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中產階級享受著革命帶來的紅利,還有四分之一窮人在受苦

引言

英國在19世紀中期各個方面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在經濟發展後，人們也更加註重生活的品質了。他們對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對於殘餘階層，他們幾乎享受不到那個時代所帶來的財富，窮人的生活簡單、擁擠、悽慘。

工匠階層的住房發展呈現出擴張趨勢，他們的住房不像“暴發戶”的別墅那樣排場，而是簡單的兩層式排房。這種房屋通常有四個房間，上下各兩間。房子不是很寬敞，也沒有華麗的裝飾，但是如果收拾整潔的話，也是很不錯的住處，比好多工匠原先住的那種廉價公寓要好得多。房屋帶有廚房，裡面有鐵製的爐子，前面的房間裡有壁爐，或許還有個沙發，幾個蘆葦做的椅子，一張結實的餐桌，樓上兩的房間都有床。所有的陳設都很簡單，

但是與農業工人居住的那種狹窄簡陋的小房子或者廉價公寓裡那種擁擠的單人房間相比有天壤之別

。工匠們的小樓裡既沒有抽水馬桶，也沒有裝著熱水裝置的浴室。不過，倫敦郊區的富人住宅裡也沒有這樣的設施。富有的倫敦人到了19世紀90年代才有了抽水馬桶，但是很少有人能有舒適的浴室。對於工匠們而言，廁所在屋外，洗澡在大浴盆裡，或者在公共浴室和洗浴室中。公共浴室和洗浴室遍及城市化的英國，

像公園、博物館和圖書館一樣成為城市生活的新型幸福源泉之一

。

從1850年到1870年，大多數城鎮都未能利用議會賦予的權力來消除他們所在城鎮中的汙穢和肆虐的疾病，結果死亡率幾乎沒有下降：在倫敦。不過，到了19世紀80年代，

公共衛生服務已經成為地方市政府中效率比較高的部門了

，衛生狀況的改善得到了保證：道路鋪平了，打掃乾淨了，並用煤氣燈照明，普遍修建了下水道，純淨的自來水流向了更多的家庭。同時流向這些家庭的還有日常的消費品。

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豐饒角如果不能生產傢俱、服飾、金屬器具、陶器、小飾物、食物、酒、菸草，就

絲毫不能施展它的本領

。19世紀70年代以後，中產階級的客廳有“社交型”沙發和“面對面”的沙發，都裝了很好的軟墊；有日本式的多邊茶几；精緻的壁爐架上擱著華麗的鐘表。餐廳有最新式的餐桌，帶有可以延長的活頁，雕刻精美的桃花心木餐具櫃，裡面擺放著來自斯塔福德郡陶器廠的各色器皿。藏書室裡鋪著華麗的地毯，掛著厚重的帷幔，精心製作的書桌上擺放著很多用來分書的小格架，還有帶圓形彈簧的包皮座椅，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發明，

成為中產階級崇尚享樂的主要標誌之一

。這個時代也崇尚舒適。有些圖書室裡有舒適的角落或者爐邊高背長椅，旁邊擺書的書架，飾以些許飾物和小古董。這些表面看起來都很昂貴，事實上並不一定。

看起來富麗堂皇的傢俱上的裝飾性外表往往是用紙裝潢的

。大批次的生產模式已經開始應用。有些天花板上細緻入微的雕刻其實是用橡膠澆鑄的，這是一種來自馬來亞橡膠樹上的材料，在沸水中會變軟，在室溫中又會變硬，看起來和木材一樣。

傢俱上也經常用它來模仿名貴的木雕

。當然，人們的喜好並非無可挑剔，不同地方、不同階級都有差別，甚至前後十年也不一樣。富裕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喜歡各種風格的建築和設計，常常認為比較折中的風格更加氣勢雄偉。

臥室也力求舒適

。用黃銅和鐵製成的床架是點綴的中心，夜壺上有華美的裝飾，洗濯臀部低淺浴盆可以用水罐注水。19世紀90年代之後有了抽水馬桶和帶有熱水管道的浴室。臥室裡厚重的桃花心木製衣櫥有華麗的雕刻和裝飾，衣櫥裡衣服塞得滿滿當當，因為

