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律差的軍隊更能打？聽聽匈奴單于、中原皇帝和後金大汗怎麼說

這些年，拜某些流量神劇和爆款小說所賜，“紀律差的部隊戰鬥力不一定差”的情節開始博取到觀眾和讀者們的眼球。這也不難理解，就像吃瓜群眾們當年燒掉課本後投入懷抱的那個叫做“社會”的陌生地帶一樣，“軍隊”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也是個陌生的地帶，而人們對於陌生地帶的認識，受到電視劇和小說的影響也在所難免。不過，如果你真的去問一個當過兵的人：“紀律差的部隊反而更能打嗎？”大機率會得到一個徹底否定的回答。

紀律的渙散是軍隊潰散的前奏

紀律是以強制手段規範軍人行為的基本原則，用以保證戰鬥力的穩定，奪取戰爭的勝利。

現代軍隊的紀律體系已經非常成熟和完善了，讓一個沒有從軍經歷的普通人去全面理解它是很困難的，好在透過一些優秀的影視作品，很多現代人對古代的軍隊還是有所瞭解的，那種動不動就“拉出去砍了”“重責五十軍棍”的場面我們並不陌生。

就地正法，整頓軍紀（電影《投名狀》劇照）

好像古代的皇帝都很威風呀，古代將領們治軍也是說一不二，底下不敢不聽呀。這樣看來，古代的紀律可真是嚴格，誰不聽話就打誰，簡單粗暴，行之有效。

這事兒，還真沒那麼簡單。

事實上，中國古代曾活躍過無數支軍隊，每支軍隊的紀律都是有差異的，而

這種差異往往影響著軍隊的戰術風格，進而催生出“部落聯盟型”和“國家常備型”這兩種具有代表性的軍隊組織模式。在這兩種模式下，軍隊的戰術、力量編成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特徵，最終也會在戰鬥力上體現出各自的優長與短板。

當然，這兩種模式最終還是發生了融合，但為了看清楚他們的差異，讓我們先回到他們各自誕生的地方——草原和中原。

紀律影響著軍隊的戰術風格

草原與中原分屬於兩種不同的政權體系，這種差異在遼宋以前尤為明顯。政權體系的差異又同時折射在軍隊中上級對下級控制力的大小上，具體的表現就是紀律的差異。不同的紀律，會導致不同的戰術。

鬆散的紀律導致草原遊牧軍隊重騎射而避肉搏

傳統的草原遊牧民族，其習慣戰術是“騎射”而非近戰，這不僅有生活習俗原因，也和草原遊牧民族缺乏中央集權有直接關係。騎兵進行近戰，往往就意味著衝鋒肉搏，其傷亡率遠比“騎射”作戰要高，特別是在對抗中原密集的步兵軍陣時，強行衝陣的戰術近乎自殺，只有嚴格的軍事紀律才有可能強制士兵投入肉搏作戰，但草原上恰恰缺乏這種傳統。

早期的草原騎兵作戰“全賴騎射”

早期的匈奴人進行騎射作戰時往往“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見敵則驅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其參戰動機主要是劫掠財物，而不是獲得單于的犒賞。匈奴單于對各部落的酋長的控制力甚至比中原皇帝對諸侯王的控制力還差，而在其軍隊中，匈奴軍官對下屬往往也是缺乏絕對權威，無法強制他們參與過於危險的行動。因此早期的匈奴人極少硬碰硬地與敵軍正面交鋒，更極少採用衝擊戰術。

在有據可考的歷史記載中，從戰國直到漢代初期，草原遊牧民族從未與中原主力軍隊進行過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過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

對弓馬騎射的偏愛讓早期草原軍隊形成了路徑依賴

嚴格的紀律讓中原軍隊有能力以肉搏剋制騎射

在中原方面，自春秋末年以來，步兵開始成為戰場的主力兵種，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這個基本原則指導著中原步兵結成密集的陣列，採取與敵軍面對面肉搏的戰術。孫武為吳王闔閭訓練宮女“吳宮教戰”“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證。戰國初期，中原列國透過變法運動，都確立了這種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

