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為名義的民粹，以平等為名義的威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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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小炒特別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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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的托克維爾在代表作《論美國的民主》認為：“完全自由和完全平等的社會是理想型的，但現實中這是不可能發生的。如果追求完全的自由，就必然會產生不同階層間的貧富差距和不平等；如果想糾正這種不平等，自由就會受到限制。”

過去的蘇聯死於沒有自由的平等，如今的美國困於沒有平等的自由。

1

蘇聯的黃金時期

一個國家的強大和常青，其根本不在於航母、鋼鐵產量這樣的宏大敘事，

而是普通人的生活水平

。

從這方面講，蘇聯的顛峰是20世紀70年代，時至今日，俄羅斯的民意調查顯示，人們對70年代的穩定非常懷念，稱之為“黃金時期”。

1952年，普京出生於列寧格勒（聖彼得堡）的一個普通家庭，那是一個被二戰夷為平地、仍在重建中的城市。普京的童年是在一個

筒子樓

裡度過的，他家和另外兩家共用五樓。

廚房和廁所是公用的，洗水槽和煤氣位於走廊裡，沒有熱水和浴室，當然也沒有電梯，樓梯處耗子亂竄。普京一直記得，小時候經常跟玩伴們一起在樓梯間裡捉老鼠。

至今很多俄羅斯人都對這種條件惡劣的筒子樓記憶猶新。普京也對筒子樓怨念極大，2007年，他在一次軍事會議上稱筒子樓“令人噁心”。

在樂觀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薰陶下，蘇聯人民共同經歷了快速的戰後重建。當普京滿12歲時，赫魯曉夫的短暫“解凍”已經結束，

蘇聯進入勃列日耶夫的保守統治時期，其特點是社會穩定，政治壓迫和意識形態僵化

。

但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獲得逐步改善。

1967年，普京七年級畢業，公寓裡的那對老夫婦終於有了他們自己的獨立公寓，那是政府分配給他們的，他們留下來的房間就成為了廚房，

這是普京家第一次擁有獨立廚房

，那裡也成為普京與小夥伴們玩耍和聚會的場所。

1969年，普京父母在郊區的託斯諾買了新房，

這是普京

家一次擁有完全屬於自己的房子

。在這個住所裡，普京召集朋友們彈吉他、唱歌、聽唱片，冬天裡就滑雪。

與幾年前相比，普京的生活已經得到了檔次上的提升，逐漸

中產階級化

。

1972年，普京的母親去買飯時，師傅一時沒法找零，就給了她一張30戈比的彩票，結果居然中了一輛“扎波羅熱茨人-996”小汽車，這是很大的獎項。因為當時蘇聯的社會保障比較齊全，普京家裡也不太缺錢，母親就沒有把車賣掉，而是給了兒子。

普京擁有了人生第一輛車，這年他剛滿20歲。

1977年，普京父母買下斯塔什克大街的兩層公寓，舉家搬遷到那裡。

25歲的普京不僅第一次住進自己家的市區房子，而且還第一次擁有自己的獨立房間。

隨著普京住進市區，蘇聯無限接近與美國平起平坐的水平

。

在70年代，蘇聯不缺麵包，也不缺比基尼，伏特加與音樂不再是稀罕。它不僅在軍事實力上不輸美國，而且即使按照西方標準，

它的人民生活水平也是中上發達國家的水準。

勃列日耶夫在1973年就驕傲地宣佈：“

在我們看來，冷戰已經結束了

。”儘管這番話並不成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蘇聯的底氣。

隨著蘇聯步入顛峰，

美蘇關係從五六十年代的緊張轉向70年代的緩和

。美國希望結束軍備競賽，整個70年代雙方都在進行限制戰略武器的談判和軍備控制。

蘇聯的黃金時期，也給了西方國家很大的壓力。在緩和的70年代，西方國家都在國內推行雄心勃勃的社會改革，改善底層人士的生活。

2

表面繁榮的代價

由於沙俄長期的專制侵淫，蘇聯是一個十分注重

平等

的國家。

按照蘇聯的設想，不僅收入差別會消失，而且社會主義將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國家將進入一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

