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和解了，熱搜上的那個姐姐卻自殺了

《我的姐姐》爆了。

影片上映一週，票房5億，清明檔當之無愧的票房冠軍。

這個結果，她姐毫不意外。

畢竟，影片給足了吊人胃口的噱頭。

子楓妹妹變姐姐不說，還有了銀幕初吻。

陣容也足夠強大，肖央、朱媛媛做配，一舉一動都帶著生活氣。

更重要的是，這部片子觸及的是無數中國家庭逃不掉的議題——重男輕女。

甚至這次的導演、編劇、製片人均為女性。

一部「野心」明顯的作品。

結果，高票房卻並沒有和高口碑劃等號。

甚至，這部影片的評價十分兩極。

劇情在人淚點上蹦迪，卻也踩中了很多人的雷點。

豆瓣短評區，甚至有人毫不客氣地給這部影片送上一句“姐道”。

主要原因，是所謂“開放性結局”。

結尾處，導演將矛盾成功集中在了一個非常個體的、非常具象的小點上——“要不要簽字”。

這個結局設定足夠雞賊，我們後面再聊。

在她姐看來，影片更值得探討的是議題本身。

她姐很喜歡《我的姐姐》在議題選擇上的大膽和表達上的突破。

但觀影過程中狀態的幾度抽離，卻一再地提醒我——

影片極端戲劇化的情節設定，帶來了情緒最大化，卻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片的失真。

而這，或許才是影片最大的問題。

《我的姐姐》的故事其實很簡單。

一句話概括：父母意外身亡，剛剛畢業從事護士工作的姐姐安然（張子楓 飾），突然陷入了一個難題——

如何安置比她小了近二十歲的弟弟安子恆。

所有人都覺得她養弟弟天經地義。

同為姐姐的姑媽苦口婆心地說：「長姐如母，你現在首要的任務就是把你弟弟好好養大。」

藉由「姐姐要不要養不養弟弟」這個矛盾，創作團隊想要由點到面，呈現在重男輕女大環境下掙扎的女性困境。

姐姐安然，就是那個「點」。

因此在影片中，比起一個活生生的人，安然更像是一個「工具」——

一個各種重男輕女家庭長大女孩的困境集合體。

她存在的本身似乎就是個錯誤。

父母想要兒子，但礙於獨生子女政策，便想盡了各種辦法試圖鑽空子，比如讓她裝瘸子。

計生委偶然發現安然身體健康，安然被父親暴揍

再比如，試圖透過一些「意外」抹去女兒的存在。

小時候盼著她消失，大了則盼著她儘快回報家庭。

在父母眼裡，安然的夢想不值一提。

安然想要學臨床醫學，卻被父母偷改了志願，變成了留在本地學護理，方便以後「有精力顧家」。

家庭之外，在社會中安然也面臨著無數困境：被霸凌、被性騷擾……

這些地方，導演給的很輕，卻重重砸進觀眾內心。

被性騷擾，是她和姑媽表明不想養弟弟時，順嘴一提：「從小被表哥當沙包，被姑父看洗澡。」

被霸凌，是安然跟某同事起衝突後跟男朋友的一句告解：

「一個從小不在爸媽身邊長大的女孩子，當她被人欺負的時候，她打得贏要打，打不贏也要打。」

但影片對這些困境展現時，總帶著一種功利性的描述。

目的只有一個，讓你哭。

這種功利性地描述貫穿整部影片。

弟弟這個角色，是極其功利化和戲劇化的呈現。

一個年僅六歲的孩子，在姐姐表達自己想要去北京追逐夢想時，邏輯清晰地說了極其煽情的話：「我只有你了。」

以及，在姐姐痛經時，笨拙地給姐姐泡了一杯「紅糖薑茶」。

即便是篇幅極小的一個情節也是如此——

一個高危產婦為了生孩子寧願搭上自己的命，安然憤怒地追上去，勸丈夫、勸產婦、勸婆婆。

這一情景中，每個人的臺詞都瞄準了大眾「痛點」。

丈夫甩開安然：好不容易懷上了兒子，你說打就打？

產婦在安然告知「命沒了就什麼都沒了」之後，依然執迷不悟：我要生。

安然勸阻無望後，大聲吼出：生兒子就那麼好嗎？

全社會對女性全方位無死角的、系統性的迫害，此時集中到了安然一個角色身上。

這種設定帶來的震撼，和極其戲劇化的呈現，的確實現了情緒的推動，且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不少女性在觀影的過程不自覺就淚流滿面。

