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通考》.王禮考七.君臣冠冕服章

《文獻通考》是一部詳盡的中國古代典章制度史，全書包括二十四門，三百四十八卷。其中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徵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輿地、四裔，凡十九門，因唐代杜佑編纂的《通典》，迄於天寶。天寶以前的內容，馬端臨就《通典》已有的材料加以補充；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另行續寫。其餘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等五門，為《通典》所無，全部是馬端臨蒐集新材料寫成的。

《文獻通考》取材極為廣泛，除了各朝正史、歷代會要、《資治通鑑》等史書外，還採用了私家著述的史書、傳記等有關典章制度的記載。這些史籍記載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敘事中還引用了很多當時臣僚的奏疏和學士名流的議論。這些奏疏、議論就是所謂“獻”。“獻”的意思是“賢者”。因為作者希望透過這些資料，對各項典章制度進行融會貫通、原始要終的研究，故取名為《文獻通考》。因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之雲：“大抵門類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為過之，非鄭樵《通志》所及也。”

三、《文獻通考》與《通典》比較

《通典》，由唐朝宰相杜佑編撰，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著作，在其影響下，唐代以後出現了不少的典章制度專著，其中就包括《文獻通考》。但是，《文獻通考》與《通典》相比也有很多的不同之處。

首先，在內容方面。馬端臨認為“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但“時有今古，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為此，他以嚴肅的態度另行撰寫。《文獻通考》分為田賦、戶口、徵榷、選舉、職官、樂、兵、弄、學校、錢幣等二十四門，在《通典》的基礎上廣泛地蒐集史料，詳細地加以考證，去偽存真，歸類分目，如：作者將《通典》的《食貨典》細分為《田賦》、《錢幣》、《戶口》、《國用》等八門；自《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等5門為《通典》所未有。《通典》以《食貨》為首，說明杜佑對國家經濟的重視；鄭樵《通志》移之於《選舉》、《刑法》之後；而馬端臨更將之列於全書之首，且增加為8門之多，可知馬氏對經濟的重視更超過杜氏、鄭氏。《通典》之《禮典》100卷，佔去全書1/2，而《通考》之《社郊考》則3門才60卷，不及全書1/5。又《兵考》一門，詳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敘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做到了“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以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語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如果“載之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辯而未當者”，他就“研精覃思”，“竊以己意而附其後”。

其次，《文獻通考》的寫作宗旨同《通典》大相徑庭。杜佑撰修《通典》的宗旨主要在於總結歷代典制的得失， 從中吸取教訓， 以便“將施有政”， 因而它只是一部政書， 作為唐朝政府施政時的參考；馬端臨撰修《通考》的目的主要在於研究歷代典章制度沿革的自身相因關係，並探索歷代典制不斷髮展變化的原因， 以尋求歷史的發展規律。因此《文獻通考》的側重點不在於總結歷史經驗而“將施有政”， 而是一部重要的學術著作。同時， 實際上，《文獻通考》的撰修， 不但吸收了《通典》之長， 而且上承正史志表， 下取會要的有益因素， 綜合而臻完備。因此可以說《文獻通考》的寫作目的和宗旨是完全達到了的。

可見，馬端臨是古代進步的史學家之一，他發展了杜佑所創立的新史書體裁，即以事類為中心敘述歷史發展的典制體，又推進了鄭樵所倡導的會通之義。《通考》與《通典》相比，從內容到形式都有所改變。因此，歷代學者對二書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見稱，《通考》以博通見長，各有獨到之處，應互相參證而不可偏廢。

再次，《文獻通考》有獨特的編纂特點。《文獻通考》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其 “文”、“獻”、“注”三者結合為一的編撰方法。馬端臨《文獻通考》的編著方法， 始終掌握“文”、“獻”、“注”三個原則。它基本上是將原始材料按門類排列，然後依時代順序一條一條地記載。《文獻通考》前面有《總序》（即《自序》）一篇， 可以說是全書的綱領。在《總序》裡，馬端臨提出了自己對歷史發展的看法。每一門類的開始又各有小《序》，簡要地說明設立這一類的意圖，並簡要綜述該門類所載內容發展演變的過程。書中內容，凡是作者稱之為“敘事”的部分，即“本之經史， 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 也就是《文獻通考》中的所謂“文”，亦即屬於“史”的部分，一律頂格書寫。凡是他稱之為“論事”部分，即“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 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也就是《通考》中的所謂“獻”，亦即歷代名流學者的“議論”的部分，一律低一格書寫。凡是他自己發的議論， 即“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 也就是《通考》中的所謂“考”，亦即馬端臨自己的考訂評論或對史事的獨立見解，一律低兩格書寫。每條材料前面，通常冠以“某人曰”；凡引用他父親之言，則作“先公曰”；他自己的意見，一律用“按”字來表示。馬端臨的這種“文”、“獻”、“注”三者結合為一的編撰方法，是創造性的史學編撰方法。

此外，同《通典》相比，《文獻通考》節目明備。馬端臨認為《通典》的不足之處是“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針對這一問題，馬端臨將《通典》的八典增為二十四考，總卷數也由《通典》的200卷增加到348卷。

《文獻通考》的這些編纂特點，是在《通典》的基礎上取得的，他具有較高的史才、史識，吸收前人的成果，反映了當時史學、科學、經濟發展的水平，體現了他那個時代的一些特色。