蘇聯實行高福利政策，

有三大免費專案：教育、醫療和住房

。蘇聯的學生從小學到大學期間，所產生的一切費用，全部都由國家來買單；蘇聯人民享受免費的醫療保險和衛生保健；住房也是免費的，只不過需要排隊等候。

“

人人上得起學、看得起病、住得起房

”，這種美好夢想，在蘇聯是可以實現的。就這點來說，當時的西方國家無人能及蘇聯。

70年代的蘇聯基本實現了人人有房的目標

普京出身於草根家庭，父親是工人，母親幹過保安和售貨員，但普京在1960年上小學時，就能接受德語教育，還能上課外輔導班，還能練習感興趣的搏鬥和柔道。50年後的中國父母想做到這點還是挺難的。

1970年，中學畢業的普京，想進入列寧格勒大學（蘇聯的“清華北大”）學習，但競爭相當激烈，與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相比，他沒有任何優勢，但他憑藉自己的非凡努力，當年成功入學，

沒有走任何後門

。

至於住房，普京從來沒有住過出租房，一家人從來沒有甲醛和付房租的擔憂。至於醫療，普京一家從來沒有發生因病致貧的事情。至於就業，草根應屆畢業生普京能進入克格勃。

普京一直對克格勃存在浪漫的幻想。

1965年，受蘇聯流行間諜驚險小說的影響，13歲的普京讀了後來被改編成電影的《劍與盾》（克格勃的別稱），還看了間諜電視劇《春天裡的十七個瞬間》，這部電視劇講述蘇聯間諜與德國法西斯的鬥智鬥勇。

他沒有經歷斯大林時期克格勃的恐怖統治，童年經歷了實行寬鬆改革的赫魯曉夫“解凍”時期，之後就是蘇聯逐步進入繁榮的穩定時期。而他所接受的教育裡，課本一直告訴他：

西方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邪惡地方，他們的生活不如蘇聯幸福，一直對蘇聯心存敵意

。

這使得他對克格勃的勇敢正義充滿了敬佩，將之視作保衛蘇聯的偉光正。

1975年，普京從列寧格勒大學法學院畢業，克格勃正需要補充年輕血液，負責人為他描述了一個現代而浪漫的國家安全機構。

在父母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加入了克格勃。

但是，真實情況令他大跌眼鏡。

克格勃把異見人士投入勞改營或精神病院，沒收國外刊物，干擾外國電臺廣播，完全控制本國人與外國人接觸，嚴格審查極少數獲准出國的蘇聯公民。克格勃所做的，

就是對全社會實行完全的控制

。

即便普京當上了總統，他也一直對自己的克格勃經歷諱莫如深

，不僅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談論工作細節，而且總是強調：“我對克格勃的看法來自浪漫的民間故事和工作人員的浪漫講述。”

當有記者問他當時是否知道克格勃在斯大林時期的肅反活動時，他回答：“說實話，我一點也沒有想起，一點也沒有。”

言外之意就是自己被忽悠了。

他並不認為這是一段光彩的經歷，總是逃避或為自己開脫。

普京在70年代的心路歷程，將蘇聯的利弊暴露無遺：

享受了平等好處的蘇聯人民，幾乎感受不到自由的氛圍

。

當普京在克格勃接受嚴格的訓練和秘密的工作時，隨著克格勃的權力日益增長，蘇聯正在變得越來越僵化，勃列日耶夫認為這是很好的穩定時期，但戈爾巴喬夫稱之為“

停滯時期

”。

本已狹小的自由空間越來越縮小，

批評的作家閉嘴了，展望未來的文字變成了歌頌過去的成就

。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批評家索爾仁尼琴在1974年被驅逐出境，他死後被稱為“俄羅斯的良心”，普京和梅德韋傑夫親自對這位“老公知”表達慰問。

“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因為批評入侵阿富汗，1980年被逮捕並流放至一個秘密區。他去世20週年之際，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表達了崇高了敬意。

當1985年普京前往東德的克格勃工作室時，驚訝地發現，這個國家只有1200萬人口，但克格勃擁有600萬份人員檔案，幾乎可以確認，

這個東德被一張巨大的監視網路覆蓋著

。普京不禁感慨：這樣一個死氣沉沉的國家形態，居然在西歐仍然存在。

蘇聯的親兒子都如此，蘇聯自己什麼情形可想而知。

毋庸置疑，蘇聯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一個

威權國家

。

蘇聯笑話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流行的，普京的幽默感和講笑話的本領，也是在這種氛圍中煉成的。這實際上是評論時政的一種特殊形式。

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勃列日耶夫的母親看到兒子豐富的汽車收藏畫，擔憂地說道：“噢，這些東西太漂亮了，不過，要是布林什維克來了那該怎麼辦呢？”