富裕的維

多利亞時代的人很講究穿著

。婦女的衣服很多。有白天穿的衣服，也有晚禮服，衣服設計精心，有帶骨架和墊襯的緊身胸衣，綴有很多刺繡的花邊。戶外的衣服是短上衣和披風，以及羊毛、天鵝絨和薄細棉布製成的外套；帽子有斗篷式的、褶皺式的和閃色絲綢的，手套有小山羊皮製的、小鹿皮製的和細羊毛的。

追求人工雕琢的美，而不是崇尚舒適

，這決定了婦女的服裝風格。緊緊束在身上的蕾絲胸衣和大大的花邊襯裙塑造出來的形體活像一個沙漏一一高胸、細腰、張揚的裙子——

這樣的美麗優雅是以健康、舒適和靈活性為代價換來的

。

在19世紀50年代裡，花邊襯裙被硬襯布襯裙取代，後者用盤成籠子般的細鐵絲把裙子撐起來。用絲帶系起來的緊身胸衣讓她們擁有纖細的腰身，襯裙把整個裙子撐了起來。維多利亞時代的婦女完全被關在籠子裡一旦是男子則不然。

他們的衣服以舒適為目的

。無論是白天穿的雙排扣禮服大衣還是晚上穿的燕尾服，他們一般都穿黑色的。顏色和樣式只體現在背心或者馬甲上，即使這些講究後來沒有了，人們習慣於用同樣的布料裁剪上衣、背心和褲子。亞麻襯衣上的荷葉邊也被丟棄了，領子改低了，領結向比較窄的領帶靠攏。這種服裝暖和且舒適，但是它的顏色深沉莊重，很適合律師或者忙於賺錢在郊區買別墅的商人穿。

工匠家裡的傢俱、服飾、瓷器和廚具無法和別墅裡的相提並論，但是他們也在追尋同樣的舒適安樂，他們從維多利亞時代的豐饒角溢位來的東西中獲益，使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他們的父輩和祖輩從未知曉的高度。

很多人，但絕對不是所有人，從英國經濟的極度繁榮中受益匪淺。

從1850年到1870年差距拉大了，就像從1800年到1850年的情況一樣。1870年，只有0。48%的人擁有全國26。3%的收入，10%的人擁有全國收入的50。6%。這10%包括殷實的中產階級，製造業者、大商人和收入在150英鎊到3000英鎊的職業人員。在他們之下是收入在60英鎊到150英鎊之間的中產階級下層，包括職員、布商、經理人、售貨員和會計師，再下面是熟練工和半熟練工的世界，如收入90英鎊的珠寶工匠和器械製造工，收入70英鎊的刀剪工匠和玻璃工匠，收入50英鎊的火車司機和棉紡工人

。在1868年至1873年經濟繁榮之前，熟練工和半熟練工的收入

一

直落在中產階級後面

，直到這時，他們的實際工資才漲了將近25%。1873年之後，世界糧食和原材料價格急劇下降，進一步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水平。

19世紀70年代也是技術工匠的時代。儘管他們的住宅越來越暖和，人口的擁擠程度降低，傢俱數量日益增加，

但是一般情況下仍然是陰沉灰暗的

。到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廉價的有軌電車和鐵路使更多雄心勃勃的工匠離開城市前往郊區——住進有五六個房間的排式住宅中，其中的許多住宅裝有別墅中才有的抽水馬桶和浴缸。

但是社會中更低的第四階層無法享受這些便利的生活設施，他們有時候被稱作

“

殘餘階層

”

。

英國的殘餘階層

殘餘階層數量龐大，成分複雜，特別是在倫敦

。19世紀中葉，它包括每天只工作部分時間的勞動者、失業的人、不能受僱的人、工資微薄的工人、街頭人士——包括沿街叫賣的小販、撿破爛的（年老的、得病的、孤兒）、小偷和娼妓——從字面意義上看，

他們是社會的殘餘

。他們住在貧民窟裡，有些以最低的工資為生，有些依靠微薄的救濟金，有些靠施捨和乞討，很多人則靠在垃圾堆裡撿食物或小偷小摸為生。他們住的房間很糟糕。在格拉斯哥，有將近1/3家庭是全家人擠在一間屋子裡，有時候一個屋子裡住著10個人或15個人，有些人住在沒有窗戶、只能在稻草上睡覺的屋子裡，

