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傳說：拜占庭與古代中國的交流淵源

前言：在交通閉塞的古代，如果兩個國家相距甚遠，那麼萬水千山的阻隔將令其間的交流難上加難。拜占庭和中國便是一例。不過，儘管如此，這兩個國家還是進行了有限的交流，得以管窺對方的冰山一角。

而令這一交流成為可能的，是人類歷史上著名的三條路線：

1。北方歐亞草原之路。也叫“北方絲綢之路”“皮毛之路”。顧名思義，“皮毛之路”一名源於皮毛貿易。

2。中部亞洲綠洲之路。這條路線以“絲綢之路”之名聞名遐邇。眾所周知，它之所以能得到“絲綢之路”的雅號，是因為大量中國絲綢和絲織品貿易多經這條道路西運。它是嚴格意義上的絲綢之路。或許可以說，自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一書中首創“絲綢之路”一稱以來，這個響亮的名字便是這條路線最大的炫耀。

3。南部海上之路。這條道路以“海上絲綢之路”之名而名聲大噪。在歷史上，它的瓷器貿易也很重要，所以也被叫做“瓷器之路”。

北方歐亞草原之路歷史悠久。它可被分為東西兩段。東段從華北地區，準確地說是內蒙古草原的河套地帶出發，經過戈壁沙漠、蒙古草原，由準噶爾山口到達阿爾泰地區。古代中國的中原地區很早就和這個地區保持著聯絡，有若干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在相關證據中，有一條頗為奇異：按照晉人郭璞所作的傳說《穆天子傳》，在公元前963年，周穆王曾經攜帶絲綢、金銀等貴重物品西行至裡海沿岸，並將和田玉帶回中國。有學者認為這一記載也證明了上述的聯絡很早就存在了。

北方歐亞草原之路的西段經由南西伯利亞草原，沿鹹海、裡海北部，到達黑海沿岸。根據《古代希臘人的地理學》，這條道路的西段在公元前4世紀晚期，亞歷山大（此人為馬其頓國王，又稱“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到達中亞時，仍在發揮作用。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也有一條記載涉及北方歐亞草原之路的西段。筆者是從張緒山的作品中看到此說的。據希羅多德的記載，在公元前7世紀，一個出生於馬爾馬拉海的普洛康奈斯（Proconnesus）島的希臘人阿里斯鐵（Aristeas）為了尋找阿波羅喜愛的“希坡博裡安人”（Hyperboreans，意為“北風以外的人”），曾從亞速海出發經南俄草原到達阿爾泰地區。

有趣的是，有學者認為，“希坡博裡安人”就是黃河中下游地區的中國人。

不過筆者查閱了希羅多德所著的《歷史》的相關記載，但沒有發現這位古代史學家聲稱阿里斯鐵發起這趟旅行的目的是尋找“希坡博裡安人”，也沒有發現他表示阿波羅喜愛“希坡博裡安人”。或許可以這樣認為，所謂阿里斯鐵的目的是為了尋找“希坡博裡安人”，和阿波羅喜愛“希坡博裡安人”這兩點都是錯的。

從公元前2世紀末開始，由於中國勢力向西域擴充套件，南俄草原段成為了東西方文明頻繁交匯之所。作為中國的遊牧民族，匈奴人對促成這一變化作用尤大。

在公元3世紀初，中亞形勢有變，而在各種變數中，又以匈奴西遷最為重要。這些變數導致了在北方歐亞草原之路的各路線中，又有一條史稱“北新道”的路線被開闢。在若干世紀裡，這條路線成為了中國與希臘羅馬世界交流的主要渠道。雙方間的聯絡主要透過這條道路上的遊牧民族進行。

6世紀下半葉，突厥帝國發端於中亞地區，並在公元568—公元576年間與拜占庭結盟，商定共同對抗波斯。這一切，特別是突厥與拜占庭結盟一事，令中國與拜占庭的交流更加方便了。但是當阿拉伯人崛起後，隨著這支力量席捲中亞，上述的交流則逐漸難以為繼，直至中斷。

從古代晚期到後來的中古時代，被稱為“絲綢之路”的中部亞洲綠洲之路成為了東西方交流的主線。歷史上，正是沿著這條路線，中國的絲織品被從長安運往地中海東岸，再由那裡送往羅馬人的手中。