軍隊成為了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則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

而且為了在同匈奴騎兵的較量中取勝，這種肉搏戰術還被引入到了後來的漢軍騎兵當中。

衝擊肉搏的戰術需要強大的集權傳統作支撐

在早期與匈奴騎兵的較量中，中原步兵往往面臨“找不著、追不上”的窘境，少量騎兵也因為要圍繞主力步兵行動而被限制了機動能力的發揮，而且即使是騎兵之間的較量，中原騎兵也很難在騎射作戰中打敗草原騎兵。這一局面直到元朔五年（前124年）漢軍主力第四次出擊匈奴時才得到了根本性扭轉。是役，衛青一路三萬騎兵採取奇襲戰術，在極近的距離上向匈奴右賢王所部發起短兵衝擊，使得匈奴騎兵的騎射優勢難以發揮，不得不與漢軍騎兵展開肉搏作戰，遂致敗北。此後，由衛青、霍去病軍團主導的對匈戰役一次比一次規模大、距離遠，戰果之大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這一切都得益於漢軍騎兵在嚴格紀律的約束下采取的新戰術——衝擊肉搏。

騎兵近戰是漢軍打擊匈奴的制勝法寶

依靠新戰術的強大威力，中原軍隊終於“封狼居胥”

紀律對軍隊力量編成的影響

前面討論了紀律與戰術的關係，實際上，紀律的差異之所以能夠導致戰術的不同，還源於一箇中間變數的傳遞作用，這個中間變數就是軍隊的力量編成。

鬆散的紀律迫使草原遊牧軍隊力量編成依賴自下而上的生成模式

草原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牧畜群而徙，馬匹是他們日常生產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早期匈奴人無論是在部落之間的武力衝突中還是向南方農耕地區的奔襲劫掠中，馬匹都是他們賴以致勝、致富的關鍵所在。

後來隨著中原地區政權的統一，龐大的帝國得以建立，中原王朝的邊境政策趨於保守，北方草原部落再想透過貿易獲取生產資料和生活必需品就很難了，所以他們不得不在單于的領導下凝聚成部落聯盟乃至草原帝國，與中原王朝的全面戰爭也就不可避免地拉開了序幕。

中原農耕王朝的統一迫使草原上也建立起統一的遊牧帝國

漢匈戰爭，全面爆發

但是，新興的草原帝國發現，自己並不能像中原國家那樣依賴穩定的中央財政，設計、組織、維持一支常備軍團，而只能順應草原上幾千年來的習慣和傳統，自下而上地生成自己以季節性騎兵為主體的軍隊。這樣的軍隊，在古代戰爭中無疑是優劣參半：優秀的機動性、強大的後勤自給（與中原軍隊依賴運輸線的後方補給相區別）能力、敏銳的戰場感知功能加上獨步天下的單兵騎射技能，這些優勢對同時期的中原王朝軍隊形成了戰略和戰術層面的雙重碾壓；但另一方面，薄弱的要點防禦能力、疲軟的攻堅能力以及低下的複雜地形作戰能力這些短板也使得在面對中原軍隊時，草原軍隊縱使找得到、追得上、圍得住，但往往會陷入啃不動、吃不下的尷尬境地。這一點在西漢初年漢高祖劉邦親率漢軍車騎部隊向代北草原方向追擊匈奴，卻在平城地區的白登山被突然出現的匈奴主力圍困之役可窺其詳。是役，匈奴軍隊雖然包圍了漢軍，但是由於缺乏有力的攻堅手段，在漢軍嚴密的結陣固防面前，匈奴軍隊無力突破，只能眼睜睜看著被圍漢軍與前來增援的主力部隊會合，雙方形成對峙局面，不得不以外交手段罷兵了事。

