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四川的源流（一）：“湖廣填四川”

我準備再挖一個大坑，寫一寫當代四川的源流。

每一名活著的當代人，身上都有歷史的印記。

有家族歷史的印記，如姓名。也有國家歷史的印記，如（政治）法律帶來的社會規範、教育帶來的共同記憶。

但這是一個多麼龐大的國家啊！不管我們如何想方設法把“國家”擺得隨處可見，我們真正能摸到的，只是“國家”這頭大象的一部分。

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在地”的。我想寫的，就是“在地”的歷史。

這段歷史不會回溯太久遠。因為，凡是能在博物館裡看到的，讓後人驚歎追撫的文明雅緻，都融入了大歷史的恢弘敘事當中。

而這個“在地”的歷史，時間跨度也許只是三百多年，但它塑造了“在地人”賴以交流的語言，構成了“在地人”賴以生存的工作方式，潛移默化了“在地人”的生活態度。

它是活著的歷史，是有跡可循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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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回顧的時間稍作拉長、眼光放得更寬，我們就知道把“安土重遷”當作中國人的民族性是天大的誤解。

為了躲避戰火、求生存、或追求更好的生活，中國人是敢於跋山涉水，甚至遠渡重洋的。否則如今數千萬的海外華人是從何而來？

中國內部的遷徙也是如此。

四川，這快四面環山，看似封閉安穩的沃土，在天災降臨、王朝更迭、異族入侵的歷史中，所謂的原住民早已湮沒於時間長河。正如李白詩云：“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

移民，已成為歷代川人血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光是“湖廣填四川”，歷史上就發生過兩次：元末明初的第一次，和清初的第二次。

而在史籍載備詳盡、在當代川人腦海裡、生活裡依然保留記憶的，就是由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發起的，長達一個多世紀的這次“湖廣填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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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段一兩百年，涉及數百萬人的歷史，非韋編三絕，不能觀其大概。

如今歷史研究也有相當之成果，我這篇短文就不詳細摘抄了。

實際上，民間的記憶與史料嚴謹構成的鳥瞰影象，有很大的差距。

光是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銳減，這口鍋到底是由張獻忠和他的大西軍，還是由清軍，甚至由吳三桂來負責（近些年瘟疫的角色也越來越重），在網上就已爭吵不休了。

“湖廣填四川”，這一名詞其實也是最早由民間而來，如今也常常聽到“要問祖籍在何方？湖廣麻城孝感鄉”一類的民謠。很多人就會認為，當代川人都是湖廣移民的後代，甚至十有八九都可回溯到麻城孝感。

其實據學者詳細研究，清代四川的移民與土著的比例，遠不是民間流傳的或是以往史料記載的那樣懸殊。

康熙時《四川總志》記載，順治十八年（1661）僅1萬6千多丁，8萬多口；康熙九年（1670）僅2萬5千多丁，合12萬8千多口。但這個數字大大低估了，據估計實際數字應該在62萬（《中國人口·四川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明末清初四川經過的戰亂時間之長，也是國內各省首屈一指。人口銳減也是眾所周知，以至於華南虎橫行於天府之國。但人是可以四處逃命的，尤其是在那個自然經濟為主的時代，只要有土地，就能生存。戰禍平息後，這些外逃的人必然有一大部分人回到故土。

而且四川地界也有這麼大，實際戰火也不可能覆蓋全川。張獻忠的大西軍五次入川，前三次戰爭影響較大的地區都是在川東和川北地區，後兩次雖影響到川南地區，但除了瀘州有激戰外，其他州縣是“迎降”。如順治三年，周士禎將嘉定城大門開啟，居民連夜出逃以致“全活甚多”。《蜀龜鑑》、《蜀海叢談》等都記載：“嘉眉之被禍猶輕也。”

因為沒有遭受戰火和屠殺，川南兩路明代的稅收和土地賬冊依然儲存。有清一代，出現了一個省兩種稅率的現象：政府在川南依照明代土地賬冊來收稅；其他地區根據朝廷的惠（移）民政策和實際土地狀況來收稅。