按照地理形勢，“絲綢之路”（中部亞洲綠洲之路）大致可分為東西兩段。以蔥嶺為界，也就是說從長安到蔥嶺，是為東段；蔥嶺以西，就是西段。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在自己所著的《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絲路》一書中，透過對文獻記載的考察，把絲路延伸到了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路的基本內涵。此外，張緒山在《中國與拜占庭帝國關係研究》中也指出，絲綢之路西段的部分里程與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的路線大致相合。

絲綢之路的東西段並非從一開始就連為一體。人盡皆知，漢朝人張騫出使西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也就是令它的東西兩段連線起來了。

不過，按斯特拉波的記載，希臘的巴克特里亞王國可能早已和東方取得了聯絡。斯特拉波提到了兩個民族，聲稱希臘的巴克特里亞王國向東的擴充套件遠達這兩個民族的地方，有學者稱，這兩個民族一個是塞里斯人，另一個可能是匈奴人，並據此認為這一時期的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可能和漢代統治下的塔里木盆地兩緣有過政治和經濟的聯絡。

如果確實如此，絲綢之路東西段間的聯絡就出現得更早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塞里斯人”一詞可以被視為古代希臘-羅馬文獻對中國人的稱呼，但即便上述觀點屬實，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接觸到的塞里斯人應該也並非特定意義上的中國人，而是帕米爾兩側的經營絲織品貿易的中介人。這一點可由普林尼提到的塞里斯人“紅頭髮，藍眼睛”這一特徵得到證實。

之所以會這樣，是因西方人口中的“塞里斯人”實際上泛指許多種族。法國學者戈岱司甚至說，對於西方人而言，所有生產和販賣絲綢者都是塞里斯人。筆者不清楚戈岱司的意思是西方人中的絲綢商人也算塞里斯人，還是隻有生產和販賣絲綢的異族才算塞里斯人。在此向讀者致歉。

這樣看來，西方人對“塞里斯人”這個詞彙的用法倒很貼近該詞的本意：“絲國人”。儘管如此，直到漢朝人張騫兩度出使西域，絲綢之路的東西兩段才真正連為一體。在中亞，一些關於希臘羅馬世界的訊息傳入了張騫的耳中，這個遙遠的世界在當時被稱為“黎軒”。公元前104—公元前101年，漢朝將領李廣利打敗了西域國家大宛，意味著中國人在往西域派遣了使者，一舉打通絲綢之路後，又成功地將軍事力量打入此地。有趣的是，在大宛，李廣利的軍隊可能駐紮在公元227年以前亞歷山大大帝安營紮寨的地方，有可能接觸到當地的希臘人後裔。

亞歷山大大帝的東征威名赫赫，其兵鋒直抵帕米爾和旁遮普。希臘人在這次史詩般的遠征中進入東方，將被征服的各片土地相連，一直連線到地中海的世界。但偌大的中國卻仍孤懸海外，“與世隔絕”（對於希臘羅馬世界而言），不為希臘人所知。但是漢朝人打通了絲綢之路的間隙，改變了這一切。張緒山不由得感嘆道：“這一間隙的溝通，不是從西方而是從東方，不是由波斯或希臘人，而是由中國人完成的。正是中國人，最初由於開拓外交關係，後來又以武力闖入了這一地區。”

從公元1世紀開始，中國人和羅馬人作為分別矗立在世界東西方的龐然大物，開始對彼此產生了興趣。東漢王朝的西域都護班超於永元九年，即公元97年，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古代中國對羅馬的稱呼）。不過，當甘英來到“大海”［1］（《後漢書·西域傳》原文）時，波斯船員向他們的描述了大海的恐怖，甚至聲稱：“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同上書原文）這番話令甘英放棄了行程。

據說，波斯船員是為了阻斷中國與羅馬的直接交往，以便壟斷絲綢之路貿易的巨大利潤，故而以希臘神話中塞壬海妖的可怕故事令甘英知難而退。這一回，因為甘英的半途而廢使漢朝與羅馬失之交臂，但他的行程卻也豐富了中國人對外國的瞭解。

羅馬人也曾向東探索過。約公元前100年，以經商為業的馬其頓人梅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派出了一批商人到東方經商，這些人沿著絲綢之路抵達了巴克特里亞和某個叫做“石塔”的地方。在那裡，他們收集到了一些關於塞里斯國（Seres）的訊息。

