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鮮于樞為什麼批評他的“書法”不及格！

鮮于樞《論草書帖》草書八行，無款。末行有“此伯幾真跡”五小字題識，左側另有“漁父詞”三字。

《論草書帖》較多地取法了《右軍十七帖》，高、書、時、粗、得、復、理等字都與之近似，行筆氣勢稍加豪邁，開始出現向跌宕開闊探索的傾向。用筆簡便迅捷，出鋒方式的收筆頻現，略有倉促感，蒼勁雄邁的典型特色還沒有充分展示。《論草書帖》的風格來源和形態表現與“五札”諸帖相類似，因此書寫的時期應該大體相當，即《跋米雲山圖卷》的1290年前後。

《論草書帖》的文字內容很有個性，鮮于樞表達了自己的草書觀：“張長史、懷素、高閒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閒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壞，不可復理”。

▲鮮于樞《論草書帖》區域性

鮮于樞認為張旭“時出法度之外”，是一種保留的態度；懷素“守法，特多古意”，可謂至高的肯定；高閒“用筆粗，十得六七”，是指由於技術環節差，勉強及格；黃庭堅“大壞，不可復理”，已不入眼了。

▲鮮于樞《論草書帖》區域性

值得注意的是，米芾在《論草書帖》中也闡述了一段看法：“…張顛俗子，變亂古法，驚諸凡夫，自有識者。懷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時代壓之，不能高古。高閒而下，但可懸之酒肆…”。

這裡除了對張旭更加不客氣之外，對懷素和高閒的評價與鮮于樞很類似：對懷素評價最高，缺點僅提到了歷史侷限。“高閒而下，但可懸諸酒肆”與“勉強及格”是相同意思。

▲米芾《論草書帖》區域性

鮮于樞對草書諸家的排序是：懷素第一、張旭次之、高閒更次之，至於黃庭堅，已被劃在線外了。其判斷標準是“法度”與“古意”，或者理解為“二王之法”與“晉唐古意”。張旭無可靠墨跡，暫不論。黃庭堅草書屬於創新，被力主“復古”的鮮于樞劃到線外，也可理解。從《千字文殘卷》看高閒書法，確實存在用筆不連續和節奏性差的缺陷。

▲米芾《論草書帖》區域性

以前有學者對鮮于樞這段草書論述理解不夠透徹，導致一些不當的演繹。如王連起在《鮮于樞及其書法藝術》一文中說：“…論張旭、懷素、高閒，就用張旭、懷素、特別是高閒法為之，並能做到心手合一，可見其才學之高、功力之深。鮮于樞居杭州後，收藏漸多，除前面言及的那些名帖之外，高閒的《草書千字文》亦在其手。《論書帖》就與高閒的千字文結體用筆頗多相似。所以朱彝尊有‘世所傳高閒千文及張旭書，大約多出其手’的推測。”

且不論鮮于樞《論草書帖》與高閒《千字文殘卷》風格的巨大差異，僅從文意看，既然鮮于樞認為高閒草書“十得六七”，屬於剛及格，怎麼會“特別以高閒法”為之，而且“心手合一”？拋開已經高度肯定的懷素，反而去向及格線上的高閒看齊，於情理上說不通，鮮于樞如果知道自己被如此“表揚”，一定會哭笑不得。

▲高閒《千字文殘卷》

至於清代朱彝尊的推測，也無任何依據，我們根據米芾、鮮于樞的評價對照高閒《千字文殘卷》，恰可證明這是真跡。朱彝尊文前面還有兩句“元自趙子昂書法盛行，相率習妍媚之體。獨鮮于伯幾以古瘦見長…”（《曝書亭書畫跋》），這一評價倒是準確的，而“古瘦”的特色來源正是懷素。

鮮于樞《論草書帖》在品評前人的同時，也是自己書藝的宣言，對於懷素的高度肯定也體現在其書法上。觀其《魏將軍歌》，無論是整體氣勢還是結字用筆，都模仿自懷素《自敘帖》，所達到的相似程度，在古人法書中可以說是僅見的。

近來有海外鑑賞家徐小虎的訪談，她說：“在唐代那個時期還不可能產生懷素《自敘帖》那樣的草書”。《魏將軍歌》這樣懷素書風作品的存在，說明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自敘帖》在宋元時代已經存在並廣泛流傳了，如果不是唐代已經產生，又能如何解釋呢？

▲鮮于樞《魏將軍歌》區域性

《魏將軍歌》與《論草書帖》模仿的痕跡都很明顯，依然屬於風格醞釀、試驗性質的作品。《魏將軍歌》行書落款，與正文風格節奏上形成極大的差距，從整體看很不協調，也是這種狀態的一種證明。另外，落款已經是後期行書特點，因此綜合以上理由，《魏將軍歌》的書寫時間應稍晚於《論草書帖》。

另按：吳斌指出，“此伯幾真跡”正下鈐有“河東司徒世家”印，可視為這五字書者。《論草書帖》後鈐有元代道士薛羲的“薛玄卿印”，薛氏昔為河東望族，可推知“此伯幾真跡”為薛羲題寫；薛羲在米友仁《瀟湘奇觀圖》後有一則題跋，結體略似“漁父詞”三字，所以此三大字也可能是薛羲手筆，左端《漁父詞》的正文已經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