在這種情況下，平等也逐漸變質。蘇聯看起來沒有貧富差距和階級壁壘，很多平民草根都能進入官場，但以權謀私的泛濫早就將平等的外衣撕了下來。勃列日耶夫統治下的70年代，是俄羅斯學者公認的

特權階級“黃金時代”

。

權力不僅能帶來大量的隱形收入，而且充當了這種無形收入的保護傘，但蘇聯無人敢去捅破這層窗戶紙。

與其說這是一個平等社會，倒不如說是披著平等外衣的權力社會。

普京在東德看了一部1979年拍攝的諷刺電影《部長汽車的風波》，講的是一個東德工人的私家車太舊了，機緣巧合下換了一輛部長的舊車，很多人就以為開部長舊車的他就是一位官員，無意之間享受了很多特權待遇。

電影的目的是為了諷刺東德的腐敗，表面上開的都是舊車，工人與官員的物質享受差不太多，

但實際的生活待遇是截然不同的

。

在這樣一種權力體制下，

蘇聯既沒有自由，也喪失了原有的平等

。一個沒有自由平等的現代國家，自然是沒有前途的。

當勃列日耶夫在1982年去世時，蘇聯已經連續四年糧食歉收，經濟難以持續，蘇聯成為強弩之末。

勃列日耶夫之後，蘇聯連續三任領導人都實行寬鬆的自由化改革。只可惜，亡羊補牢為時已晚。

1989年11月8日晚，柏林牆倒塌，普京在德累斯頓的克格勃瘋狂地焚燒間諜檔案，普京回憶說，“

熔鋁都燒爆了

”。

12月6日，東德克格勃被憤怒的人群包圍，普京向當地的38萬蘇聯駐軍求救，卻得不到迴應。普京突然意識到：“國家已經不存在了，它已經消失了。”

兩年之後，蘇聯解體，震驚普京：“我以前信奉的一切理想和目標轟然倒塌。”

如果自由平等是普世的，是沒有錯的，那麼，先追求平等、後追求自由的蘇聯消失了，它告訴我們一個道理：

這個世界上，不存在平等之下的自由，只有披著平等外衣的威權

。

3

美國右轉

柏林牆的倒塌正式敲響了蘇聯的喪鐘，當普京在滿頭大汗地焚燒機密檔案時，一個叫

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AOC）

的小女孩，1989年在紐約布朗區的一個出租屋裡出生，出生地以低收入和高犯罪率出名。

如果這個時候有人跟她父母說，你們的女兒將會成為美國最年輕的

眾議員

，這個人一定會被認為是神經病。如果有人跟他們說，你們的女兒將會成為一名

社會主義者

，這個人一定會被狂噴“你才社會主義，你全家都社會主義”。

因為這個時候的美國，自由主義大行其道，蘇聯的頹廢更讓社會主義成為他們的嘲諷物件。也正是因為美國奉行自由主義，

出身底層的AOC一家人已經感受到階級躍遷的困難。

雖然美國沉浸在自由主義大獲全勝的喜悅中，不僅國內徹底走出通脹危機，步入經濟小高潮，而且最大的對手蘇聯，馬上就要崩潰了，但是，整個80年代，

美國的貧困率不降反升

，達到15%，居然比70年代還上升了3個百分點。

確實更自由了，但開始變得不平等了。

實際上，在六七十年代，迫於蘇聯的壓力，美國在國內實施了一系列重視底層的福利政策，去儘量彌補自由造成的不平等局面。比如，60年代，林登總統開始實行“偉大社會”改革方案，計劃用福利政策消滅貧困。到60年代末，美國貧困率從21%降至12%，這是他們貧困率的最低點。