警察們認為這樣的屋子連豬都不能住

。在利物浦，有1/3的家庭住在地窖裡；在倫敦，每天都有80000人購買每晚或每週的票在又髒又不通風的宿舍中尋得一張床位；運氣更壞點的要在

橋洞或鐵道的拱橋下面過夜

。在倫敦，大多數工人擠住在曾經是漂亮的別墅、如今是失修的被進一步隔開的房間裡，還有的人住在灰暗陰沉的廉價公寓裡。在這些擁擠的房間裡，傢俱稀少、沒有自來水管和下水道，

住在其中的居民幾乎分享不到維多利亞時代的財富，而他們數量卻佔全國人口的1/4以上。

維多利亞時代中期，

許多忙於佈置自己別墅的人對這些貧民窟漠不關心

，就像他們對街上的汙水池、坑坑窪窪的街道、工作過度的童工和失業的困境一樣無動於衷。他們把兒童從礦場和工廠裡清理出來後，就忘記了在裁縫店和專門為別墅裡的婦女縫製裙子和漂亮服飾的婦女用品商店裡，很多兒童每天工作12、14、甚至16個小時。

他們也幾乎沒有為窮人做什麼事

情。1858年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1868年再次發生，

這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穩定

。在那些經濟蕭條的年份裡，失業的職員和工匠發現他們正滑向被剝奪了應有權利之人和無家可歸之人的行列。很多零售商和小製造業者面臨著破產以及貧窮的奇恥大辱。維多利亞時代的生活並非像那些堂皇的別墅和厚重傢俱的所表現的那麼可靠。無數郊區居民勉強維持著富有的門面，每年80或90英鎊的收入要精打細算，儘管如此，

他

們明白深淵——

城市貧民窟

——

就在腳下

。

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繁榮所產生的郊區，不但沒有把各階層聯結起來，反而加劇了他們的分化。

郊區不僅把別墅裡的銀行家與工匠屋棚裡的印刷工匠或機械工人分隔開來，而且分隔了郊區的工匠與普通工人和殘餘階層。在某種意義上，鐵路、有軌電車、廉價貨物和商業貿易將英國連成一個整體，將康沃爾、諾森伯蘭與倫敦連線起來，將消費者和消費者連線起來。但在另一種意義上，

新的交通和新的製造業又使社會碎化了，把各個階層分散在成分複雜且具有排他性的鄰里當中。

這似乎成為卡爾馬克思所預言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的肥沃土壤，這種階級鬥爭於1849年和1871年撕裂了巴黎，

引導德國工人去擁抱馬克思的社會主義。

但是，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沒有發生階級鬥爭。相反，英國雖然有嚴重的不平等和對下層的嚴重忽視，卻產生了一種社會共識。

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共識

革命性的馬克思主義未能爭取到英國工人。

從1842年憲章運動的革命暴動到1910年工團主義者的罷工，這期間，處於靜態的工人階級幾乎沒有對他們的僱主產生威脅。

中產階級甚至不再謾罵貴族。

如果馬克思聽到中產階級頌揚貴族是英國天然的統治者，看到工人們效仿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自立自強，他或許會感到沮喪。雖然不免有緊張和敵對，

但當時的確衍生出一種社會共識，一種階級調和，它的確使人們對作為社會根基的基本價值觀產生了相當重要的認可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社會奇蹟，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豐饒角是一個經濟奇蹟一樣。當然，社會共識的出現主要得力於經濟奇蹟，因為經濟繁榮是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社會大廈的四大支柱中最重要的一個。其他的三大支柱是福利國家的出現、維多利亞時代的無數種慈善事業、以及自立和恭順的文化。

結語

一個國民生產總值在1851年到1881年幾乎翻了一倍的國家可以令很多人欣喜，特別是在富人更富、工人階級也更富，他們的實際工資增長了35%的情況下。殘餘階層確實遭受了苦難，但一個更有作為的國家和慈善機構採取行動緩解了他們的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