白登的包圍與解圍，暴露出漢匈雙方各自的問題

嚴格的紀律使得中原軍隊力量編成可以自上而下進行頂層設計

反觀中原農耕民族，他們面朝黃土背朝天，

對土地的依賴使得他們不具備北方鄰居那種依靠靈活遷徙躲避自然災害的條件。黃河的決口、北方部族的侵襲，這兩大危機週期性地威脅著生活在中原農耕區的人民。

為了與之對抗，中原農耕民族建立起完善而強大的中央集權和官僚機構，其對資源進行整合、對力量加以調配的能力是北方草原遊牧民族無法比擬的，這樣的優勢體現在軍事上，就是中原軍隊的紀律更加完備、嚴格、有貫徹力，因此前文提到的——步兵，這一嚴格依賴紀律執行的兵種，在中原軍隊的力量編成內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制度基礎。

在古代，步兵是非常依賴紀律的兵種

中原步兵在對抗草原騎兵時，雖然難以取得決定性勝利，但訓練有素、紀律嚴明、士氣高昂的步兵部隊，在兵力相差不大的情況下，結陣防守，確保不被騎兵部隊輕易消滅還是很有把握的。同樣以前文”白登之圍“舉例，此戰當中，匈奴騎兵強大的機動性和不可捉摸性固然給漢軍帶來了全新的觀念衝擊，但即使在被代北的嚴寒凍傷三成士兵並且被圍七日的情況下，漢軍車騎步三大兵種還是能夠依託自身優勢結成嚴密的防線，不給匈奴騎兵進一步擴大戰果的機會，使得雙方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不得不尋求外交妥協，進而避免了全軍覆滅的命運。可以想象，如果漢軍此戰也是以單一兵種身陷重圍，且紀律鬆散，恐怕漢初的歷史就要改寫了。後來我們知道，即便同樣是對騎兵進行力量編成，中原軍隊也能將專司肉搏衝陣的衝擊騎兵叢集使用，這同樣得益於嚴格的紀律。

中原王朝的騎兵部隊有著與草原帝國同行截然不同的風格

紀律是確保軍隊戰鬥力的關鍵

到此為止，我們一直在將北方部族型軍隊同中原常備型軍隊分開來對比，主要的例證物件也集中在漢初，因為這一時期雙方的特徵都最明顯，分化也最嚴重。那麼中國歷史上有沒有二者合一的情況呢？實際上自契丹人建立遼代以後，這種交融就已經非常全面了，特別是到了明末，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他的繼任者皇太極建國大清，經過前後兩代大汗的努力，

一個同時兼備漁獵、遊牧、農耕三大民族特徵，能夠以多種統治邏輯穩定經營長城南北的政權誕生了，他引以為傲的八旗制度，正是中國古代對軍事紀律運用到極致的產物。

一代梟雄，後金天命大汗——努爾哈赤

嚴明的紀律，讓八旗軍令行禁止

與傳統部族型軍隊不同，八旗部隊崇尚秩序，認為”亂則致敗“，他們注重集體觀念，有很強的整體意識。

八旗雖各不統屬，但在共同的紀律框架內，能夠相互協作，取得集團優勢。行軍圍獵時，”若地廣，則八固山並列，隊伍整齊，中有節次。地狹，則八固山合一路而行，節次不亂。軍士禁喧譁，行伍禁紛雜“。駐防時，各有汛地；作戰時，亦有地域分工，不許擅自越界，不許恃勇孤進，否則，雖勝不賞，甚至受到處罰。這裡提到的”固山“是八旗軍的一級編制，就是”旗“的滿語稱呼。各固山協同作戰時，總指揮也要嚴肅軍紀，防止因戰場失控而致敗。

八旗軍和傳統的部落聯軍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紀律的制定是重要的，但紀律的貫徹執行更加重要，八旗部隊紀律嚴明，貫徹有力。