美國年輕人更是興起一股“

新左派

”浪潮，要求打破少數的精英政治，建立追求平等的人民社會。AOC長大後的政治伯樂——桑德斯，就是其中一員。

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國深陷通脹泥潭，美國人開始質疑政府的平等福利政策，“

新右派

”開始崛起。隨著蘇聯入侵阿富汗，經濟出現危機，內政外交均出現嚴重困難，蘇聯的暗淡就為美國右轉掃清了外部障礙。

在復興的右派中，有一位崇尚自由的人贏得一大批追隨者，這個人就是里根。

里根的幕後支持者，

是一個人數不多但影響力巨大的富人集團

，其外圍則是尊奉哈耶克自由主義理論的知識分子。他們堅決反對聯邦政府的“再分配”政策，要求實行全面自由的市場經濟。

1981年，帥氣的里根上臺，於是，平等褪去，自由一統天下。

這場忽視平等的自由化浪潮，是美國今日之禍的罪魁。

4

顛峰的代價

1993年，AOC五歲時，克林頓開啟了全球化浪潮，

美國的資本和技術湧向全球各地收割財富

，美國的經濟紅紅火火，但AOC的父母正在為孩子的上學發愁。

教育，是窮人擺脫命運的最佳途徑，但父母目前的條件，只能讓AOC上“農民工學校”。她的父母不甘心，不願意孩子重蹈貧窮的覆轍，

全家到處借錢

，想盡辦法攢夠首付，買了一棟靠近白人區學校的房子，於是AOC得以去讀不算優質但彌足珍貴的小學。

在班上，她是最窮的那個，是被欺負和嘲笑的醜小鴨。放學後，由於父親依然在布朗區工作，她得以穿梭於兩個完全不同的生活區。

從小，她就對貧富差距有了最直觀的感受。

1994年，在女兒的再三請求下，父親同意帶著AOC去開始一段汽車旅行。到達華盛頓時，他們來到國會大廈，父親指著華盛頓紀念碑，對女兒說：

“

這是我們的政府，它屬於我們，所以這些都是你的。”

這個時候的父親，絕不會想到自己的女兒能在這裡當上眾議員，更不會想到自己的美國同胞們居然會暴力衝擊國會大廈。這些好的壞的，他都沒能看到。

AOC記住了父親的話，但她逐漸對這句話產生了懷疑。

整個90年代，美國經濟十分火爆，

迎來低通脹、低失業、高增長的“黃金週期”

，GDP在90年代末接近10萬億美元，增加1倍，獨佔全球30%。

但這一切好像跟自己家沒多大關係

。貧困的陰影始終環繞著AOC，她與同學之間的物質鴻溝一直在那，父母依然起早貪黑地幹著保潔、保安、司機等底層工作。

國家的經濟實力一步一個臺階，但家人的生活沒有上臺階，未能趕上國家的步伐。

AOC一家人的拮据情況，就是美國貧富差距擴大的縮影。

1980-2000年，美國最富有的20%人口，收入增加了20%；中等收入的20%人口，收入增加了8%；剩餘的60%人口，沒有增加，其中最底層的20%人口，收入還下降了。

這是因為，

全球化是美國富人的饕餮盛宴，不僅與底層沒多大關係，反而傷害了底層。美國上層與下層之間出現了利益上的背離。

《美國困局：貧富差距、全球化與民粹》

底層90%（紅線）的家庭資產與最富有的0。1%（白線）家庭對比

進入21世紀，AOC讀書很爭氣，考上了波士頓大學，獎學金和助學貸款能夠覆蓋基本的大學費用。家裡終於可以鬆口氣時，大二時她遭到一記重擊，父親得癌症去世了。家裡喪失了一大經濟來源，

母親只得更操勞了，每天工作更長時間，幹更多的兼職。

艱難完成學業後，適逢經濟危機，她找到的工作的工資並不高，但父親的早逝不得不讓她早早地承擔起家庭重擔。

房屋貸款和每月三百美元的學生貸款壓得她喘不過氣來

，為了償還債務，防止自家房屋被法院拍賣，她不得不一人身兼多職，還在一家西班牙餐廳調酒，一天連軸轉十八小時才換班。

直到她2018年當上眾議員，她的學生貸款也還沒還清，她才第一次享受健康保險。

當選眾議員後，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特茲（AOC）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表示：“我自己是個服務員……我充分理解美國普通工人階層的艱辛，因為我親身體驗過這份勞苦。”

可以說，

人生的前30年，AOC是在掙扎和拮据中度過的

。

而恰好就是這30年，

美國的國力到達了巔峰時刻

，全球無人可與之匹敵，GDP從5。6萬億美元增加到21。4萬億，人均GDP從2。3萬美元增加到6。5萬美元，被稱為“山巔之城”。

AOC的家庭生活與美國的光鮮亮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直接暴露了美國的一個真相：

