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的綱紀宿命：以利為本，以誼為用

北洋大時代道德篇（三百五十九）：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在北洋史上，軍閥之間對於“北洋團體”這一身份的認同度，絕對是圖騰一樣的存在。北洋軍閥之間維繫關係多是透過私人交誼，包括結拜、姻親、同鄉、同學及師生等私人關係。但是，以私人關係為紐帶，也決定了北洋軍閥分崩離析的必然。這些關係在軍閥維繫之中無疑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它們所起的作用，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重要。總的來說，這些關係具有趨利的“依附性”。各大軍閥集團之首領，總是試圖營造一種家庭或者類家庭關係的氣氛，在本來冷冰冰的利益關係上，覆蓋一層看似溫暖的薄幕。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數曹錕的成為執韁人後的直係軍閥。

當馮玉祥的河南督軍做不下去的時候，他便跑去向曹錕哭訴，曹錕說的一句：“你躲到我身後來。”這完全是慈父保護在外受了欺負的兒子的樣子。這種倫理維繫法，在北洋軍閥中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用人“多系私淑弟子，故能以舊式倫理觀念，維持北洋綱紀。”私人交誼在軍閥行為中的作用主要有兩個： 一是階梯作用，二是紐帶作用。所謂階梯作用，就是小軍閥或者宦客借這種私人交誼投靠大軍閥，希望獲得好處，在這裡，小軍閥是主動者，這種私人交誼作用於雙方建立利益關係之前。所謂紐帶作用，是大軍閥為了籠絡小軍閥而加強或者建立私人交誼。比如強調大家都是同鄉、同學或者師生，或者雙方結為姻親，大軍閥在這裡是主動者。

這種私人交誼作用於雙方建立利益關係之後。首先是已有關係如同鄉、同學及師生關係在直係軍閥維繫中的作用。直係軍閥對於省界的認同並不十分明顯，山東人、河南人、直隸人在直係軍閥中的位置並沒有大的區分，他們只有在與南方作戰時才自稱北洋團體或者他稱北人。然而這並不是說地域因素在派系關係中不起作用，王承斌的直隸人身份便使其在直奉軍閥關係中的地位極其微妙。一方面，當直奉軍閥雙方需要緩和時，王便以同鄉之誼前去談和； 另一方面，當直奉軍閥雙方關係緊張不可調和時，王又因同樣的關係受到排斥，即使其一再表示忠心也不能消除嫌疑。同學及師生關係的作用也不十分明顯，曹錕吳佩孚都沒有創辦什麼有名的軍官學校。其次是後來建立的私人關係，包括結拜關係和姻親關係。

在一個軍閥稱雄的時代，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互相結為兄弟從而形成一種類家族的關係，無疑對雙方都有利。這種結拜，如果發生在上下級之間，如吳佩孚和張福來，則使下級更加忠心於上級，如果發生在同級之間，如吳佩孚和馮玉祥，則是為了加強雙方之間的關係。這種結義兄弟關係的建立，使相互之間的背叛需要承受較大的道德風險，從而加強了軍閥集團的穩固。私人交誼在維護軍閥派系的團結和穩固方面起著獨特的作用，這種關係又具有依附性，這源於它們締結於利益關係產生之後，一旦利益關係發生變化，這種關係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吳佩孚與馮玉祥的兄弟關係，絲毫不能緩解他們在河南的矛盾，曹錕對馮玉祥父親一樣的慈愛保護，也不能阻止馮的背叛。總之，軍閥之關係行為準則，是以利為本，以誼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