雖然在農業時代是“三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但川南地區無論是語言還是飲食，在川內都獨樹一幟。這顯然是保留了清代之前四川原住民的風格所造成的。例如在樂山等地區，獨特的入聲調，是外地人乃至外省人都一耳瞭然的。這些地區的飲食口味，更有傳統川菜偏甜的特點。

而到底土著和移民比例為多少，有學者根據族譜有過統計。從整個川省來看（包括重慶地區），清以前的土著比例平均在52。4%。

而且雖然叫“湖廣填四川”，但實際最早一批移民，其實還是來自陝西。其路線大概與秦國滅巴蜀後“移秦民萬家以實之”一樣。四川文化與三秦文化其實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源。如現代四川的釀酒技術，就很有可能來源於秦地，其中代表就是成都的全興水井坊，其創始人就是陝西鳳翔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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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

若以會館數量的比例推測，湖廣移民只佔外來移民的35%。

移民的詳細統計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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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清代移民的比例沒有很多人印象中那麼高。

之所以有如此印象，大概是大多數今人沒有家譜或沒有看家譜的習慣了，僅是來自於關於四川的一些歷史文化書籍，而這些書籍的作者，大多是成渝等大城市裡的文化人。這些大城市中，移民比例就非常高。如成都，可能高達90%。

這也是成渝話語權的一種體現。

當然這不是說四川是移民社會，完全是由話語霸權形成的“扭曲印象”。

畢竟，移民帶來的人力、技術乃至財富，都深刻改變了四川社會。

除了前面所說的釀酒技術，清代川南的鹽商以及相關的金融機構，移民都發揮了中堅的作用。這些主題，我將在以後的系列文章裡慢慢寫。

農業時代，會館是一個商人團體財富和實力的展現。正如吳好問《成都竹枝詞》寫道“爭修會館鬥奢華，不惜金銀億萬花”。

成都大慈寺旁的廣東會館

以數量來論，川北和川西北陝西會館比例最大。成都平原江西會館的比例略比湖廣會館比例大。原因是江西人善於經商，成都平原商業相對發達，江西商人在江西移民中比例更大，而會館多系商人捐建

洛帶古鎮的江西會館

相比之下，四川會館如川主廟等，在規模和裝潢上，是遠不及這些移民會館的，移民的經濟實力可想而知。

不管什麼時代，經濟基礎不僅決定社會地位，也改造著文化和生活。

這些移民會館，不僅留下了恢弘壯闊的建築實體（由於近現代的改造破壞，如今能看到的不足記載中的十分之一），也塑造了現代四川人的文化底蘊。

如川人的娛樂——川劇，就是在移民會館舉辦的廟會中，在戲臺子上誕生的

雖然當代川人的娛樂生活，與川劇直接相關的極少。但川劇的內容、語言和文化元素，都融入了現代四川人的生活，“日用而不自知”。

現代川菜，更是移民與本土碰撞所產生的“寧馨兒”。本號發過的文章《吃貨的自我修養：川菜的前世與今生》對此有詳細描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翻來看看。

此外，移民所造成的社會均等化，是近現代四川社會歷史變化的重要基礎。

也許更重要的，是清代大規模移民，將這個盆地本該有的保守、封閉的心態和文化，衝擊得搖搖欲墜。

這在近代的大歷史中，體現的淋漓盡致。經學革命來了，廖平被康有為模（piao）仿（qie）；革命大潮來了，鄒容的《革命家》早就寫出來了；“五四”運動之前，吳虞就直指父權和男女平等。

這些激進的種子，恐怕都有這移民文化的土壤在其間供其養分。

這些話題，就以後慢慢聊。

參考書籍：

肖平：《湖廣填四川》，成都時代出版社。

陳世松：《大遷移：“湖廣填四川”歷史解讀》，四川人民出版社

藍勇：《“湖廣填四川”與清代四川社會》，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