卻不能說是沒有經過長時間的深思熟慮。若是以角色扮演來區分的話，我覺得唐太宗在當時應該有兩個明顯角色，一為政治家，二為軍事家，而在東征之前，大體上是以政治家的身份進行思考的。

其實早在東征之前，唐太宗便已經提出過自己東征的一大理由，“遼東舊中國之有，自魏涉周，置之度外。隋氏出師者四，喪律而還，殺中國良善不可勝數。……朕長夜思之而輟寢。將為中國復子弟之仇！”很明顯，這只是唐太宗的出征的一個理由，自古以來師出必然有名，正如隋煬帝東征的理由“高句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近乃不臣，別為異域。。……為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可見，在隋煬帝的基礎之上，唐太宗似乎有著更為充分的理由，因為在遼東之地，還犧牲幾十萬的前隋烈士。儘管這些將士皆為前朝而戰死沙場，卻依然是屬於中華子弟，為此早在貞觀五年之際，唐太宗便命人遠赴遼東埋葬這些忠魂烈士，其中便表明了唐朝與高麗是有“國仇”，劍鋒所指，不言自明。

所以，唐太宗興兵東征高麗，實際上是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礎的。據《資治通鑑》記載，在東征之際，百姓中“有不預徵名者，自願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唯願效死遼東’”，可見東征之舉實順民心，這種萬眾一心的民族情緒正是在前朝東征失敗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既然東征高麗是民心所向，那唐太宗必然也會更加重視對高麗的戰略部署，並且將其視作自己收攬民心的一大契機，畢竟依靠弒兄奪權的唐太宗委實太需要民眾的認可來證明自己的名副其實，同時也證明唐朝有別於前隋，當然這些都是建立在東征高麗成功的基礎之上的。所以正是在這種利益的驅使之下，唐太宗對東征高麗事宜顯得更加瘋狂，甚至決意親征以攬民心，可見其中的所蘊含的好處之豐。

二、高麗勢隆，除之弭患

容易產生威脅的往往是暫時看起來人畜無害的，隨著唐朝國勢日隆，遼東之地暫時也並沒有太多的是非，甚至迫於形式上壓力，高麗王一直以來對於唐朝擺著友好的姿態，然而這並非就打消了唐太宗東征的念頭。正如上文中所說的，東征高麗能夠帶給唐太宗更多的名望，然而實際上在前期，唐太宗也是處於一種有心無力的狀態，因為當時唐朝立國尚短，一方面要將精力放在穩定局勢、恢復經濟等內政上，另一方面還要出兵平定東突厥、薛延陀、高昌等具有直接性威脅的國家，故而並沒有足夠的氣力來對付遼東的高麗，故而兩國之間也維持著一種表面平靜的狀態，實際上確實暗潮洶湧，尤其是在泉蓋蘇文獨攬高麗政權之後。

在原高麗王高健武當政之際，雖然也興兵攪動遼東局勢，欲將百濟、新羅收入囊中，以解後顧之憂，並且修築“長城”以備唐朝來犯，但是總歸是沒有向唐朝攤牌，一切仍然平和如故。可是後來泉蓋蘇文取高健武而代之，把持高麗朝政，獨攬軍政大權，所以高麗的對外政策自然而然也就以泉蓋蘇文的態度為主。泉蓋蘇文對唐朝一直都是仇視心理，比如上文所說的修築“長城”便一直是由泉蓋蘇文負責的。而在其上臺之後，便直接聯合百濟對付新羅，這裡說明一下，新羅是遼東三國之一，同時也是向唐朝稱臣的國家。眼看新羅受欺，唐太宗自然遣使諭詣，然而泉蓋蘇文卻“以兵脅使者，不屈，遂囚之窟室中”，不留一絲情面。

當然仔細想來，泉蓋蘇文固然囂張跋扈至極，可是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人家也有著囂張的資本，因為在當時高麗的實力已經再不斷膨脹。誠如隋煬帝三徵高麗而無一勝績，這也正側面反應了高麗的不容小覷。當時的唐朝雖然也是蒸蒸日上，但是經由多年的兵荒馬亂，其國力尚未恢復至隋朝之景，尤其是在貞觀之時也多次對外用兵，故而究竟能否征服高麗，在朝堂之上仍然還有一定的悲觀情緒。正如名相褚遂良的態度：“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人君，兵即渡遼，指期克捷，萬一差跌，無以示威遠方，若再發憤兵，則安危難測”。所以實際上對於能否得勝歸來，當時很多朝臣心中都沒有底。