不過，在之後的數百年裡，波斯成為了中國和羅馬間的中介者。它應該同樣是中國和羅馬間的一道鴻溝。這種情況直到公元6世紀上半葉都沒有改變。在北方歐亞草原之路和中部亞洲綠洲之路外，還有一條南部海上之路（即“海上絲綢之路”），它經過波斯灣、紅海和印度洋，連線了地中海的東部和東南部。也連線了中國化的印度支那和中國南部。

在希臘和中國都與印度建立聯絡後，這條路線也起到了溝通中國與希臘羅馬世界的作用。希臘與印度的聯絡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亞歷山大東征後，二者間的聯絡得以加強。中國與印度在海路上的聯絡，就明確的文字資料證實而言，可追溯到漢武帝時代。

隨著3世紀危機降臨羅馬，羅馬人的活動在中國文獻中逐漸消失，可以推測，正是3世紀危機造成了這種文獻資訊的缺失。不過透過中間民族，雙方得以繼續進行物產上的交流。

公元3世紀到公元5世紀，中國的航海活動日新月異，同印度、錫蘭漸漸建立起了正常聯絡。透過中間民族，中國物產與希臘羅馬世界的物產（主要是拜占庭帝國的物產）彼此交流。

從公元6世紀開始，海路的地位更加重要了。在公元8世紀以後，海上絲綢之路在東西交往中的作用達到空前之大，逐漸超越陸地上的絲綢之路。這是阿拉伯人東來和唐朝商人向西發展的共同結果。

拜占庭文獻中的中國（一）

拜占庭和中國間的交流主要發生在公元6世紀到公元7世紀這一時期。對於拜占庭而言，相當於從查士丁尼時代直到阿拉伯穆斯林勢力興起；對於中國而言，相當於從南北朝晚期到唐朝。

在這一時期，拜占庭人的對外交往頗為活躍。他們既受到了東方奢侈品（尤其是香料、絲綢）的吸引，又在對抗波斯人的背景下制訂了與突厥結盟的政策。張緒山認為在阿拉伯人崛起後，拜占庭與唐朝建立了外交關係，後者成為了拜占庭聯合抗擊阿拉伯人的物件。同樣是在這一時期，中國在向西發展。站在前人的基石上，唐朝對中亞展開了前無古人的經營和擴張。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和拜占庭得以較為密切地交流。或許正因如此，《中國與拜占庭帝國關係研究》一書中所介紹的5位作品涉及中國的拜占庭作家大致就生活在這一時期內。這5位作者分別是：生活在公元5世紀末6世紀上半葉的埃及希臘人科斯馬斯·印第科普萊特斯（Cosmas Indicopleustes）、查士丁尼時代的凱撒利亞的普羅科比、6世紀中葉的彌南德、6世紀末葉的賽奧凡尼·拜占庭、6世紀末7世紀初的賽奧費拉克圖斯·西摩卡塔。

科斯馬斯·印第科普萊特斯出生於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雖然上文中稱他為希臘人，但是他的父母只是可能是希臘人。他生活在查士丁皇帝（Justin，公元前518年—527年）時代。

在這個時代，拜占庭的上流社會——特別是教會階層追求——奢侈的生活，刺激了地中海東部貿易的復興。但是，傳統的絲綢之路上橫亙著強大的波斯薩珊王朝，它在貿易上佔據了絕對的壟斷地位。於是，拜占庭人不得不重視紅海水道，並利用它向東方展開商業上的探索。特別是紅海北部水域埃及地區的拜占庭商人，他們沒有放棄直接前往東方經營的努力。而科斯馬斯和在他之前的一名叫作索巴特魯斯（Sopatrus）的希臘人是少數抵達錫蘭而偶然在歷史上留下姓名的人。

科斯馬斯自稱自青年時代起就四處經商。儘管受教育程度應該不高，但他留下了關於地理學的著作。在他的作品中，有著對印度動植物和錫蘭島地理的詳細描述，表明他遊歷過印度西海岸和錫蘭。他也因此被稱為“印第科普萊特斯”（Indicopleustes），意即“航行過印度的水手”。到了晚年，科斯馬斯又出家成為修士，既從事對《聖經》的理論詮釋，又創作地理學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科斯馬斯是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的信徒。在當時的正統教派的信徒來看，他是異端，反之亦然。

在科斯馬斯的作品中，只有《基督教世界風土誌》留存至今。這部著作主要經兩個版本流傳下來，後來有學者將其整理為一個綜合版本。從這個綜合版本來看，這是一部神學與地理學的大雜燴。