但，這種「哭」，是影片本身帶來的嗎？

不見得。

《我的姐姐》對這些傷痛的直觀呈現固然難得，可問題也顯而易見——

影片不是用一雙有溫度的手撫摸傷口，而是用一把冰冷的利器剖開傷口、展示傷口。

傷口被剖開，當然痛，當然哭。

只是，眼淚卻不是為了這失真的角色而流。

現實，遠比影片更加錯綜複雜。

多數中國式姐姐，面臨的是隱形的困境：

說不清道不明，沒有那麼多衝突，也不夠戲劇。

25年前的一部20分鐘的紀錄片，似乎將其展現了出來。

1996年導演李玉在東方時空的《生活空間》裡做的一期紀錄片——《姐姐》。

鏡頭對準了一個普通家庭，這家有對龍鳳胎，蕊蕊和峰峰，蕊蕊是姐姐。

但蕊蕊的姐姐身份，是被“賦予”的。

剖腹產前的一次家庭會議上，一家人商量之後決定讓女孩當姐姐，這樣以後可以照顧弟弟。

20分鐘的紀錄片，清晰看到一個女孩是如何「被成為」姐姐的。

“你是姐姐……”成為了掛在父母嘴邊的話。

姐弟有矛盾，即便是弟弟的錯誤，媽媽也永遠做姐姐的思想工作：

「你是個姐姐陪弟弟玩一會兒。」

「你懂點兒事行吧。」

「姐姐」的責任，是這個家裡約定俗成的東西。

好久不回家的爸爸回來之後，蕊蕊向爸爸抱怨，得到的是類似的回答。

「你是姐姐嘛。」

「姐姐」的身份，成了蕊蕊得到同等的愛的阻礙。

蕊蕊、弟弟、媽媽三個人出門，媽媽牽著弟弟，而蕊蕊一個人走在前面；

媽媽抱著弟弟看牙，蕊蕊也想讓媽媽看自己的牙，得到的卻是媽媽弟敷衍應付：你牙也不好。

有些偏愛顯而易見，還有些是無形但壓抑的。

紀錄片中有一段是姐弟在看電視上出現了分歧。

弟弟想看足球比賽，而姐姐想要看《獅子王》。

兩人爭執之下，弟弟拉來媽媽當裁判：「媽媽，你想看球賽還是《獅子王》？」

媽媽這次倒“公允”，沒有讓姐姐一味服從，而是採取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但媽媽說：