然而，正是因為征服高麗頗為棘手，所以唐太宗才更有理由興兵討伐，因為他所想的，還有後世的安危。毫無疑問，唐太宗是開疆闢壤之君，可是並不能保證後世之君也能如同他這般英明神武，而依照高麗的實力來看，儘管唐太宗在位之際不會產生太大的威脅，可是保不準高麗日後壯大，繼而覬覦大唐領土甚至是中原政權。所以，為了杜絕這類隱患，儘管當時唐朝的國力尚未恢復，但是東征高麗也是唐太宗所應該要做的事情，尤其是在皇位繼承人逐漸明朗的情況下。唐太宗的這種顧慮在當時來說是比較合理的，依照李治的性格特點，只能寄希望其能夠成為守成之君，保住大唐來之不易的江山社稷，然而令人唏噓的是，唐太宗留下的遺憾，卻由後來的唐高宗李治給彌補了。

三、正義之師，頗具優勢

戰爭沒有絕對的把握，百戰百勝之人仍不能夠保證自己下次的勝利，故而在考慮東征高麗之事，唐太宗所看到的也只是一種可能性。毫無疑問，就國力而言，高麗遠遠不如唐太宗治下的唐朝，尤其是經過多次的對外用兵，平突厥、破吐谷渾、滅高昌，唐朝的聲威逐漸為各國所傳，否則也不會有“天可汗”的榮稱。所以在這種國勢逐漸壯大的情況下，唐太宗未免也有些飄飄然，對於高麗的實力也有些低估。正如《親征高麗詔》中所提及的“躬先士卒，親決六奇，使攻無所守，戰無所拒。略言必勝之道，蓋有五焉。一曰：以我大而擊其小，二曰：以我順而討其逆，三曰：以我安而乘其亂，四曰：以我逸而敵其勞，五曰：以我悅而當其怨，何憂不克？何憂不摧？”

雖說這份戰前動員書描述的有些樂觀，但是從當時的兩國處境來看，唐朝的優勢確實要選高於高麗的，而其中所提及的“必勝之道”也有一定的道理。大小自不必多說，順逆也是名義上的藉口，畢竟當時泉蓋蘇文確實是以下犯上，違逆了兩國百姓都認可的道統觀念，而我安與彼亂也是一個事實，在當時泉蓋蘇文雖說把持了朝政，但是卻並不能令得所有人信服，高麗國內仍然有與泉蓋蘇文不合的勢力存在，並且還有新羅制約的因素。而以逸待勞的說法我更認為是唐太宗前期做了不少的準備，將主動出軍作為自己的優勢，然而其中是否合理倒也是有待商榷的。而最後一個悅與怨則講的是兩國軍心與民意，至少在唐朝境內來看，民心是大為可用的，姑且也能夠看作是一種優勢吧。

當然，更為重要的是，唐太宗手下猛將如雲，這無疑也給唐太宗增添了不少的底氣。精兵、良將、民心、後勤等等，這些都是唐朝東征高麗的優勢所在。正是在這樣多的有利條件的因循善誘之下，唐太宗逐漸的開始認為此番東征能夠有著很大的贏面，更何況是皇帝親征，在無形之中也能夠提升軍隊計程車氣。故此，唐太宗決意東征高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高麗，不過這難免也是唐太宗最後無功而返的一大主要原因。

故此在我看來，雖說唐太宗東征高麗的結局不如人意，甚至為其帶來些許負面影響，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其在戰前對東征高麗的優劣得失分析頗為深入。表面看來，減輕新羅方面的壓力、打壓泉蓋蘇文的囂張氣焰、貫通遼東的經濟要道等能夠帶來直接利益的因素是推動唐太宗東征的主要原因。然而我認為更加重要的是因為東征高麗所能夠為唐太宗爭取更多的民心，為初立不久的唐朝帶來更多的國祚，當然在這一切的基礎之上，是需要唐軍方面能夠具有一定的優勢，減輕東征可能失敗的風險，這也是一個比較大的前提條件，在唐太宗的考量範圍中的分量不可謂不重。正是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使得唐太宗不惜罔顧良相勸諫，擔著重蹈隋煬帝覆轍的風險，也執意要親自東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