《中國與拜占庭帝國關係研究》一書如此介紹《基督教世界風土誌》的中心議題：該書的中心議題是反駁基督教中的異端哲學關於地球為圓體的觀點，以《聖經》和基督教教父們的理論為依據，證明地球是一個長方形的平面，長度為寬度的兩倍。蒼穹從四面垂到地球上，猶如房屋的四壁；在北壁和南壁的某個高度上，一個半圓的馬車拱頂狀扁平頂蓬，在起拱點水平線上形成，蒼穹就位於拱點水平線上。蒼穹之下是人間世界，其上則為天堂，即未來世界。在這個長方形世界的中央，是由海洋包圍的人類居住的大地。在海洋彼岸靠近宇宙邊緣的，是人類未到訪過的陸地，極樂園位於這塊陸地的遠東處。從南向北、西方向的這個世界逐漸升高，達到一個龐大的錐形山的頂點，山背後即是日落處。太陽並不像異端哲學所說的那樣比地球大，而是比地球小。

儘管《基督教世界風土誌》的中心議題源自宗教上的異想天開與偏執成性，但它卻是科斯馬斯所有中國知識的結晶。在《基督教世界風土誌》中，科斯馬斯沒有像當時的許多古希臘羅馬作家一樣，稱中國為“塞里斯”或“秦奈”，而是稱中國為“秦尼扎”或“秦尼斯達”。筆者未能理解箇中原因，加上這方面的知識過於繁雜、枯燥和晦澀，所以在此不做解釋。科斯馬斯對中國的地理資訊有一定了解。《基督教世界風土誌》裡對中國的地理位置有一段描述。就是在這段話裡，科斯馬斯聲稱“產絲之國”（筆者注：《基督教世界風土誌》原文）位於印度諸邦中最遙遠的地方。

當人們進入印度洋時，它位於左側，但是遠在波斯灣和印度人稱為塞勒第巴（Selediba）、希臘人稱為塔普羅巴奈（Taprobane）的島嶼以遠的地區。他說這國家叫秦尼扎（Tzinitza），其左側為海洋所環繞。

上文中的“產絲之國”便是中國（秦尼扎）。科斯馬斯把中國描述為一個絲綢之國，在這一點上，他倒是和許多古希臘羅馬作家如出一轍。

上文中提及的塔普羅巴奈島（希臘人稱為塔普羅巴奈的島嶼）即錫蘭島。

在這段話中，科斯馬斯表示秦尼扎位於印度諸邦中最遙遠的地方，這似乎表明他認為中國是印度的一部分。不過這只是筆者的揣摩罷了，不足為據。

張緒山認為，科斯馬斯之所以這麼說，應該是因為他把包括印度恆河以東地區，中國的雲南省西部和緬甸北部在內的這一地區視為秦尼扎的邊緣部分。由於歷史原因，他要是把這一地區視為印度的一部分，進而認為秦尼扎位於印度諸邦中最遙遠的地方，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應該像其他希臘羅馬作家一樣，意識到了中國（秦尼扎）內地廣大地區的存在。

此外，在同一段話中更靠前的位置，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言論，就是“我們看到，有些人為可鄙之利不憚千難萬險到大地的盡頭去尋找絲綢”。考慮到科斯馬斯早年前往東方經商的經歷，這句話或許是他回顧早年時直抒胸臆的自嘲。

文藝復興時期西方人描繪的歐亞地圖

科斯馬斯可能還意識到了太平洋的存在。他在《基督教世界風土誌》中說過：“秦尼扎以遠既不能航行，也沒人居住。”在這本書裡，他還說：“秦尼斯達以遠再沒有其他國家，因為大洋從東方環繞秦尼斯達國。”如前所述，這裡的“秦尼斯達”是指中國。

儘管有學者認為，科斯馬斯信奉基督教，接受了宗教上的觀點，即人類居住的世界由大洋環繞一說，並由此推想世界最東方的中國東臨大海洋。因此，他並不真正知道這一點。但也有觀點認為，科斯馬斯是從早年商旅生涯中得知了中國的東部被大洋環繞的事實，從而更加相信上述這一來自宗教的說法。

如果科斯馬斯是真的知道太平洋的存在，那麼在希臘羅馬世界，他是做到這一點的第一人。而且就瞭解中國的地理位置而言，總的來說，科斯馬斯其實已經比較清楚了。所以在這個領域，也可以說他是希臘羅馬世界中的第一人。