宏觀層面，各級將領層層轄治，各司其責，使軍事管理有條不紊，讓每個士兵都處在嚴密的網路控制之中；微觀層面，軍士之甲冑、衣帽、軍器乃至馬絆，皆書以姓名，馬匹必系牌印烙，這些舉措不僅是出於防止物資遺失和軍營盜竊的考慮，更是日後執行紀律的憑證——士兵的一切，都受到紀律的嚴格控制，紀律不僅規範了行軍、作戰、守汛等軍事行動的秩序，還滲透到了官兵的日常生活當中。

這種全方位、全天候的紀律存在，使八旗兵產生了對軍紀的由衷敬畏，雖然喪失了個性的自由，但卻在亂世危局中確保了集體的安全。

吃駐藏打行，處處是紀律

開明的激勵，讓八旗軍活力十足

從努爾哈赤起兵到多爾袞定鼎中原，歷時三十餘年，八旗部隊多數情況下都是以小敵大，以弱擊強，沒有紀律的保證，就不會取得彪炳史冊的戰績。”戰爭就是戰爭，它要求鐵的紀律“，軍隊想要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良好的戰備狀態，必須依靠鐵的紀律，

但紀律絕不能僅僅是約束和限制，僅僅依靠嚴格的管理是不足以打造能征善戰的軍隊的，必須要激發出部隊旺盛的戰鬥活力。

後金的統治者用高明的制度設計激發了部隊的戰鬥活力

賞功與罰罪就是八旗軍戰鬥活力激勵機制的兩個主要手段，後金大汗非常重視這種激勵機制的作用。

在八旗部隊當中，每個人的軍功情況都會有專門的機構負責記於檔冊，以便根據功勞的情況及時行賞：賜勇號、授世職、奴僕金銀，不吝封賞。天命年間，八旗軍紀中還有”折罪之法“，這是一種對受傷者的獎勵，如”阿爾布哈在阿奇蘭被傷一處，准折十一兩之罪“，當然，獲罪時，亦可銷去”××兩之功“。太宗天聰時改為據傷定等，賞以奴僕或銀兩；同時還有”紀錄功“，如史料記載：”巴都札紀錄緣由：徵旅順口時，乘船登岸，追殺城上敵兵有功，准予紀錄“。入關後，後金大汗化身清朝皇帝，他們在吸取前朝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八旗軍中創設”功牌之制“，類似於今天軍隊的勳章獎勵系統。激勵機制就這樣不斷充實完善，極大地激發了八旗軍的戰鬥活力。

紀律不總是約束，也可以是激勵

一個民族最初賴以生存的環境決定了這個民族內部的組織形式，以及這個民族對外採取的交流方式，當政權在這樣的民族基礎上建立起來時，這種組織形式和交流方式就衍變成國家的權力結構和外交方針。在草原和中原這兩種環境下崛起的帝國，內部的結構和對外的政策有著截然不同的特點，而軍隊作為國家內政穩固和外交底牌的重要支撐，在兩種政權的領導下也有著截然不同的紀律特點。

在漫長的歷史程序中，圍繞著橫貫中國北方的四百毫米等降雨線，無論是透過貿易還是戰爭，遊牧、漁獵與農耕三大民族始終處在動態的交流與融合當中，這些交融使得他們對文化、經濟和政治的理解方式也不斷地更新，進而催生出了紀律這個自變數，而軍隊的戰術、力量編成和戰鬥力生成模式則始終是因變數。

農耕、遊牧、漁獵，都是中華大地上的優秀民族

至於“紀律差的軍隊更能打”的說法，筆者認為，它想表達的應該是另一層意思，即：

一味訴諸紀律約束的管理方式會限制部隊主動性的發揮。

主動性固然對戰鬥力有益，但是

對軍隊來說，組織力才是戰鬥力的根本，

這也正是筆者想透過這篇拙作表達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