「少數服從多數，我和弟弟都看球賽。」

喊來爸爸，一樣的回答：

「咱家四個人，爸爸、媽媽、弟弟都願意看球賽，少數服從多數。」

所謂的「少數服從多數」，變成了讓女孩讓步的隱形壓迫。

一家四口的生活，無形之中朝弟弟的那一側傾斜。

這種「無形」的偏愛還有很多，敏感的蕊蕊不止一次提出自己的抗議。

但爸爸勸她：

「你倆都吃的一樣，穿的一樣的吧，你一個六歲的孩子，你就疑心這麼大。」

六歲的孩子說不清哪裡不對，她只能笨拙地反抗和表達。

她在地上打滾、硬撐著不上桌吃飯，弱弱地說「媽媽不喜歡我」。

最終，「不懂事」蕊蕊被爸爸領著找媽媽道了歉，這事才算翻篇。

至此，紀錄片結束。

短短20分鐘，不似《我的姐姐》那般有細緻的描摹、激烈的呈現和態度的表達和傳遞。

可一些東西不用表達，觀眾已經有了答案。

在這部紀錄片的豆瓣短評區，有人這麼評價道：

「看得滿是波瀾，觸目驚心。現實才最殘酷，因為你知道那不是演技。而是時時刻刻發生在生活之中。」

因而《我的姐姐》中最引起她姐共鳴的，不是主角安然。

而是寥寥幾筆勾勒出的另一個女性角色——

朱媛媛飾演的姑媽。

姑媽也是一個姐姐。

但姑媽身上沒有安然面臨的那種直戳人心肺管子的顯性歧視。

最明顯的，是奶奶對年輕時的姑媽說的那些話：「你奶奶說，我什麼都要優先我兒子來，你就不要想了。」

而其他關於姑媽的描述，都是一些極其細枝末節的東西。

比如她看著自己年輕時光鮮亮麗的照片苦笑；

將安然留在咖啡廳的咖啡倒進保溫杯後還要舔一下杯沿；

切西瓜時下意識將最甜的部分挖出來給外甥女……

配上她那雙疲憊不堪卻又若有所思的眼睛。

不用多說，我們就能感受到——

這才是真正在中國式家庭困境裡掙扎的姐姐。

談完角色，我們回到結局上。

電影最後，領養弟弟的家庭給了姐姐安然一紙協議，希望兩人之後永不相見。對觀眾來說，「籤還是不籤」是有正確選項的：

必須籤。

只有如此，安然才能把自己從重男輕女泥沼裡連根拔起，考研到北京，成為醫生，過上另一種人生。

結果，觀眾在漆黑影院裡，被導演結實打了一悶棍。

姐姐沒有簽字，帶著弟弟一起生活。

這個結局爛嗎？

並不。

實際上，無論安然作何選擇，她都是「幸福」的。

安然是「姐姐困境」裡最理想的一個案例：父母雙亡，弟弟還小，姐弟倆感情薄弱。《民法典》規定，父母雙亡時，未成年弟妹的監護人順序分別是：（外）祖父母、兄姐、其他願意擔任監護人的個人或組織。

「安然送養弟弟」有法可依：喪失父母的孤兒可以被收養，孤兒的監護人可以作送養人。

因此，姑媽的干涉只是情感綁架，安然擁有選擇權。

籤，她有法律做保障，不籤，她只出於愛，無關道德。

聊到結局設計時，《我的姐姐》編劇曾說：

「姐姐在不拒絕愛的前提下，依然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至於怎麼選，我們一直都在強調支援，而不是一種支配。」

這句話將電影圓了回來，卻也證明《我的姐姐》仍是給「現實姐姐」造的一場美夢。一旦把電影中父母雙亡變成父母健在，故事就會走進死衚衕。姐姐的「選擇」壓根兒不叫「選擇」，而是「被壓制」。

去年熱搜，有位姐姐被自己的父母告上法庭，只因22歲的她拒養2歲的弟弟。依據《民典法》規定，父母勝訴。

夢醒後卻無路可走，才是「姐姐們」更大的絕望。

前幾天的熱搜，20歲的姐姐，十幾歲就出來打工，父母離異後獨自養活兩個妹妹一個弟弟，不堪重負，意欲跳河輕生。

這對父母涉嫌「遺棄罪」，或將面臨重則5年牢獄，輕則罰款的懲罰。

然後呢？

父母會改過自新開始養孩子嗎？可能性極低。

姐姐困境解決了嗎？一點都沒有。

深陷「重男輕女」泥沼中的姐姐，需要的不是爽劇般的結尾，也不是空中樓閣般的「幻夢」。

她們要的很簡單，只是一束光——

那些真的將自己從沼澤中拔起，逃離出「姐姐困境」的女性，以及她們給出的與家庭「親情割離」的辦法。

這束光，電影給不了，但現實可以。

抖音Vlogger王慧玲有兩個弟弟，曾經也是一名「扶弟魔」，堅持擴大自己的生活，這是她的自救法。

她將自己比作「黑暗中當蚯蚓」，擺地攤、做服務員、創業女老闆，一節一節往前拱，去開拓自己的疆域。

從王慧玲的身上，我們會發現，姐姐和父母的關係，或許也不是非得你死我亡。

爭吵不是唯一的解決辦法，並非每個姐姐都是女戰士。

王慧玲找到了她與父母重劃分邊界，建立新次序的辦法：調教式溝通。

「重男輕女」的汙垢，跟隨著王慧玲一天天獨立，被她自己洗滌掉了。

只要姐姐們開始為自己努力，她們的生命裡沒有什麼事是做不到的。

這才是她們的希望。

《我的姐姐》這部電影，劇情有不少遺憾。

但不可否認，它是部勇敢的電影。

最起碼，它向大眾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女性視角，撕開了女性困境的一個口子。

它像一把刀，砍斷了「姐姐就該犧牲」的邏輯，喊醒了被「長姐如母」套牢的姐姐，也讓更多獨立出來的「姐姐們」被看到，被支援。

曾經以為姐姐就該懂事、偉大。

如今「姐姐們」發現，對她們負責的人少之又少。

這也是電影之於現實的意義。

對一部現實電影的討論聲量越大，改變現狀的可能性也更高。

韓國電影《熔爐》、《素媛》的故事、結局都是絕望的，但民眾對他們的關注卻推動了法律的進步。

韓國透過「熔爐法案」，延長了兒童性侵犯關押刑期，對趙鬥順做了「化學閹割」。

電影是引子，後面的路，將有觀眾、政府、社會來完成：看見姐姐們，幫她們解綁。

如何拯救現實中的姐姐，這是導演、編劇給觀眾提出的思考題。

我們可能無法因此設立「姐姐法」，但對姐姐的關注持續升高，將有可能推動法律對她們的保護。

這就是我們討論《我的姐姐》，聊電影、現實生活的意義。

不要讓「姐姐」只是被看見1個月，更不要讓「討論」消失。

討論和關注只要存在，她們混沌狀態就有更多吹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