科斯馬斯還對他在東方所看見的絲綢貿易有所記載。

在那個時代，波斯作為中國與拜占庭間不可逾越的中介者，“總是大量積儲絲綢”（《基督教世界風土誌》原文），在絲綢貿易中佔據了壟斷地位，令拜占庭人在生絲供應上得依靠波斯人。因此，如前所述，拜占庭人不得不重視紅海水道的作用，並利用它將自己的向東方展開商業上的探索。特別是紅海北部水域埃及地區的拜占庭商人，他們沒有放棄直接前往東方經營的努力。而科斯馬斯便曾是一名經海路前往東方的拜占庭商人。

在描述錫蘭島時，科斯馬斯表示該島地處中心位置，秦尼斯達和其它輸出地向該島輸出了絲綢、沉香、丁香、檀香和其它產品。雖然只是一鱗半爪，但科斯馬斯的記載仍為後人帶來了對古代海上絲綢貿易的驚鴻一瞥。它證明了那時的錫蘭是東西方絲綢貿易的重要中心。

在無數個世紀後，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也對這時的絲綢貿易進行了記載。他認為向錫蘭輸送絲綢的船隻是中國商船，中國商人在駛向錫蘭途中購得沉香、丁香、豆蔻和檀香，到錫蘭島上與波斯商人交易，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張緒山認為這個觀點有道理，同時，當時的中國船隻也足以進行印度洋航行。所以這位學者聲稱，斷言科斯馬斯的時代中國船隻已參與印度洋絲綢貿易，是有道理和根據的。

不過，他也認為東南亞商船佔有地利，在這一點上，中國船隻是遠遠不能與之相比的。所以，在中國與錫蘭間的絲綢貿易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應該是東南亞船隻。

在上文中，拜占庭人對中國絲綢的需求顯露無遺。為了得到遠方的絲綢，他們不惜花費錢幣購買。

外國商家將中國瓷器與拜占庭風格結合設計的產品

科斯馬斯在《基督教世界風土誌》中不無自豪地表示：“羅馬帝國還有許多安全保障：它是最強大的國家，它最早皈依基督教，在各個方面都為基督教各國的經濟提供服務。上帝賦予羅馬人特權的另一標誌是，從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所有國家都用他們的貨幣進行商貿交易，所有人都以羨慕之情接受這一事實，因為他們的國家沒有類似的貨幣。”

上文中的“羅馬帝國”在這裡指拜占庭帝國。不得不說，科馬科斯對國家的讚譽有誇大其詞之嫌。所謂所有國家都用拜占庭貨幣進行商貿交易顯然是錯誤的，充其量是科斯馬斯所瞭解的所有國家都是這樣的。至於“所有人都以羨慕之情接受這一事實，因為他們的國家沒有類似的貨幣”這句話，起碼前半句應該是科斯馬斯一廂情願的幻想。再者，延續自羅馬帝國的拜占庭帝國——或許可以將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合稱為“羅馬-拜占庭帝國”——也並不是最早皈依基督教的國家。最後，拜占庭帝國是最強大的國家一說也值得商榷。

不過，如他所說，拜占庭的貨幣確實流傳甚廣。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中國境內發現了上百枚拜占庭金幣，便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這些金幣主要集中在絲綢之路沿線；其中數量最多的就是公元6世紀上半葉的金幣；從鑄幣的年代上看，公元5世紀到公元7世紀中葉的金幣表現出很大的連續性。至於那些公元6世紀上半葉的金幣，則主要集中於拜占庭皇帝阿塔納修斯一世、查士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三位皇帝所在時期——這也正是科斯馬斯生活的時代。

或許，當科斯馬斯為拜占庭貨幣走遍天下而自豪時，也曾想過在遙遠的秦尼扎（秦尼斯達），這些象徵著上帝賦予羅馬人特權的標誌也能夠流入這個“產絲之國”的腰包。科斯馬斯對中國知識的涉及就在這幾個方面，文中對其的介紹到此告一段落。

下面要介紹的是查士丁尼時代的歷史學家普羅科比及其作品中的中國知識。

（未完待續。）

本文編輯：蘇布萊克

關於此處的“大海”是指何處，在學術界中存在爭議。較為有影響力的觀點有“大海”是地中海和它是波斯灣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