國家變得強大的同時，貧富差距在快速擴大

。

《百姓向左、精英向右，民粹的美國在呼喚社會主義》

5

變革

儘管依靠自身努力，AOC在逐步改變自身命運，但是她強烈感受到維持生活水準的艱難，以及對上流社會的望塵莫及。

往上走很難，往下掉很容易

。

這種“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尷尬，

使得她堅持認為美國需要變革，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平等。

這也是千千萬萬美國人的想法。

2016年，美國的中產階級人數佔比已經低於50%，基尼係數來到了戰後新高0。481，當年的總統競選，由

變革

來主導。

在民主黨內部，民主社會主義者桑德斯後來居上，差點掀翻希拉里。

兩黨競選，許諾變革的特朗普意外擊敗希拉里，成為“黑馬”總統。

特朗普獲勝的第二天，奧巴馬和拜登都認為

民主黨忽略了工人階級

：

“我想我們的錯誤是，我們並不去談論中產階級的困境以及他們的憂慮。有關夫婦辛勤工作養家，每年掙10萬美元，還養著兩個孩子，對生活充滿了恐慌，這樣的話一句也沒有提及。而他們曾經都是我們的選民。”

“我不覺得他（特朗普）理解工人階級或者中產階級，不過他至少勇於承認了他們的痛苦。”

競選結束之後，AOC並沒有對特朗普抱有期待，而是投入桑德斯的懷抱，成為一名

民主社會主義者

。然後以草根的姿態加入美國的議員選舉，去對抗強勢的保守政客。

2018年的中期選舉，是時候為工人階級負擔得起的紐約來奮鬥了，AOC高調喊出“

他們有金錢，我們有人民

”，以弱勝強，擊敗大佬，

榮膺美國最年輕的眾議員，年僅29歲。

這個逆襲的劇本，幾乎所有人都沒想到。

AOC獲勝後，和男友來到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她還記得小時候父親帶著她駕車旅行來到華盛頓紀念碑對自己說的那句話：

“

這是我們的政府，它屬於我們，所以這些都是你的。”

或許是思念父親，或許是想起自己一路走來的艱辛，或許是感慨底層人民生活艱辛和富人掠奪財富的無情，

AOC在國會大廈前掩面而泣

。

當AOC用民主社會主義去衝擊美國時，

總統特朗普將變革許諾始終停留在口頭上，沒有為工人階級或中產階級帶來實質改變

。

工廠沒有回來、工人的工作崗位沒有回來，他們仍需每日和貧窮，房貸以及地鐵上的老鼠鬥爭。宏觀層面，美國的基尼係數依然在擴大。

出現這種困局的根源在於，

特朗普的逆全球化違背了美國的經濟格局和社會的經濟規律，無法改變工人階級的現狀

。

不滿、憤怒、找不到出路的美國工人，一步步走向激進的自由主義：

民粹主義。

他們不再相信自由民主，

轉而寄希望於利用自由民主去攫取政治權力和掠奪經濟利益

，用簡單粗暴的方式來“維護”自身權益。

《美國困局：貧富差距、全球化與民粹》

2020年8月2日，美國參議員、民主社會主義的領袖桑德斯釋出影片，呼籲民眾聯合起來，在即將到來的“美國曆史上最重要的選舉”中把特朗普選下去，“

我們有一個不相信民主、不相信美國憲法的總統，這個人不能再繼續連任下去了

。”

2020年11月，特朗普敗選，民粹總統沒了，

但民粹勢力依然在那

。

2020年11月3日，就在總統選舉投票的前一天，AOC毫無懸念地連任眾議員。那首哀嘆民生之多艱的美國民謠《God Bless America》，道出了AOC勢不可擋的原因，因為它的歌詞是這樣的：

I tell ya:This land was made for y

ou and me

我告訴你：這土地是為我們而建立

2018年AOC第一次當選眾議員後，來到國會大廈前，情不自禁地哭泣，耳邊響起的，就是這首歌。

AOC的故事和這首歌的歌詞發出了很多人的吶喊：

這個國，是誰的國？

只是她絕對沒有想到，僅僅兩年之後，2021年1月6日，民粹分子就齊聚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踐踏國會山草坪，這次輪到國會大廈哭泣了。親歷國會暴亂的眾議員AOC，回憶此事依然心有餘悸：“我以為自己死定了。”

小結

1月8日，沒有人比他更懂解體的戈爾巴喬夫，罕見現身媒體：“美國現在已經走向了分裂、‘解體’之路。“

1月21日，在拜登的就職典禮上，《God Bless America》的歌聲再次響起，那是人們呼喚平等的聲音。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對比了自由的危害和平等的危害，但他的最終結論是：“

自由應該得到保護

。”

死得透透的蘇聯已經證明，世上沒有平等之下的自由；那麼，是否存在自由之下的平等呢？歐洲、大西洋洲已經為美國給出了答案。

最後，終極之問來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各自遇到了民粹和威權的其中一個，如果一個國家同時遭遇民粹和威權，該如何化解？

自由萬歲！平等萬歲！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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